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夏3》正式官宣，麻园诗人“赫然”在列！

如果你还不认识他们或者对他们了解得还不多，我们诚心推荐你看一看这篇文章。

他们为什么叫“麻园”？为什么爱谢天笑？为什么“恨”二手玫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万字长文，一篇解惑，值得收藏再读。

2023 年 5 月 25 日，昆明，横跨两年的巡演终于结束。

演出结束后，团队和乐迷都激动不已，他们心里把这场收官演出看作是一个仪式，一场加冕礼。

十五年前，苦果和自己组建的麻园诗人乐队从昆明出发，经受无数个第一次：第一场演出，台下只有七个人；一次表演时，被人轰赶下台；还有一次，被邀请演出，到了一看是在一个村子里。

那时苦果留着一头长发，年轻、粗粝、躁动，就像他们早期的音乐。苦果在昆明出生，昆明长大，在天津念完大学后回到昆明开始玩摇滚。他们在昆明一个叫麻园的城中村排练、演出，取名时仿照鲍家街 43 号，选定了麻园两个字，翻遍字典又想了许久，才加上了“诗人”。

2023 年再回到昆明时，他们已经由当年的“暖场之王”，进化成拥有庞大乐迷群体的摇滚新力量。

那天晚上，演出现场人满为患。鼓手林潇觉得，他这辈子可能没办法再有第二次这样的经历了。唯独苦果，内心平淡，“好像我就是不怎么激动。”演出时，他的耳返坏了，很长时间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觉得当晚自己的表现并不算好。

事实上，他也不过是在这场演出的两个月前才被调音师说服演出时戴耳返。之前这些年，他一直固执地听着现场的演奏直接开唱。他零基础闯入摇滚世界，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中会认为一些专业的要求更像是束缚。这也是很多乐队早期的特色：现场大于编排，自由超过规则。

在苦果心里，他对昆明的证明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那一次，演出还没开始，苦果就决心让昆明看到乐队的成长。那时，他们已经签约了厂牌，成为一支成熟的乐队，发了圈内关注度颇高的首张专辑《母星》。乐队组成更加专业，演出效果更加出色，喜欢他们的乐迷也和登台的机会一样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是一支为了活下去到处走穴接活儿的草莽乐队，不再仅仅是平时少有演出，逮着机会就往天上躁的热血青年了。

到 2023 年 5 月，这场迁徙全国 39 个城市的巡演结束后，他们已经又进化成完全不同的另一支乐队了。“现在回头看，前面十多场的完成度其实很差，很对不起前面的乐迷，甚至说第 25 场都不如第 30 场好。这个巡演，把乐队好好磨炼了一下。”

这是典型的苦果，他不断修正，经常自信，却又时常“心虚”，他担心对不起乐迷 150 块的门票钱，演出越来越好后，他又开始觉得前面的乐迷吃亏了。

苦果的经历是一个很多人都幻想过能在自己身上上演的故事：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位摇滚歌手的作品，当即决定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然后从零开始，拿起吉他，一路跟随内心的驱使，一步步走到聚光灯下。这个故事在当下显得有些不计后果，也有些稀缺。

十几年前，在天津读大二的那年暑假，没有回老家的苦果稀里糊涂地跟着同学去北京看了一场“拼盘”演出，听到了谢天笑，在这之前苦果根本没接触过摇滚。看完演出，回程的路上苦果已经开始盘算买什么乐器、如何成为“第二个谢天笑了”。

没有基础、没有乐器、没有物质的支撑，只有一个自己想要去的方向。苦果开始了 15 年的跋涉。

苦果一口“云普”，唱歌时嗓音更加独特。有乐迷说，苦果长了一副时刻濒临破音但总不会破的嗓子。这让他的音乐欣赏起来有了门槛，跨过门槛又不太好去模仿。他歌唱爱情，歌唱孤独，歌唱卑微，歌唱磨砺，歌唱理想，歌唱坚强，甚至歌唱齐达内。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给人触动，推动人有力量前行，治愈他或者陪伴他”。

这跟很多人印象里的摇滚乐很不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摇滚乐进入中国，新鲜的编排，刺激的旋律，加上直击人心的歌词，一股摇滚风潮风靡一时，变幻的巨浪在一个个年轻迷茫的身体里冲撞，转化成那个年代特有的音符。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习惯他者视角，似乎只有苦逼着唱才有那股劲儿。

到麻园诗人这里，慢慢变了。他们关注个体和内心，喜欢从“我”出发看世界。乐迷也变了，听崔健长大的人已经开始操心养老和医保；听谢天笑的大多人到中年；而听麻园诗人的甚至还没有走出校园，他们有的是时间、激情和体力，一路追随乐队巡演的脚步在城市间辗转，连听好几场，将用不完的多巴胺、荷尔蒙、内啡肽掷于虚空中。

这转变是时代的年轮，有人批评当下国内摇滚乐精神的丧失，骨骼的软弱，丧失了坚硬与锐利，走向了通俗和流行。就像批判诗歌和文学。一切都在变，似乎只有批判才是不变的主题。

