《柯鲁克自传:从汉普斯特德荒野到十里店》书影。英国人、犹太人柯鲁克(1910—2000)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柯鲁克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曾参加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作战。“二战”后,柯鲁克夫妇由英国共产党介绍回到中国,他们对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进行调查研究,写成了反映解放区抗日和土改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柯鲁克夫妇参与创建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他们在该校任教数十年,直至退休。2000年,大卫·柯鲁克在北京去世。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内立有柯鲁克半身铜像。供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冬春之际,每天早晨将孩子们送至小学和幼儿园,我便钻进多伦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开始本书的翻译。与以往的委托翻译不同,此番自我鞭策的过程中,尚不知未来的出版社在何方。初遇本书原稿,读了几章我便和作者家属说,让我把它翻成中文吧!于是得以拥有一段无目的的勤奋时光,沉浸其中已是全部意义。偌大的东亚图书馆寂静而宽广,最深处那张书桌总被我的资料占据,埋首其中,反复体味作者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保有的热忱与坚定,再抬头时,常见暮色四合,不由分说席卷了整个世界。
翻译本书的缘起可追溯至2011年。我和先生高初偶然与“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女士一家结识,从那年秋天开始了与时年96岁的伊莎白每周两次的聊天访谈。当时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伊莎白的丈夫柯鲁克先生曾在华北农村拍摄的照片。1947年至1948年,柯鲁克在十里店村考察土地改革期间留下了近千张照片,与以往“土改”主题的摄影不同,他的镜头细腻地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传统华北村庄方方面面的改变,以及村民们在变动中的生活日常。63年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内一间朴素的客厅里,伊莎白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浏览照片以唤回当时情境,讲述中夹杂的半个多世纪来对中国革命未曾停止的记录与重新认识,勾连出一个跨度长达七十年的原始资料体系。当这批资料逐渐浮现,其庞大的体量不禁令人惊叹:柯鲁克对一个村庄土改的全景式记录,只是两个与中国渊源甚深的家族的档案之冰山一角。
1915年出生于成都一个传教士家庭的伊莎白,中文名叫饶淑梅。她的父母在中国西南地区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父亲饶和美是创办华西协和大学的重要成员,母亲饶珍芳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蒙台梭利幼儿园并任成都弟维学校、成都盲聋哑学校、加拿大学校校董,饶珍芳同为传教士的姐姐也在这一时期来到了中国。1938年作为国际纵队成员被派往中国执行任务的柯鲁克,在成都与伊莎白相遇,并将基督教家庭中这个业已动摇的大女儿,成功转变为自己的同道。夫妇两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回到中国,考察土地改革的同时观察着掌管解放区的新政权,原计划8个月的考察结束后,他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参与创办南海山外事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至此正式投身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并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从20世纪初开始,柯鲁克和伊莎白两个家族的各自成员以书信、日记、手稿、照片、工作记录、会议记录、采访记录、随感、新闻报道写作等形式,持续留下了大量与当时社会状况相关的珍贵文献,借此不但可以尝试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者眼中的中国革命,也可窥见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剧变在不同人群生命中留下的痕迹。
在这批卷帙浩繁的材料当中,静静躺着一部柯鲁克先生的自传。自20世纪90 年代改定完稿,此书隐蔽于作者生前身后的无数荣誉之下,未曾为众人所知。初读之时,便很难不被作者生于英国、长于美国、毕其一生事业于中国的传奇经历所吸引,当读到他经历了曲折之后仍饱含深情写下的对中国人民的情感——“我从盲目的忠诚、天真的理想、不切实际的期待中解放出来,并没有走向不同政见,而是走向了现实……尤有这里的人民,才是我的中国”,任何一个读者,想必都为之动容。他在动荡世界中对信仰的坚守,富于理性的反思能力,较单纯而未经痛苦打磨的天真信念,更加动人。但在其一生的行迹与心迹中,最令人感佩的不是他所持有的信仰本身,而是改造世界的热忱。20世纪70年代末,获得平反的柯鲁克被任命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顾问,当他得知“顾问”的职责是“顾”(提建议)和“问”(提问题)时,便说,那我已经做了几十年“顾问”了。他曾将自己比喻成一只到处叮咬的“牛虻”,永远无法停歇对一个更好世界可能性的探索,无法停歇对创建更好世界的真诚努力。
本书原稿完成近三十年后,我能够获得与作者跨时空“朝夕晤谈”的机会,首先要向作者的夫人伊莎白女士致以深切的敬意。自2011年起,我目睹了岁月在这位人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育的重要开拓者身上留下的印记,也见证了她终生投身社会实践的积极与坚强。为了能继续参加各种讨论与社会活动,105岁的伊莎白每天散步数次以保持身体与头脑机能,她紧抓楼梯扶手,不无艰难地数着“一、二、三……”向上攀爬的样子永远印在我心中。201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伊莎白获得我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友谊勋章”,她在人民大会堂入口处从轮椅上站起、自己走进颁奖现场的那一刻,令人欢呼赞叹!作为本书作者的哲嗣柯鲁先生、柯马凯先生、柯鸿冈先生均生于中国、长于中国,虽然是深目高鼻的洋面孔,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参与程度,丝毫不输绝大多数国人。对于我作为译者冲动的热情与毫不客气的任务摊派,他们给予包容和一如既往的信任,而且分担了全书的译校工作。在作者亲属之外,要感谢中国美术学院的高世名老师,他是尚不完备的初译稿的最早读者之一,除了鼓励本书的翻译,高老师及中国美术学院多年来对柯鲁克、伊莎白及其家族研究给予巨大支持。本书得以从个人化的翻译体验转化为公众出版物,首先要感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志毓兄。两年前一次闲聊,志毓兄偶然得知本书情况,便以青年学者推动研究事业的敏锐与热情,将本书介绍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为译者,无论在从事这一劳作时是多么盲目,终究怀有将打动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的隐约期望。除此之外,翻译亦是汲取人生力量的重要源泉。每当生命中阶段性的迷茫复现,我习惯于向翻译求助,深入书中人物的命运与情感,深入历史的复杂与浩瀚,借此获得何以度此生的些许思考。2018年的冬季格外漫长,当春天终于降临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外的草地上,我也按照计划,于五一劳动节当天完成了全书的初译。为了庆贺,也为了遥寄对未曾谋面但相伴多年的柯鲁克先生的敬意,我特意从最深处的书桌换到临大窗的那一张,用整整一小时,看窗外春天的乌云裹挟着春雷和闪电从头顶掠过,又从远方不断涌来。
【译者系中国美术学院高等艺术教育研究方向博士,泊岸(Riverbank)摄影文献研究中心联合创办人、总监,曾编著《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与高初合编,2016)、翻译《现代艺术150年》(2017)等】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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