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龙：让病人充分有尊严地选择、对待自己的生命｜仁心守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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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吴一龙
肿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IASLC杰出科学奖获得者
广东省医师协会（GDMDA)会长
广东省人民医院（GDPH）首席专家
广东省肺癌研究所（GLCI）名誉所长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
2018-2022年临床医学领域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前任理事长，现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国肺癌靶向治疗的领军人物，领衔撰写我国的肺癌诊疗指南，创立了我国的肺部肿瘤临床试验合作组织，最早提出和构建肺癌单病种多学科管理模式和个体化治疗措施，最早提出中国肺癌患者的基因变异特点，推进分子靶向治疗的应用，使我国肺癌靶向治疗一跃而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研究力量之一。
广东省肺癌研究所素净的走廊上，一幅“攻坚克难抗肺癌,乘风破浪历廿载”的疾行狂草格外引人注目。
“每一天都在面对挑战，每一天都在克服困难。”工作中的吴一龙总是精力充沛、乐观高效，给人以积极的力量。谈起自己投身近40年的肺癌研究领域，他更是神采奕奕，眼睛里流露出别样的光芒。
吴一龙（中）投身肺癌研究领域数十载。
从医：选没人想去的肿瘤科
1956年，吴一龙在汕头出生。上世纪70年代初，他下乡插队，度过了6年的知青生涯。期间，他被抽去当小学代课老师，语文、算术、英语都教过，客观上推动了他的自学成才。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出，“当时只想着能有书可读，上什么学校都可以。”考虑到当老师跟医生，不管什么时候都有饭吃，吴一龙在志愿中填写了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医学院。他潜心苦读，最终被中山医学院录取。
吴一龙耐心地为患者答疑。
上大学后，吴一龙除了认真学习各科知识，还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办黑板报、写散文、做社会工作。他和同学创办了一本叫《中国医学生》的杂志，每期都有当时知名的医学家专访。吴一龙印象最深的是采访我国精神病学的奠基人、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创始人伍正谊教授，还有跑到哈尔滨采访当时有名的前列腺治疗专家。这些医学专家的故事吸引了很多人，“今天很多人记起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中国医学生》。所以我的出名，不是我的技术，而是我办的杂志。”吴一龙打趣地说。
读书时，吴一龙经常听到宿舍对面的肿瘤医院里传来患者家属悲伤的哭声，老师也常说，面对癌症这种不治之症，医生往往有心无力。吴一龙心想，当下的无能为力或许正是自己的用武之地。1982年12月，吴一龙大学毕业。虽然当时有“金眼科，银外科”的说法，他却毅然选择了成天跟死人打交道、没人想去的肿瘤科。
当时条件很艰苦，吴一龙在胸腹肿瘤科，许多又脏又苦又累的事情都是他干，他记得最高纪录是一天抱了6条尸体。科主任李国材是全国有名的肝胆专家。吴一龙最难忘的是一次做手术，患者肚皮刚打开肝脏就破裂大出血，李教授一下子把手按下去，一边止血一边想办法。后来他累了，就换吴一龙上手压，想到一个办法，就上来试一下，就这么折腾了10个小时，吴一龙的手都麻木没有知觉了。这件事也让吴一龙深刻地意识到外科风险原来这么大。
好学的吴一龙很爱别出心裁地创新。为了科学普及医学知识，他和同事创办了《家庭医生》杂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本性启蒙科普杂志，也是最早的健康科普读物，受到大众的喜爱，每期发行量都在300万份以上。
攀登：留德打开一扇窗
1986年，出国潮掀起，吴一龙很多同学都出国深造了，他也想考出去。终于，德国的女王基金会要资助一批中国医生去德国学习，吴一龙拿到了一个名额。1988年他顺利出国，当时离他本科毕业才6年。
德国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治学态度，温暖的人文关怀，让吴一龙受用终生。一天，他跟着老师去听手术安排。办公室里坐着两位白发老人，看起来像是老教授，因为穿白大褂的医生们都在边上恭敬地站着。医生们针对患者的片子、病情逐一发表意见，然后轮到那两位“老教授”，他们说：“听你们讲完，我了解了我的病情和治疗方式，也知道了你们的态度和相应的利弊。”原来，他们不是“老教授”，而是那次讨论方案的患者，最终他们选择了医生推荐的治疗方式。