但新的就是新的。麻园诗人的所有词曲都出自苦果，最开始的东西很粗糙，也很高产。苦果甚至一度以粗糙为荣，他平时不怎么社交，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创作上，写歌也快，有时出去溜一圈就会有很多新的旋律和想法。

▲ 从左至右，他们是：鼓手林潇，贝斯姬唯，主唱苦果，吉他余小强。“无论是鼓手、贝斯还是吉他，每一个都不能太弱”

这三年，他和乐队又经历了很多，有疫情，有分合，有反思，有改变。这些经历让苦果越来越会审视自我，让他逐渐变得柔软、包容。这个年轻时“粗糙的直男”开始关注群体和外界的变化，写歌时想避免“我”的出现，去追求“更深一点”的东西。

与乐队成员的相处中，“我”也开始淡化。他变得更有耐心，学会了换位思考。他是主唱、乐队的核心，以前他不容置疑，急了会直接开骂。这次鼓手林潇重新回来后，俩人再遇到分歧，苦果会耐心向他解释，“躁，不代表力量”，所以，“不能一上来就往死里敲”。他们的音乐也有所改变，更工整也更沉着，少了狂躁，多了沉淀，由“重”变“轻”，却更加坚实。

把苦果带回昆明的大巡演开始于 2022 年。乐队签约博山娱乐后，出版了新专辑《闭上眼睛的声音》，制作人是谢天笑的音乐总监、国内著名制作人张彧，一个苦果觉得厉害到自己“想都没想过有一天能和他合作”的那种人。专辑发布后，乐队开始了一场雄心勃勃的全国巡演。

这场巡演原计划 2022 年 3 月开始，6 月结束，总计 30 个城市，平均每周两场，强度不亚于一次野外拉练。但由于疫情原因，巡演计划不断更改，中途状况频出。直到去年 5 月，首站长沙才正式开始，最终到昆明收官时，时间已经到 2023 年 5 月底。

作为一支本土乐队，麻园诗人的作品里充满了地域元素：泸沽湖、昆明、此站麻园、西福路、东路桥……把这些地标不断写进歌词的苦果不爱走出家门，若非是一些生存的需求客观存在，他可以一直不出门，除了特别熟的人也不常与人交流，这让他对外界发生的变化更加敏感。昆明的很多地方都成了他表达情绪的载体。

2021 年 5 月，许巍的音乐总监、“中国首席吉他手”李延亮上传了一段自己用电吉他弹唱《泸沽湖》的视频。对于以前没听过麻园诗人的歌的人来说，这首《泸沽湖》在李延亮的演绎下，无词胜有词，一下子出圈，此后各种翻唱版本层出不穷，点击量超过 10 亿。

《泸沽湖》创作于 2017 年，一个苦果比较艰难的时期。写这首歌时，他去了趟泸沽湖，然后把自己的故事写了出来。他的表达是含蓄的，他很少有写真式的呈现和直白叙事，那些歌词更像是一个个意象的组合，被情绪串联成逻辑，形成一帧帧连贯的画面。加上苦果擅长的旋律表达，麻园诗人的歌总能让不同经历的人打开更大的解读空间，找到不同的情绪落点。

同一时期的《晚安》也是如此：“在海岸，风冰凉，在路上抬头向上望，在天色渐暗，一起说晚安。”有人听出无奈，有人听出洒脱，有人听出挫败。苦果说，《晚安》在写一种没有得到的爱情，一种和爱人在一起的想象，云南没有大海，但歌里有。

《深海之光》是另一个故事。几年前，麻园诗人被邀请参加南宁的一个音乐节，演出结束后，一支乐队要轰赶他们清场，并发生了冲突。“我也是玩乐队的，就只是想后台学习下演出经验，然后就被他们要求清场。那种心理是很难受的，很受不了。”

第二天，苦果写出了《深海之光》。给卑微者以信心，给怯懦者以勇气。这首歌一改麻园诗人早期作品的急躁与粗粝，变得更加克制，也更有厚度，压住了愤怒，也长出了嘹亮。

在 2022 年的一次线上演出中，苦果要唱给大家一首“最真诚的，代表他们在麻园排练那段时间的作品”，“希望大家即使在最黑暗的深海里也能看到光亮，永远不被生活打败”，即是《深海之光》。

5 月底的全国大巡演刚结束，暑期密集的音乐节现场随之而来。合肥、河源、雁栖湖、温州……马不停蹄，邀约不断。他们离十五年前昆明麻园城中村的那支乐队越来越远，离梦想中的自己越来越近。

2023 年 6 月的一天，平淡无奇，热气腾腾。北京南三环东铁营桥向南不到一公里，一条很不“北京”的巷道无精打采，垃圾桶三三两两杵在路边等待垃圾车的收取，不远处的公厕鲜有人去，偶尔响起的刺耳的鸣笛声和呼啸而过的摩托，构成这一带尚未完成改造的棚户区样貌。

就是在这里，一间排练室深藏不露。钻进吱吱扭扭的铁门，排练室与街道办事处共用一个出口。一截短短的楼梯分割出两个世界：地上肃整、公事公办，地下幽微、天马行空。割裂又杂糅。

