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经验是写作的重要资源

新黄河：可否谈谈您步入写作初期的阅读经历？

胡学文：最早的阅读经验是从听开始的。我是爱听故事的人，不过我的祖母外祖母都不识字，也不会讲什么故事。我听到的故事多半是茶余饭后的闲聊，准确地说，那也不是故事。称得上故事的就是我的一位长辈“说古”，也不完整，零零碎碎，但在我听来，已是丰富而诡异的世界。再一个是听评书，刘兰芳说《杨家将》《岳飞传》。守在收音机旁的那半小时是奇妙的，所有人屏声敛息，沉浸在刘兰芳抑扬顿挫激情飞扬的叙说中。

我生活的村庄书籍极端匮乏，少年时代读书极少，只有如《艳阳天》《封神演义》少数几本。就艺术成就而言，在文学史上是可以被忽略的，但在当时却令我无比珍惜。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是考上张北师范后，学校藏书丰富，对我这样没见过世面的人，就是天堂。

新黄河：对您影响最大的中外作家或者作品是什么？

胡学文：影响我的作家很多。我的阅读趣味不是那么专一，在不同时期、不同年龄喜欢不同的作家。我最早喜欢俄罗斯作家，欧洲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雨果、狄更斯、福楼拜等等。现代派的作品是后来才接触的，如卡夫卡的《审判》《城堡》，参加工作多年后才读的。

一个写作者应多读、精读，喜欢的要读，不喜欢的也要读，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滋养。有的滋养可能马上就能显现，有的滋养是隐形的，多年后才能感觉到。我喜欢托尔斯泰，也喜欢卡夫卡，这不矛盾，那是不同的文学高峰。有的影响可能是文学观念、文学理念，有的可能是叙述方式、语言方式，有的滋养不是很清晰，并不证明那滋养不存在，只是有些模糊而已。

新黄河：很多与您同时代或略早的作家均是成长于乡村，并且将这些生活经历孜孜不倦地映照在小说创作中。您也是如此吗？经过这些年的写作探索，您笔下的乡土书写是否有主动的探索和变化？

胡学文：差不多吧，乡村经验是我写作的重要资源。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些记忆和经验，我或许不会走上文学这条路，也或许，我的写作是另外的样子。比如，儿时我常和伙伴跑到马场看配种。乡村没什么娱乐，只能自己搜寻。我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极地胭脂》，那是我的小说第一次上国刊，第一次被《小说选刊》转载。

关于乡土的书写我一直在探索，也有所变化。首先与个人有关，最早写作的乡土小说是内视角，站在乡土打量世界；后来是外视角，站在世界凝望乡土，或互相审视。其次是乡土本身在变化，现代化的进程给乡土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对乡土可能要重新定义。第三，关于乡土经验，需要重新编码重新照亮，这样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何编码如何丰富如何照亮，考验着作家的能力，但亦是写作者的机会。

新黄河：您有不少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大银幕作品，比如《极地胭脂》《飞翔的女人》《奔跑的女人》等等。这些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拿了不少大奖。您如何看待看待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

胡学文：有观点认为，优秀的作品，特别是故事性不强的优秀作品难以改编成影视剧，比如博尔赫斯的《小径交叉的花园》，卡夫卡的《城堡》。但这并不能证明改编成影视的作品只追求故事，没有艺术个性。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长篇小说《撒旦探戈》非常棒，我读了三遍。故事性并不强，匈牙利著名导演塔尔·贝拉曾将这部小说改编拍摄成一部七个半小说的黑白故事片，据说收藏该影片的人很多。塔尔·贝拉的所有影片，几乎都出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作品。这名作家爱好用长句子，作品并不好读，但塔尔·贝拉喜欢。并不因为拍成电影，其作品的艺术成就就有所削损艺术的本质都是相同的。

还有观点认为文学已经衰弱，须借助电影扩大影响。当然这样的例子很多。我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是独立的，不会成为任何艺术的附庸。也只有这样，文学才有价值。绝不刻意贴近影视，按自己的想法去写。如果被某个导演盯上，也乐见其成。逢迎或排斥都没有必要。