吴一龙深受震动，“原来医生应该这么当，科学严谨地告知，让病人充分有尊严地选择、对待自己的生命”。
吴一龙的人文观彻底打开了。从此，他的一切工作，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完全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以患者为中心。
吴一龙正在查房。
1997年，吴一龙看了当时《英国医学杂志》上一篇文章，说肺癌病人手术后做放疗，不但不会减少死亡率，还增加了21%的死亡率。他大吃一惊，因为自己的临床实践都是告诉病人，做完手术为了保险加个放疗。吴一龙非常不解，又看不太懂里面的分析图表，后来请教了德国的老师，才知道叫做“Meta分析”，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循证医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循证医学，就是遵循证据的医学。循证医学的出现，打破了过去肿瘤治疗以个人经验、经验医学为主的诊疗思维，创造了全新的肺癌治疗体系。吴一龙回国就创办了《循证医学》杂志，开讲循证医学课程，被称为“中国肿瘤学循证医学之父”。
2000年，吴一龙主编的第一本书《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理论与实践》，摒弃了“剪刀加浆糊”的拼贴方法，按照循证医学的理念，从临床查问题，然后找证据，每一节都把证据都列在前面，由于很多数据都要从英文书籍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这本书写得很苦，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人都说这本书对他们影响很大，这也是我在某个阶段发挥的历史作用。”吴一龙说。
变革：世界肺癌克星首张华人面孔
20年多前，只有满足手术条件的肺癌患者才有救治机会，手术患者的整体生存率约30%，许多中晚期肺癌几乎没有一个病人能够活过一年。“这种情况激发了想对肺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我从事肺癌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初衷。”吴一龙说。
吴一龙在新方法新技术应用上总是快人一步。针对肺癌诊治临床“出手”时机总是太晚，他鼓励使用低剂量螺旋CT，让肺癌早发现、早干预成为可能，早期手术的5年生存率可达95%以上。然而，依然有50%以上患者无法实现早筛，属于发现即晚期，如何提高这50%人群的生存率？
吴一龙全神贯注地进行手术。
靶向药物的出现，让吴一龙看到了新的治疗方向，他积极为患者争取国外新药的使用，并将目光转向研究致病“驱动基因”。通过临床案例观察，以及对比美、日研究中第一代靶向药吉非替尼疗效的差异，他设想驱动基因或许存在人群差异。于是，吴一龙多方组织研究力量，开启全国第一次基因检测，发现中国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达44.5%，日本韩国等也陆续发现类似情况，继而证实了靶向药对东亚人种有着特殊有效性。
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界有着巨大影响，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肺癌治疗指南。在2015年第16届世界肺癌大会上，国际肺癌研究学会授予吴一龙“杰出科学奖”，称赞吴一龙为“代表着肺癌研究历史上的中国贡献”。
创新，拥有自己的东西，在吴一龙看来是最关键的。此后，他带领团队研发了更多的靶向药，推动靶向治疗不断进步。到2020年，中国批准的12个肺癌靶向药，有8个是吴一龙牵头研究的，彻底改变了我国肺癌精准治疗无药、少药的局面，他也被称为“中国靶向治疗之父”。现在，吴一龙已有不少超过生存期长达10年的患者朋友，第三代靶向药奥希替尼等，已经可以让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88%，这归功于吴一龙团队孜孜以求的临床科研探索精神。
吴一龙带领团队推动靶向治疗不断进步。
龙的精神是奋发进取，自强不息，这在吴一龙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随着靶向仿制药越来越多，他又把研究放到肺癌脑转移等新的领域。在2023年欧洲肺癌大会（ELCC）上，吴一龙团队首次公布了新型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 TKI）Zorifertinib（中文通用名：佐利替尼，代号：AZD3759）在脑转移和脑膜转移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显示出较好的疗效，且安全性更可控。
仁术：“龙哥查房”走向全国
“医乃仁术，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2002年12月，吴一龙调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到任第一天就定了规则：每周三下午由他主持病例会诊。