这是苦果不怎么喜欢却也并不陌生的北京夏天。混乱、自由、便宜，他们早期的排练和演出场所大都如此，他们在这里出发，调音、抠词、合练、等待着舞台。

进入排练室需要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挂满了那些著名摇滚乐队的著名海报：皇后乐队（Queen）穿白色背心的“牙叔”，那是在 1985 年“拯救生命”的演唱会上，他右手高高举起，话筒拖着半截长杆被他紧紧攥在右手里，活像一柄权杖；涅槃乐队（Nirvana）六张专辑的封面，蓝色海水里一个张开双臂的婴儿爬向鱼钩上的美元，被透视的母体摊开双手长出天使般的翅膀；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三棱镜，黑暗中的一道白光被筛成一个彩条，再次投入黑暗……路过他们似乎就能抵达他们，走廊尽头的霓虹灯无声频闪。

晚上 7 点，苦果背着吉他包，穿过走廊，走进排练室，乐队的其他成员已经就位，各自安静地调试乐器。

旁边的休息室内的一面墙漆略显斑驳，挂满歌手的相框：崔健、朴树、郑钧……还有一些看不出是谁的新生代乐队的现场照片，排练间隙乐队的成员站在这面“闪耀”的墙前聊天、抽烟，也会去一一辨认这些面孔。并不是所有的歌手或者乐队都有上墙的机会，即便这是一面排练室里的普普通通的墙。

十几分钟后，熟悉的音乐响起，苦果闭上眼歌唱：

灯光灿烂，灯火辉煌，

而我想要黑暗；

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

随意把它遗忘；

站在湖水对岸，总有些过往；

站在湖水对岸，总有些过往。

【苦果专访】

我那时候的冒险，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成为第二个老谢

搜神记：介绍下乐队的成员吧，四个人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苦果：我们是国内乐队里换人比较频繁的。鼓手小林（林潇）5 年前离开了，现在又回来了。他加入乐队算是比较早的，当时碰上我们在排练，正好我们也缺鼓手，他就加入了。后来，相处中我们发生了一些摩擦，在音乐上也有一些不满意，然后就离开了。再后来，我们又换了两任鼓手，觉得小林还是不错的，就把他重新邀请回来。

贝斯姬唯，宁夏人，他待的时间比较长了，和乐队是机缘巧合。2006 或是 2007 年的样子，当时他好像失恋了，跑到西藏和云南散心，就和我们玩了七八个月，跟着我们到处跑演出。我们当时实在找不到贝斯手，他说他有点基础，来试一下，就加入进来了。乐队是 2008 年组建的，时间也挺长了，中间有四五年时间停滞了但没解散。贝斯加入之后，我们重新又凝聚了起来。整体上，我们是越来越默契了。

吉他余小强，今年才进来的，云南人。上一任吉他走了，这次我们实在不想再找非云南本地的乐手了，如果不在云南当地，平时排练和演出就会很不方便。我托朋友问了一下云南有没有好一些的人选，就找到了他。

我们这种音乐的风格，决定了无论是鼓手、贝斯还是吉他，每一个都不能太弱。

搜神记：对于乐队成员，除了演奏技能，还有哪些是你觉得比较重要的？

苦果：音乐上的悟性。还有与人相处的感觉。五年前，我不会很在意与人相处的感觉，但现在我自己会去妥协了。你不能要求他有很高的技术，要求他在音乐上有野心，还有很高的悟性，又有创造力，同时还要求他性格特别随和，这些是很矛盾的，世界上好像不存在这种人。现在的要求是，只要别太过分，互相不要太有那种激烈的争执冲突就好了。

搜神记：你们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吗？

苦果：我和小林（鼓手），之前我们还是争吵得蛮厉害的。

搜神记：为什么？

苦果：主要还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是那种特别自我的人，尤其在音乐上，我不太允许别的乐手随意改变我的音乐、我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但在平常为人处事方面，我是特别大大咧咧的那种人，只要为了乐队好，其他都可以。所以有时候，在涉及音乐上的争吵时，我甚至会有一些谩骂，我觉得这是为乐队好，我以为大家会谅解我。实际上，大家觉得我有挺难相处的一面。现在好一些了，现在我慢慢懂了一些事情。

搜神记：是因为这几年你自己变得柔和了、懂得妥协了？

苦果：音乐上没妥协。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原因，就是随着慢慢成长，会越来越审视自我。会体会到乐队其他成员的难处，换位思考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我来是为了音乐，不是为了名利，本来就是一心把音乐做好，却还要受这么大的委屈，就会挺难待下去。

搜神记：现在看，乐队早期的风格还是比较粗糙的，无论是作品还是表演。

苦果：粗糙太多了，我们早期甚至以粗糙为荣。乐队风格的变化，其实还是人的审美的变化。早期觉得需要直接一些的东西，现在会需要深一点的东西。

搜神记：早期的麻园太像谢天笑了。

苦果：我为什么玩乐队？是因为偶然看了一场谢天笑的演出。在我看到老谢的演出之前，我都没有接触过摇滚乐。别人可能是因为听了摇滚乐之后喜欢摇滚乐，我是因为老谢的演出喜欢上了老谢。我当时并没有真的喜欢摇滚，也不明白什么是摇滚，我不是那种接触了一系列的摇滚，然后要做其中的一种类型。说得直白一点，我那时候的冒险，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成为第二个老谢。

