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永
刀郎的新歌专辑《山歌寥哉》,是当下热度超高的音乐文化话题,网络八方对它的评价空前热烈,好评远多于批评。有幸处在这个传媒开放和言论自由的时代,一件艺术作品一经问世即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传播,这对于艺术创作及其传播来说,都是大好事。不过一件艺术作品历史价值,并不一定在当世即能完全生发与凸显,尚待未来时间的检验。对待这样的中国当代音乐的重要事件,接受者既不应盲从,也不必回避,当理性地面对、审视和反思。在笔者听来,这是一部艺术构思完整、艺术形象鲜明的组歌,有其个性和特色。本文拟对这些作品的音乐创作手法,略作梳理分析和个人解读。
整体而言,《山歌寥哉》的创作,兼具传统与现代的两面。一面借鉴民间艺术,继承传统;一面适应现代文化语境,创制新作。
第一,《山歌寥哉》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
作品的题材内容,均源自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山歌寥哉》中的10首歌,主题均来自《聊斋志异》。“题命篇章,悉有所本”,每首歌都依托了一个文化典故。这些典故,在民间广为流传,如“颠倒歌”“南柯一梦”、聊斋“画皮”“画壁”等,具有艺术的想象性和现实的隐喻性。这部专辑的新歌,大部分歌词与诗经里面“风”,有相似之处,集中书写两个重要的主题:社会现实,唯美的爱情。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继承。
“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刀郎的歌曲,既是美诗文,又是真山歌,它们植根传统,关注社会,情真意切,雅俗共赏。如:《序曲》的4句歌词,“九州山歌何寥哉/一呼九野声慷慨/犹记世人多悲苦/清早出门暮不归”,对整个专辑,具有明确主旨的点题作用:关注社会,体恤世情,为山歌的真性情唱出了新的时代共鸣。其他各首歌曲的歌词内容,大多是力图表达对现实的关怀,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精神。
与刀郎新专辑相关联、值得延伸关注的是,蒲松龄原创有十多部“聊斋俚曲”,题材大多是民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故事情节多是揭露社会丑怪、批判时弊的,充满对人民的同情。“聊斋俚曲”的曲牌采用了当时的各种“时调”,如耍孩儿、银纽丝、叠断桥等,乐风质朴,歌唱性强。这些艺术传统,是否也为刀郎所关注和学习,暂不可知。但刀郎新专辑的种种做法,倒是与“聊斋俚曲”有相似辙迹和同工之妙。
《山歌寥哉》在音乐写作方面,直接宣誓了自己的民族音乐立场。专辑中每首歌曲的曲调,均以中国各地的民族音调为基础。在每一曲的标题中已有直接明示:1.《序曲》,广西山歌调;2.《罗刹海市》,靠山调;3.《花妖》,时调;4.《镜听》,闹五更调;5.《路南柯》,没奈何调;6.《颠倒歌》,栽秧号子;7.《画壁》,绣荷包调;8.《珠儿》,河北吹歌;9.《翩翩》,道情调;10.《画皮》,银纽丝调;11.《未来的底片》,说书调。
这些民间音调,大多属于中国传统音乐中有名的“同宗民歌”曲调,如《绣荷包调》《银纽丝调》《闹五更调》等,皆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有广泛的地域传播途径,能够引发广大听众对民族音乐母语的自然亲和感。
《山歌寥哉》的创作,对这些民间曲调的驾驭,非常从容和熟练。从调式的处理来看,新专辑的11首单曲,其中有9首羽调式(或小调式),一首徵调式,一首宫调式。基本遵从了民歌原曲的基本调式。整体上,抒情笔调和婉约底色比较突出。旋法的构建和组织,11首歌曲都继承了各自民间音乐的“基因”,有民歌主题的直接借用。如:《罗刹海市》所用东北“靠山调”,我们对照靠山调的民歌旋律,不难看出二者的亲缘关系。在民歌原调中,以角调式居多,音乐围绕骨干音“3”进行。《罗刹海市》尽管收尾落音在羽调式上,但整体上还是在角调式上发展。
在整个专辑中,最能直接触动人心的,当是《花妖》。该作品事奇而情深,曲简而韵长。音乐采用了明清时调《孟姜女》主题音调,同时还泛采江南时调,也有越剧中的小调,以徵调式为主;时调是明清时期时兴、时尚的流行歌调,属于俗曲类,遍及全国各地,流行于城镇。《花妖》的旋律对民歌曲调进行了变化处理,但我们仍能听得出《孟姜女》《送情郎》等民间时调的音乐元素,具有典型的江南民歌风格,温婉抒情,缠绵悱恻。
《颠倒歌》也是专辑中可听性较强的一首单曲,歌中对江南民间音调的运用很明显,主要借用了江苏民歌《拔根芦柴花》(栽秧号子)。在歌曲伴奏的处理上,保留了民间音乐的一些伴奏手法。如:歌曲《珠儿》的旋律比较“散漫”,典型的说唱式风格,但它的伴奏直接用了河北吹歌旋律,由唢呐吹奏,时不时地穿插其中,为说唱声音“托腔伴奏”“跟腔伴奏”,或在空隙处“补腔”。乐队的民族乐器音色,间插演奏的“吹歌”曲调,紧打慢唱,具有很强的民族风的标识性。