“当时有一个多学科会诊，最出名的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查房，每次查房，大专家都坐在前排，所有人都来参加。我也想确定这么一个会诊制度，并坚持下来。”2013年到2017年，吴一龙参与制定了全球多学科治疗的规则，其中包括如何组织，架构应该怎么做，每个病例做出决定之后，如何来做出最后的决策，决策的执行结果如何等。
这套规则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应用后，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每周三都有很多各地的医生赶来参加会诊，而从他们提供的病例中吴一龙发现，循证医学用到临床还有鸿沟，很多人表面上讲得头头是道，到了临床上就做不到。吴一龙萌发了一个想法，从2021年起把院内会诊改为“广东大会诊”，把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专家群扩展到整个广东省，然后由各地提供病例，他们来剖析病例，提出治疗方案，还有未来该如何做。一年下去，这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品牌。2022年，吴一龙又把“广东大会诊”扩大成“中国胸部肿瘤大会诊”，从广东走向全国，每次线上都是四五万人，影响非常大。
“大会诊”制度对提升全国基层医生规范化诊疗能力起到极大的作用。2022年伊始，通过对近20年来发生在大会诊期间的经典病例专家查房、病例探讨、循证诊疗精华进行结集、归纳，《龙哥查房——吴一龙教授肺癌典型病例循证思维应用》出版面世，全书共选取典型病例30个，覆盖肺癌的早、中、晚期，内容涉及高龄患者术后多发病灶的治疗，还有鼻咽癌等合并症的治疗等棘手的肺癌临床问题，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和启发，寻找每一个患者的个体最佳治疗方式。吴一龙表示，《龙哥查房》系列丛书还将继续创作下去，他希望丛书能对医疗同道有所启发，对临床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吴一龙十分重视医术的传授。
大医厚德，精博至善。“治疗癌症靠的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团队力量。”吴一龙十分看重医术的传授、医德的传承。每年的师生聚会，吴一龙和妻子李扬秋（暨南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会与大批学生共聚，大家自称“龙的传人”“秋的果实”，感恩恩师的知识传承，让他们形成了主动去发现问题、创造证据的思维方式。
从将肺癌变成慢性病到“可治愈”，吴一龙的愿景逐渐成为现实。作为国内外大批医者望尘莫及的高峰，每一名患者仍是他心中的牵挂。
“抗癌新药研发是以研究为中心的试验，而不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不能入组的晚期患者大概率将迎来悲剧性结局。”自2017年开始，吴一龙团队筹备并启动了一项为不能入组晚期肺癌患者提供“同情用药”的临床试验，并在肺癌罕见基因突变HER2组别中取得了研究成果。今年7月，这项成果发表于国际医学顶级期刊《自然医学》上，该项研究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报道的，具有真正意义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临床试验。不仅首次提出了一种对于罕见基因变异患者的全新临床试验模式，未来的新药、新技术研发，也有望给予“不能入组”患者群更多的医学关注，让最广泛的患者群体及时享受到医疗科技进步带来的获益。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要达到不低于46.6%的水平。“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吴一龙说。
【对话】
记者：免疫治疗是重塑肺癌治疗的一个模式，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近10年的进展。您认为肺癌早期防治的关键是什么？
吴一龙：最近10年我们对肿瘤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实际上跟肺癌有很大关系，我们提到的免疫治疗，跟很多人提到的抵抗力高低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免疫能力指的是我们体内一部分能够对抗癌细胞的细胞被抑制了，我们要把它解放出来，让它发挥战斗力来对抗肺癌。2018年我们团队在中国首次告诉大家免疫治疗能够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这是专门针对没有驱动基因改变的病人的。对于没有基因突变的病人，我们也有可能让他的肺癌变成慢性病。25%左右的病人用完免疫治疗之后，体内的癌细胞能够杀得一干二净，这也是近几年重大的改变，这也再一次印证了我之前提出来的两个目标，把晚期的肺癌变成慢性病，把早期的肺癌变成可治愈的疾病，这就是我们团队这几年在做的工作。