那时我在天津上大学，大二的一个暑假，我没回家。一个同学看我整天在宿舍待着，觉得好可怜，离家这么远，别人都回去了，就我特别无聊地在宿舍待着，就说，带你去北京看演出吧。我根本不知道要看什么演出，觉得能来北京玩一趟也行，而且又是他请我看，于是就跑来北京看演出了。那场演出是个拼盘，不是专场。演出地点是在北京亮马桥女人街的新豪运酒吧，不知道这个酒吧、这条街现在还在不在。

先是两个特别重的乐队，我不记得名字了，只记得他们的音乐特别重，有点吓人，完全听不下去，特别难受，我就一直拉着同学说，要不咱走吧。然后老谢上场了。风格和旋律完全不一样，我不说他有多好，但就是完全不一样。他唱的第一首歌《是谁把我带到了这里》，很奇妙很奇怪，听到第一个音符，我已经不行了。

搜神记：你跟老谢聊起过这段经历吗？

苦果：我说过。他知道。

搜神记：从开始组乐队时，你就决定了以后要以此为职业吗？

苦果：从我拿起吉他的那一秒钟，就已经决定以此为职业。大二时，那场演出结束后，从女人街新豪运酒吧到北京东站，我是一路走着过去的，满脑子都是在想这个事情，我在幻想以后要怎么弄，幻想接下来的事情。那时这一切已经定了。

后来我辞职时，我爸妈不相信，因为当时乐队也没啥发展。我妈跟我说，你是大人了，自己决定就行。我妈很信任我，她知道我是能够吃苦耐劳，能承担责任的一个人。但我刚辞掉工作的那几个月，她总是偷偷看我银行卡的余额，她担心我、关心我，但又不说，可能是不想让我有太大压力。

当时是发自内心最深处喜欢做音乐的，从来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从来没有第二条选择。如果再让我回头选择一次，我还是会这样选择，我没办法退回去。这个事情，上天注定。

而且我抱起吉他玩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的缺陷，知道我在音乐天赋上有很大不足。比如，我的手很小，手指很短，手速不行，不太适合弹吉他；还有，我普通话不标准。但这缺陷在我心里就不是缺陷，我自己很认定这件事。因为音乐世界太大了，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去追逐你的目标。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当时我就明白这个道理。

搜神记：现在，能让你妥协或者屈服的东西是什么？

苦果：我现在是会有对团队的责任心，我们乐队成员都是全职的，除了乐手，还有调音师、灯光师、舞台助理等。我得让他们过好一点的生活，主导性强一点，可以自由支配一些收益，商业上能够让他们看到价值。我仅仅在这方面会有一点需求，但我一点也不会为了这些去妥协。有一次一个啤酒品牌跟我们合作，要求我写歌时把几个关键词加进去。我写的时候压根就没在乎这些，要不你就别要了，他们最终还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我相信有时候商业和音乐性上是能找到一定的平衡点的。

二、二手玫瑰带给我很大一次伤心

搜神记：“麻园诗人”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苦果：这个名字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麻园是昆明的一个城中村，是我们当时经常排练演出的一个地方。当时我 22 岁，乐队在这个地方待了大概一年半，这里有当时云南唯一的livehouse。当时看其他乐队的名字，比如鲍家街 43 号、便利商店什么的，我们就想叫个麻园什么，但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查了一晚上字典也没凑出来。我记得是当时的一个队友说了一句，要不叫麻园诗人吧，我一听觉得，这个好。所以，这个名字真的一点特殊的含义也没有。

我父母知道我玩乐队时，也没有特别强烈地反对。他们不相信我会把乐队当成职业，所以他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关系。而且当时我还有工作，还在上班，他们会觉得好像这只是我的爱好之类的，所以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但那时有一件事让他们很反对，就是我偷偷用了家里 1000 多块钱，买了一块效果器。我看上的效果器是 3000 多块钱，我一个月的工资才 1500，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又想上来就买个好的。我爸妈其实在意的不是这个钱，他们是担心我变坏了。因为当时那个环境，昆明那边有一些吸毒的，加上我玩乐队又经常在酒吧这种场合演出，所以他们担心我变坏了。我当时想的是，先拿他们的钱用一下，等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就又放回去了。

搜神记：当时的工作什么？

苦果：我大学学的是旅游，毕业后在昆明一家广告公司做文化创意工作，具体是文案策划。其实就是套模板，再具体一点说，就是把别人的PPT的模板下载下来，然后换一下上面的字。因为不是自己热爱的事业，所以从来也不去研究，对它没存有很大的责任心。