《有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

新黄河：《有生》这部小说中，祖奶的一生令人尊重又唏嘘。您是如何选定“接生婆”这个身份成为本书的叙述视角？祖奶这个人物形象在您的生活经历中有没有些许的原型？

胡学文：在上世纪及以前，乡村妇女生产多靠接生婆，我兄妹三人都是接生婆接生的，所以从小对接生婆有印象，但具体到祖奶这个人物并没有原型。以接生婆的视角叙述，构思、酝酿的时间也比较久。于小说而言，视角不仅仅是把故事叙述出来，在技法之外，还有这个视角所蕴含的意味。

《我的名字叫红》是我喜欢的一部小说，与叙述视角大有关系。虽然多声部叙述在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等一些作品中早有运用，但奥尔罕帕慕克如此多的声部，还是让人感觉到立体美。鬼魂叙事在大作家那里也早已运用，我很喜欢，后来也因各种原因作罢。我想这个人一定要活着，由她坐在角落娓娓道来。后来，我改为不会说不会动却能思考的祖奶形象。

生是小说的主题之一，作为接生婆的祖奶，接生过一万两千余人，没有比她作为视角人物更合适了。再者，小说的时间跨度百年，作为百岁老人既有亲历又有感受，女性对历史的参与度要弱一些，这正是我需要的。文学是湿润的历史，是用有限触摸无限，作为女性，作为历史地位和文化群体的弱者，却是生命史上的强者，她会有别样的体验和认知。此外，女性更敏感，无论是历史重负还是个人遭际，女性的感受更容易引起共鸣。而其生之坚韧，生之豁达也更令人众生折服。

新黄河：不少读者从《有生》中读到了一些《活着》的意味。“生”与“死”萦绕着祖奶的人生，可以理解为这是您展示百年中国的一条脉络吗？

胡学文：一些评论家还有读者把《有生》与《活着》作比较，因为《有生》写到了死亡。但《有生》与《活着》对死亡的态度不同。我认可评论家谢有顺的评价：《活着》对死亡的态度是被动承受，而《有生》是主动反抗。小说中的祖奶说过这样的话：“死去的家人虽多，但我要接引更多的婴孩到世上”。这是两部小说的一个区别。

有读者认为写了乡村就是乡土小说。我确实写了乡村，但关于乡土的思考和表达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我更侧重或者说更想表达的是生命史和生存史。个体的生命和生存是一面镜子，不同的镜子既有不同的反光，也有相同的映射。生与死不止于人，于世间万物都是绕不过去的命题。对死亡的态度关乎活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写死其实是为了写生，小说的题目也与此有关。

新黄河：“永远有只蚂蚁在窜”，是否意味着祖奶，包括其他人物的生命永远脱离不了慌乱和不安？

胡学文：“蚂蚁在窜”，许多读者问什么意思，这是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一些评论文章就蚂蚁的意象进行解析，各不相同。那些分析我未必都认可，但我觉得挺好。因为我认为对小说要多维理解。有人非问我理解的究竟对不对，好像我认可了才踏实。其实那样小说就失去趣味，变得简单了。在设置蚂蚁这个意象时，我考虑了几重意义，还是不透露吧，避免不必要的“误导”。

新黄河：您个人如何看《有生》这部作品？这是迄今为止您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吗？

胡学文：我认为这是迄今我最重要的作品。我如何看待并不重要，需要读者评说，需要时间检验。我能说的是，为什么写这样一部作品。

写一部百年家族式的长篇小说是我的梦想，可以从三方面说起。首先是文学方面，古今中外，家族百年式的小说并不鲜见。那些高峰似的作品，二十岁时我迷恋，三十岁时依然迷恋，四十岁时依旧，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依然能够吸引我。这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梦想：我要写一部这样的作品。

第二，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家族印记如影随形。我祖父辈兄弟姐妹九人，其中每一支，比如我的祖父祖母，生有兄弟姐妹九人，即我的父辈。到我们兄妹一代，因政策共有三人。但算上堂兄弟姐妹，也有几十人。从祖父一辈到我们这一代，人丁近二百。我这么讲，并非证明自己家族繁衍能力多么强盛，只是想说明家族的影响。因为是一个家族，其中一个人的命运，会不同程度地对其他人产生影响，有时甚至能改变他者命运。

第三，中国文化的根脉在乡村，至少是最发达的一支。现代化的冲击，乡土文化萎缩，甚至崩塌、消失，痛惜哀叹或冷漠无视，乡土文化在告别曾经的辉煌，几乎不可逆转。我只是试图在文学中将其部分复活，也只有家族百年的作品可以承载或部分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