目前所有的癌症里面，只有几个知道成因。比如说肝癌、宫颈癌跟某种病毒相关，打疫苗可以预防。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癌症大部分还不知道成因，以前说吸烟是非常重要的肺癌诱发因素，但现在肺癌特别是女性很多跟吸烟没关系。有研究表明，跟空气污染的pm2.5有很大关系。今天来谈从根本上预防肺癌，还为时尚早，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尽早地发现肺癌。
我们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螺旋CT，就能够及时发现肺癌。过去提倡的是如果抽烟超过20年、每天抽一包以上的，就属于危险人群，要去筛查。但这几年我们提出来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家族史有没有人得过肺癌。如果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得了肺癌，那么你得肺癌的几率比正常人要高7倍左右，也列入高危人群。这种筛查非常简单，每年一次低剂量的螺旋CT才花不到两三百块钱。
记者：许多肺癌病人吃靶向药后可以把病情控制得比较好，一部分人用药一两年后会产生所谓的“耐药性”，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吴一龙：肺癌患者如果有EGFR基因的驱动突变，用靶向药效果一般都不错，但是大部分病人会出现耐药，原因之一可能是其他基因出现了突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如何去克服这个耐药的问题。在靶向治疗当中，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非常深刻。20年前在用第一种靶向药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50%左右的病人会产生“耐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第三代药物去克服，第三代药物之后有可能再次出现耐药，我们会继续去寻找它的产生机制。我们的团队一直走在全球最前沿，不断研究和发现这些机制，这是人类跟癌细胞不断博弈的过程。“耐药”确实会给病人造成一些恐慌，但实际上无需过于担心。
记者：您以前提到过我们的肺癌诊疗其实跟国外还是有一定差距，您认为现在这个差距还有多大？
吴一龙：我国最顶端的一批医生的治疗水平跟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已经是非常接近了。我们的优势是病人非常多，所以临床积累的经验比他们多得多。但是由于对循证医学的实践不同，所以还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源头创新上我们还是非常落后。现在用的微创手术，几乎绝大部分设备都是国外的，虽然国内也能生产一部分机器人了，但是比起国外差距还挺大，现在大多数诊断设备，还是依赖进口。药物也是，很多人家发明出来的药物，我们还只是模仿、追随，只不过近几年模仿的速度快了很多。这种源头的创新导致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还有差距。
二是国际上把疾病证据跟医疗保险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美国FDA批准的适应证，他们的医保能马上覆盖，而且如果不按证据来，医疗保险是不会付费的。而我国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跟国际接轨，很多药物一出来，我们中国有了，但是因为经济的问题病人还用不起。医学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还涉及社会管理，这方面我国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我们肺研所的路子跟国内其他研究所稍微有点不同，强调量到了一定程度就应该求质，在国内非常多的理念概念都是由我们首先提出来的。比如疫情之前，我们已经在全球率先提出“药物假期”的概念，就是有些病人可以吃一段时间后不用吃药了，大家都觉得这个非常好，耳目一新。所以我经常要求学生，每次讨论病例都要分析这个病例是特殊的，还是有普遍规律的。如果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就要挖掘它的共性，把它总结提炼出来，拓展开来。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提多学科治疗，其实就是要学习这种新的理念。
记者：您如何理解医病医心、救国救世？您对医生的初心使命是怎么看待的？
吴一龙：医生这个职业本身决定了他是一个跟命运抗争的人，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医生的职业要求就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因为他不光是治病，更是救人。这几年国内外医学都朝着这个目标在前进，比如有一年我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那年的主题就是“以患为师”，这也是一种新的理念。从医必须讲人文，当医生的所有工作，从人文角度去考虑你的研究对象、决定你要对病人采取的措施时，你的天地就变得特别宽，你能做出很多老百姓非常欢迎的改革和变革。我们不但要治病，我们还要治疗心，还要让病人一起来跟病魔战斗。