搜神记：你有感觉特别差、特别糟糕，甚至崩溃要放弃的时刻吗？

苦果：我每次崩溃，都是在音乐节上，自己演得特别差的时候，尤其是看到后面的乐队又演得特别好。这不是崩溃，更多是沮丧。比如，很多年前一次，有一次参加丽江雪山音乐节，山人乐队让我很沮丧；还有一次是江西缤果音乐节，二手玫瑰带给我很大一次伤心；最近的一次是在淮安的一个音乐节上，看到了另外一支乐队。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又特别恨他们，至少演出结束的那些晚上，他们带给我的刺激是很伤心的。为什么人家可以玩这么好？为什么自己就这么傻×？特别痛恨自己。

那些优秀的乐队，表现形式不说，人家的那种舞台状态、专业性、调音师、灯光师等等，整个团队的每一个方面都那么好，突然就会觉得，我们跟人家的差距有点大。我特别害怕这种东西，它会很打击我。不过，打击过后的一段时间就会给我带来很大帮助，因为它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

我没有崩溃过，更多是沮丧，而且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过去。类似这种打击也好，包括某个乐手突然在某一天提出离队也好，我也不会崩溃，我会慢慢找到缺点和不足，然后马上改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好的乐队核心成员，也是这样的，而且一定比我强多了。谢天笑身上的这种东西，更加强大。

前几天晚上，我和谢天笑老师一起吃饭，他说了很多话，还是很震撼，还是需要我学习。我经常和老谢交流，请教东西，我来北京就会找他。我时不时会觉得，我从他身上已经学个差不多了，谢天笑差不多到这儿了。但是下次再和他聊就发现，我靠，还是牛×！他已经在想着怎么把更大的艺术范畴的东西融入到音乐里面，这种野心，这种自信，都特别强。

搜神记：这次你和谢天笑有哪些有意思的交流？

苦果：他跟我说了一个词：破界。

他说，别老想着把音乐做成熟，音乐做不成熟，音乐没有成熟定型的体系。它只有不断地破界，把一个又一个边缘破掉，去拥抱更多的东西。现在麻园的音乐也是这样，不要想把它做大做成熟，艺术不是这样挖掘的，艺术需要被打破，创造新的。像这种观点，我以前就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这种想法。

搜神记：这四五年来，一件又一件这样的事，慢慢让你学会了妥协。

苦果：以前对很多人，包括乐队的成员，都不太care他们的意见，抵触任何人，坚信自己的任何一个音符都是不能动的。现在，我会去认识到谁的优点在哪里，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谁更能创造出东西，而且一旦创造出那些我难以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会马上去抓住它。

搜神记：现在好像很流行焦虑，很流行“躺”。

苦果：我也焦虑，身边的人也焦虑，我不能说大家都不要焦虑。但我不相信只是做音乐的人才会有野心、自信这些品质，做生意的人更需要强大的自信，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很强。以前做房地产的很风光，现在房地产不行了，欠几千万的人也挺多，人家也没有被打倒。很多人都有特别强的品质，只是他们用在了别的方面。

搜神记：2016 年乐队做过一次 21 个城市的巡演，当时乐队成立 8 年、发表了第一张专辑《母星》，转眼六七年过去了，这次跟 2016 年那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苦果：2016 年的巡演跟这次截然不同。《母星》那张专辑的时候，我其实在音乐上是很纯粹的，但是在对待运营或者对待演出这一块，我是很敷衍的一种状态。演出就是来卖票的，或者说来争取让乐队获得收入、获得粉丝、获得名利，而不是去想如何在现场创造和拓展音乐的生命力。那时候的巡演，包括之前的所有演出都是这样一种心态，名利大于享受，是一种义务，是为了演出、为了卖票，但是没办法，那时候真是太穷了，演出就是我们的责任。那个时候，乐队对名利的渴望非常强，做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

现在回头看，对那个时候的状态倒也不至于讨厌，因为没办法，那时候是以生存为目的。但是现在我之所以能够有底气说，我出来演出我是负责任的，是带着诚意来演，带着追求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来的，是因为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有生活的保障。

搜神记：其实《母星》这张专辑里好几首歌都挺受乐迷喜欢的。

苦果：人生每个阶段，都有要面临的问题。《母星》是非常粗糙的，连混音都是自己混的，能不糙吗？但是那时候的创造力和对音乐的敏感是在的，每个词唱出来，都是用尽全力的，没有任何惧怕，没有任何复杂。要是能把那种创造性的状态放到现在或者放到未来，该有多好。

现在比那时有了更好的条件也更有底气了，但可能那种对周围社会的敏感、那种创造力的爆发，没有那时的状态了。这可能就是很无奈的一点。

我相信我还有创造力。现在一些作品抹杀了一些很自我的东西，在独特性，比如质朴等方面，不如以前了。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现在的作品，也不能说现在我的音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已经在下滑，因为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搜神记：《深海之光》也是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是在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

苦果：这个太有故事了。记不清是 2014 年还是 2015 年，我们在南宁的一个音乐节，那个时候，我们乐队参加音乐节的机会还不是很多，所以对每一次机会都特别珍惜。我想向那些好的乐队学习，演完之后就在后台一直待着，想看别的乐队是怎么试音、怎么装台、怎么演出。到最后一个乐队，他们要求把后台清场。我就和他们说，我们也是做乐队的，也是来参加音乐节的。他们说，我管你什么乐队的，都要出去。我们就发生了争执，和他们的经纪人或者保镖之类的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