第二,《山歌寥哉》在传统音乐文化基础上的创新。
笔者认为,评鉴艺术作品的创新性,可以从三个维度探究:其一,艺术家自身创作历程中的阶段性创新;其二,与本国同时代的同类艺术家相比,显示出的个性化创新;其三,与世界艺术领域的相比,显示出的超越时空的普适精神。这几点,在《山歌寥哉》中都有所表现。
当然,单一地继承,难以为继,须“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刀郎对传统的诗词和音乐,并不是完全地进行“描红”,而是有消化、有化合,“化”的渐进过程,就是新创推进的过程。刀郎歌词中的世界,穿越在历史的千载百年中,词曲集合,化合变通,创造新意,专辑中都有一定的体现。
《山歌寥哉》的歌词,是刀郎超越自己过往创作的新诗歌,具有“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个性特征。专辑中的大部分歌词,虽然借托或脱胎于《聊斋》,但已植入根本性的个人创造思维,穿梭在古今文学语境中,不乏充满奇思妙想和时空穿越感的现代诗句。新的词曲,都在原生因子的“诱导”中生发出新的魔力,触发听众对歌词的想象和对旋律的沉醉。
《山歌寥哉》音乐的创新,体现在各首歌曲对民间音乐的借用,都是老酒入新瓶,传统音乐元素有效地融入新歌音乐的自由运动中。
其一,运用组歌或套曲形式,精心设计和构建整体艺术形象。虽然在专业音乐创作中对组歌或套曲形式的运用很常见,但在流行音乐创作中却不多见。借喻古代文学经典《聊斋》,“师出有名”,但更多的是书写作者自我的艺术世界。新作多了一面“观照”之镜,增添了新的审美形象和听歌意象。如《镜听》的歌词,就对《聊斋志异》原作中的内容有很大的引申改变。
其二,音乐本体写作中的多样化突破。节拍变化多样。伴奏与旋律在节奏上“不同步”。伴奏音乐摇曳不定,爵士风。对民间曲调的运用,既是音乐作品底色的铺垫,也有曲中关键处的“点睛”呈现,在多首歌中,总是会听到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旋律,它们成为歌中的“亮点”或“好听”乐句。刀郎把这些民族音调很巧妙地“渗入”歌中,不露凿痕,加固了歌曲的“山歌”气质。
《序曲》中的广西山歌旋律,整体风格的再造而不脱原山歌意境。歌曲中,与4句歌词演唱相衬托的,是大段的器乐,起到了延伸音乐结构和渲染艺术氛围的作用。自由舒展的管乐(合成器)音色穿插其间,与歌曲旋律形成“对唱”。
歌曲《花妖》歌唱的尾声部分,采用了二部对位手法,但并不是简单的二部和音,人声和二胡的旋律各自具有独立性,听上去犹如两个若即若离的生命影子,是歌中最有标识性的旋律,有画龙点睛之效。
《画壁》对“绣荷包调”的运用,比较直接,歌曲旋律运用了原民歌骨干音,但不是很明显,在间奏和尾声中,二胡独奏旋律基本上就是陕西民歌《绣荷包》的主旋律。《画壁》,绣荷包调,商调式。民歌原曲在歌曲旋律中并不直接显现,是经过消化了的化合运用。但在间奏和尾奏中,以琵琶、二胡演奏,对原山西民歌《绣荷包》的旋律进行了变化处理,这种器乐穿插乐句,与歌曲主旋律形成对比,强化了新创歌曲的民歌风。
《翩翩》,道情调,羽调式。借用了江苏的民间说唱《蓝采和度妻》中的音调,原民歌曲调是“基因”,通过“化合”后的新作自成一体,酿成了刀郎鲜明的个性风格。
《画皮》,银纽丝调,羽调式。乐队有爵士风,民乐与钢琴相配,在对比中相融。
常言道,“记得旧句子,变成新文章”,音乐创作何尝不是在这样的原理下运行的呢。民间音乐是创作的基因、细胞,通过引用、衍生,获得新生,催生全新的作品。《山歌寥哉》对民间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不是简单的“制作”,而是再生的“创作”。作者消化了原作,创造性地渗入到新作内部,最后“长出来”新苗。这就是艺术创作中“制作”与“创作”的根本区别。
刀郎的创新,既体现出他在自身音乐创作的不同阶段作出的创新探索,也体现在他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整体上的突破,当然,《山歌寥哉》是否契合世界性的音乐解读之道,我们正期待着。
艺术的欣赏、品鉴、评论,固然有接受者自己的喜好和自由,但也不必为创作者(歌者)画地为牢,限定其艺术倾向,更不可无端地过度阐释并生发出格外的目的和意义。新时代的新音乐,需要多元音乐文化生态的滋养。新创音乐作品,不管是展示个性的浪漫乐派,还是曲高和寡的古典艺术,还是炫彩民风的通俗音乐,都是新时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广予世人共赏共享。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武汉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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