有一个病人，我去查房的时候，他问我：“吴医生我这病能不能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跟他说我们一起努力，朝着最好的目标前进。这句话本来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位老人家跟他家属说：“今天查房我觉得最高兴就是听到吴院长一句话，他没有说我好还是不好，他说我们一起努力！”所以病人其实是我们治疗疾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定要把病人作为一个主体参与到我们的治疗里面进去，这才是医学所真正需要的。
记者：这几年人工智能不断赋能医疗领域，对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起到了很多的积极作用，它对医生这个群体有哪些影响？
吴一龙：人工智能未来肯定是全面参与到医学的方方面面，这个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比如ChatGPT，它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非常快地弥补我们思维上的很多不足，会改变我们医生很多习惯。还有仿生技术，也是人工智能一部分。今天我们对人才的培养，就是鼓励尽快掌握这些新技术，把它作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厉害，因为从小就接触计算机，所以我觉得不用过于担心。关键的问题是要尽快把技术赋能的意识灌输给年轻医生，我们今年8月份的中国医师节，会以未来5-10的医学技术展望为主题。
记者：您创办了肺研所，并且把它的优势带到了全国。对于在肺癌的精准治疗上继续引领世界前沿，有哪些蓝图计划？
吴一龙：肺研所成立到现在已经20年，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做了几件事情。一是我们一直站在科学医学发展的最前沿，包括刚才提到的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二是涌现了一批年轻人才，他们现在已经挑大梁，在国际国内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更年轻的一代，我叫他们“龙三代”，也已经茁壮成长，很多都崭露头角。提到未来蓝图的话，我觉得一是要继续保持世界前沿地位，二是要让这个事业源源不断地前进，这两个是永恒的主题
在学术上我们也要更为个体化、更为精准化。目前早期肺癌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88%，我们不能过度治疗，也不能治疗不足，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如何用更精准的方法让病人接受更精准的治疗，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一整个总体的目标。
虽然肺研所医生非常多，研究方向非常多，但是每个人都有独当一面的研究方向，我们把很多医生按照疾病的分型来分组，称为分子分型，每个组就是专门负责和探讨针对某一个基因突变如何进行治疗处理的。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个医生永远会接受到这方面综合知识的培训，在他自己研究的领域认知会非常深，对病人是非常有利的。这就是未来的蓝图，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做到更有高度、更有深度。
记者：您一直都很注重对年轻一代倾囊相授，培育接班人。您对新时代的年轻人有什么寄语？
吴一龙：最近的十几年到未来，会是一个加速度的发展，对年轻人来说，首先是要保持我们旺盛的求知欲，保持不断地学习。现在我到了这个年龄，每天还要读文献，还要做很多功课，才能保留我们对新知识新视野的敏锐度。其次，单纯学习还不够，我们要知道时代的潮流进展，有哪些基本的技术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最后我觉得所有年龄层一定要加强英语能力，现在很多人觉得学英语没用，我非常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你不懂英语，你如何看外语文献，如何获取新知识？抱有求知欲、拥抱新事物、学习好英语，我觉得这几点对年轻人的成长是最关键的。
《视界》栏目组
“仁心守初心”系列
统筹：陈海燕
策划：林琳
本期拍摄：卢志科唐勇军
本期后期：卢志科
本期包装：陈春霖
本期支持单位：
广东省肺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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