当时就觉得特别屈辱。我也是玩乐队的，就只是想学习下演出经验，然后就被他们要求清场。那种心理是很难受的，很受不了。第二天，就在这种状态下写了《深海之光》。

▲ 拿起吉他的第一天，苦果就认定，音乐世界太大了，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去追逐自己的目标

三、他说他是张彧，想做我的制作人

搜神记：说说 2021 年那次在北京演出吧？在MAO livehouse，跟李延亮、张彧合作的那次，你们表演了一次精彩绝伦的《泸沽湖》，一下子就出圈了。怎么来的这次合作？

苦果：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演出。我印象很深，但我觉得这次演出其实不算好，有瑕疵，在我们的演出效果里不算最好的。那场演出之前，《泸沽湖》在网上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了，冒出来后，亮哥弹了一版，还发了个短视频。张彧老师是我们乐队的制作人，他就问亮哥是不是喜欢这个，刚好六月份我们在北京MAO livehouse有一场演出，也就促成了这次合作。后来，我们在一些音乐节或者其他演出场合遇到了，有时也会合作玩一玩。

搜神记：乐队跟张彧的缘分是怎么开始的？

苦果：在认识彧哥前，我其实已经关注他很久了。因为我喜欢谢天笑，所以他们乐队的成员我们都比较关注。在那个阶段，彧哥是我觉得自己永远都没机会和他说话的那种人，太厉害了，制作和编曲都太厉害了，我想都没想过有一天能和他一起合作。

2021 年 10 月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下楼丢垃圾，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是张彧，想做我的制作人，让我再交两首demo给公司，听完后会再给我打电话。他就这么直接说的，我当时特别激动特别兴奋，还有点怀疑遇到了骗子。我接完电话发现，垃圾都忘记丢了。

我已经控制不住开始设想彧哥做我们的制作人之后的种种，之前我们的作品都是DIY的，特别粗糙。我很快就发了两张demo给他，过了几天又发了几首给他听。彧哥听完后问我，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都发来，这样可以看看是发一两张单曲，还是可以做一张专辑。我说，如果能做一张专辑当然好。后来就陆续又写了几首歌，包括《无花果》《送给你的礼物或许是我的全部》《你的选择是什么》等，都是后来《闭上眼睛的声音》这张专辑里的。

我记得当我把这些小样一首首交到彧哥手里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他说，“我知道你现在演出也挺多的，即使演出很累，你也得写，越是累的时候，你越能写出好东西。”这句话我记得挺深的，那段时间每次回到家都会想起这句话，我就会跟自己说，不能休息。又过了几个月，就出来了《闭上眼睛的声音》这张专辑，然后来北京定最终的版本，然后录音。

搜神记：他给你和乐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苦果：我和彧哥是互补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的不太适合作制作人，但是他适合和我合作，我适合整体把握一张专辑，他特别适合和我一起来做编曲，做后期的技术环节的东西。这是音乐上的影响。

在音乐态度上的影响就更多了。在遇到彧哥之前，我是特别懒散的一个人，特别随意，没有说为了做一张专辑，我必须要付出多少努力，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品质，我没有这些观念，以前自己做demo时，就是听着背景自己来。在追求完美的音乐品质这方面，彧哥对我的影响和改变都很大。

搜神记：你说自己比较懒散，但其实你挺高产的。

苦果：现在是越来越慢了。我刚组乐队的时候，可能一天能做一首，越到后面越慢了。

搜神记：为什么？

苦果：一方面是现在对呈现的效果、对完成度的要求高了，一旦你要求做到精致，自然就会慢。另一方面，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是，人年纪越大，经历得越多，外界事物带给自己内心的刺激和反应就会越来越迟钝，这是无法避免的。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写，什么都能写，写出来也不在乎任何人的评价，不在乎这个东西的意义和价值有多大。

搜神记：但你的旋律一直都是挺好听的。

苦果：旋律算是我的强项。我比较弱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的宽度或者深度。这两个弱点，也有人或多或少地提过，但现在我自己慢慢觉出来了。

搜神记：乐队一般都有自己比较明确的态度和想要表达的主题，比如反叛、自由，甚至愤怒，当然也有爱和希望等等，麻园想表达的是什么？

苦果：我是分阶段，年轻时有一段时间就写爱情。现在是彻底不想写爱情了。

搜神记：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苦果：一样东西，如果你得到了，可能就不再向往或者说得到了满足，那就会想寻找新的东西。我觉得我应该去关注一些群体的变化，比如疫情这三年发生的一些变化。而不应该只写个体的东西，天天写一些个体的东西，真的太无聊了。我现在写歌的时候会尽量避免写“我”字。

搜神记：这些转变跟疫情有关吗？

苦果：疫情这三年，我从网络上看到太多东西，那种人在大潮流中的微不足道和无奈。很多东西介入太深了，但是你又没办法说它到底是好还是坏，这让自己也很矛盾。尤其前两年和第三年还是不一样，甚至今年一些东西已经过去了，再回过头去反思，很多想法自己也还是矛盾的，也会推翻自己。第一年就是不停地问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第三年是另一种，是在想个体在大潮流中，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只能去接受，想逃都逃不了。

现在是第四年，会有很多真实的事发生，我会去想我们对社会的价值，作为一个音乐人，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想让它具有力量，具有代表性，具有发声的能力，而不能只是为了流量。

搜神记：你想发挥的价值是什么？

苦果：我说不清我能带来什么价值，但是我能把我放到一个听者的角度，我会去想在我某一段脆弱的时候、打退堂鼓想要放弃一件事的时候，或者已经是负能量缠身的时候，是哪些音乐让我觉得好像是找到了光亮，找到出口。这样的音乐一定是好的音乐。

能够给人触动，推动人有力量前行，治愈他或者陪伴他，这些是我认为的音乐的价值，也是我做音乐的方向。

四、我老怀疑我们的演出能不能让花了150块钱来看的乐迷们满意

搜神记：聊聊这次全国巡演吧。跨了两年、39 个城市，中间还有疫情的反复，非常辛苦。

苦果：在这次巡演之前，我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做过巡演了。我们原来策划了 2020 年的巡演，结果因为疫情彻底取消了，然后退票，但是又有好多乐迷挺希望看到演出的。到了 2022 年有了《闭上眼睛的声音》这张专辑，就想好好做一次巡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正式签约了新公司，公司也有一些演出的安排计划。对我个人而言，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做巡演或者自己组织一场演出去卖票。你知道吗，我老怀疑我们的演出能不能让花了 150 块钱来看的乐迷们满意，特别没自信，心里没谱。

搜神记：但一轮 39 个城市的巡演下来，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苦果：我觉得经过这 39 场演出，加上中间的一些音乐节演出之后，无论是从现场的把控能力、表演的专业性，还有唱歌、乐器等专业技能完成度等方面综合来看，现在的乐队和巡演之前的乐队，已经是两个乐队了。所以我现在特别后悔，我想如果能以现在的能力重来一遍，就太好了。这次巡演时间跨度很长，几乎是两年的时间，现在回头看，前面十多场的完成度其实很差，很对不起前面的乐迷，甚至说第 25 场都不如第 30 场好。这个巡演，把乐队好好磨炼了一下。

搜身记：“磨炼”这个词挺好的，巡演中有没有一些状况是差点把演出搞砸的？

苦果：这真的没有。小毛病小状况发生得太多了，如果算那些小的东西，我身上出现的错误太多了。因为我是主唱，有时候我边唱还要边弹琴，还要去踩效果器，所以出现小状况太多了，但这些不是我特别看重的，它们不影响最终的演出效果。

也有一些我原来没在意，但却能影响演出的环节。比如，前十几场演出我是不戴耳返的。而且我甚至心里抵触这个东西，之前的演出我一律都不用耳返，都是跟着现场演奏出来的声音唱。我们的调音师劝过我好几次，让我戴耳返，一直说带上之后会更准确、更清晰、效果更好，但我不相信，我总觉得摇滚乐不需要这个，差不多就得了。

我们调音师和我合作两三年了，实在受不了，都要被我气崩溃了，他说这音实在没法调。巡演后来的十几场演出，我开始戴耳返了。我一戴上，马上就发现以前不对，我都不是发现，是一戴上就知道了以前不对。我这个人有一些偏执的东西，实在太不好了。

搜神记：这一次巡演，最后一场安排在昆明。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有什么感受？

苦果：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很激动，但是好像我就是不怎么激动。还不如三年前回昆明演出那次受触动，那次回昆明演出，我心里想要让昆明人都看到麻园的成长。但这次内心特别平淡，而且演出效果不好，因为演出时，我的耳返坏掉了，很长时间我都听不到我的声音，这让我对这场演出不开心，还挺遗憾的。

搜神记：现在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乐队越来越红了？比如，音乐节上可以看到乐队的旗帜，演出现场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粉丝，喜欢这种感觉吗？

苦果：它至少让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增加一点信心，但这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到现在这个阶段，在舞台上已经少了很多攀比的心态，因为太清楚自己的音乐有多少生命力了，你真正能拿出来比的只有音乐。其他的一些什么影响力也好，流量也好，太不值得拿出来了。

搜神记：所以，其实你也不太介意音乐节上第几个出场？

苦果：我喜欢晚上演出，不是说排在前面就觉得丢人，因为大白天的太阳很晒。

我们没有任何风格，我们什么都想做

搜神记：生活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会像你在乐队一样特别坚持自己？

苦果：我觉得我是比较自负的，有时候特别固执，特别坚持自己，所以我特别矛盾。但骨子里确实又有自卑的一面。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自负还是自卑。

面对批评，我会去反思，我不会抵触，也不会说非要去坚持自己。这可能是我这半年来最大的一点变化。比如以前去街上，或者说做某一件事情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丢脸。现在遇到这种事情，我脑子里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必须走，必须做。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心智的成长吧。以前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东西会逃避，到现在这个年纪，经常要求自己去面对。

搜神记：你的歌里充满了昆明的元素，你家也是昆明的，你经常在昆明到处逛吗？

苦果：我平时很宅、很社恐。正是因为我逛得少，所以我一旦出去逛，就会有很多触动，这些触动让我有欲望去描绘昆明。

搜神记：比如《泸沽湖》，歌词很美，解读的空间也很大。

苦果：每一句词后面都有很大的空间，那时候我是知道的、感受到的东西太多，然后向外表达的又特别少。所以写出来的每一句词都是发自内心的，但我也没有特别多的隐喻，都是特别直接的。那是 2017 年前后，我处在一个比较难的时段。

搜神记：但你很多歌里的意象又是复杂的，而且可能隐藏了一些东西。这是你的习惯吗？你喜欢用旋律表达情绪，因此词就会显得含蓄起来？

苦果：你这个说法还挺对的。我用旋律表达情绪的能力比较强。我写歌时，不愿意细致地去判定这个词到底合不合适。我写歌太快了，很多时候都是即兴写出来的，它可能是一个画面，一种感觉，一个小故事，但又没有什么特定的事，这会导致歌词的连续性或者逻辑性很差，这是我的一个缺点。其实我表达的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心情。

但我不是瞎写的，虽然我比较宅，但写《泸沽湖》时我真去过。我承认写歌时我有些地方不行，但我没有任何欺骗，我不会瞎编，不会把别人的故事套进来，我大部分的歌写的都是自己的事情。

搜神记：你怎么看待摇滚？很多人会觉得，摇滚意味着热血、真诚、直接等等。

苦果：我觉得我和很多乐队不一样的一点是，我自始至终没有把摇滚这个概念当一回事，甚至有时候我不太想提这个词，这是我比较好的一点。我从来不在意这个词，甚至如果有人说麻园一点也不摇滚，我也不生气。归根结底，我们都是玩音乐，只是我们玩的音乐比较激烈、比较直接，比较追求真实和真诚而已。我们希望我的音乐包容性大一点，什么都可以尝试，去探索它的独特性，去挖掘它的创新性，仅此而已。这些事情主流音乐也在做，而且有的做得挺好的。

当然现在可能会出于商业的角度考虑，会给乐队贴上一些标签，这可能也是一种需要，但是从我自己内心来说，一个标签我也不承认。做音乐的人都希望海纳百川，能无限扩大自己的可能性。我很认同声音碎片的观点，我们没有任何风格，我们什么都想做。

搜神记：云南是很了不起的地方，走出了好几支优秀乐队，比如腰、春秋、山人等，你觉得云南给摇滚乐提供了怎样的滋养？

苦果：云南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文化容易让人产生倾诉的欲望，本地的原生态文化也会刺激创作动机。但我觉得云南对乐队附加的影响，没有像西安等地那样大，具体我又说不清楚为什么。我自己分析可能是，云南很质朴，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外面的文化输入比较慢，有一定的封闭性，这让它保留了一定的纯粹性，没那么复杂，做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单一，但也会让它更发自内心，不会人云亦云，这是比较好的。

不过整体来说，云南的演出机会少，内容产出也少，就导致我们当地的乐队必须不停找机会出来，又没有特别强烈的自信。我曾想过去表达和挖掘云南的民族多样、大美山河，但是没有想得那么深。

搜神记：没有演出的时候，你平时会做什么？

苦果：我是彻彻底底的宅男，不演出不创作的时候我都在宅。以前宅的时候还会打打单机游戏，但是这几年没时间玩游戏了。我是一个很封闭的或者说很自闭的人，老会让自己封闭起来，我打小就这样。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我可以一直待在家里不出门。但这两年，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有做不完的事，音乐制作本来就是很耗时耗力的一个事情，这就已经占据太多时间了。

搜神记：今年还有什么计划？比如说专辑、新歌。

苦果：今年其实有还蛮重要的一些事要做，我希望接下来能少点演出，然后稍微地回归一下创作状态。现在演出太多了，有点不能静下心来去创作。我蛮担忧的。我今年有些作品，小样出来了，但是没有时间去好好打磨，挺难受的。就是没有以前的那种状态了。越往后越难。

搜神记：可以聊聊你的家人吗？

苦果：我外婆是对我影响特别深的人。我小时候是跟着我外婆生活的。我母亲是年轻时候脾气比较火爆一点，我有点惧怕她，我父亲的脾气会更火爆一些。因为这些，到现在我和他们都比较缺失那种温暖的爱的表达。我和父母的关系没有和我外婆的关系那么温暖。但是我外婆已经走了，在她走之前，她是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比较温暖的一个存在。但我也很爱我的父母。他们也很爱我，只是不是那种表面的溺爱，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比如希望我好好学习，望子成龙的心态。

我觉得他们对我目前的状态应该是很骄傲的。因为我发现，我的一些演出视频，他们会转发。

搜神记：你有特别担心或者害怕的事吗？

苦果：我会担心哪一天我出什么状况不能再演出了，比如天天戴着耳机哪天耳朵聋了，或者不能再写歌了。别的好像没啥太担心的。如果有一天麻园的歌再也没人听了，那是我自己的原因，不是大环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