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正文

黄院士，您好！近年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倍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我们期刊计划开设“高端访谈”栏目，拟通过对院士和全国知名教授进行采访，总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经验，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律，以推动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您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嘉宾，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请问，您对科研的兴趣始于何时？或者说您最早发现自己的科研天赋是什么时候？

黄院士：其实我没有什么天赋，我对科研的兴趣或者自信，开始于丑纪范老师对我的培养。当时他与李吉均院士同一年批准为博士导师，他对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很慎重。他到中科院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选学生，最后选中了我。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他花了很多心思来培养我。丑老师给我讲了很多他出访美国的经历以及他成长的故事。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做科研的信心。

在2003年之前兰州大学的大气学科虽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但师资力量、科研基础都较为薄弱，甚至面临着一级学科博士点被“摘帽”的挑战。您2003年到兰大之后，开拓创新，将兰大大气科学建设成为教育部“双一流”建设学科，您在一流学科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有哪些？

黄院士：在西北办学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人才短缺。大量的人才，如丑老师培养的博士几乎一个都没留下来。如果他的博士能够留下来一些，一定会对学科发展有好处，但是都没有。所以，人才是非常短缺的。第二，经费短缺。当时没有经费，跟南方院校相比科研经费很少很少。第三，科研平台比较落后，甚至没有平台。第四，缺后备力量。我们培养的本科生可以申请到其他学校读研究生，如去北大和清华。西部本来条件就差，生源本就不如北大、清华好，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又走了，都去北大、清华和东部院校了，我们的研究生资源流失非常严重。第五，也是最重要的，西北观念守旧，对人才尊重和重视不够。这跟南方在争夺人才上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这对于西北地区创建“双一流”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创建一个“双一流”，西部可能要两倍或三倍于东部的时间，而且要求学科带头人必须坚守。

要说有什么经验，我只有一个经验，那就是长期的坚守！而且这种坚守是因为热爱，没有这种热爱，坚守不下来！没有20年，一个学科成长不起来，但是在北大、清华，一个新学科5年就能成长为一个雏形，十年就小有规模。但在兰州大学，没有20年的时间培养不出一流学科来。如果领军人才走了，整个团队也很快就散了，一流学科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只有艰苦奋斗，长期坚守，才有可能把一个学科培养得像样一点，这就是我的经验。坚守不容易，得靠情怀。有一次做报告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我在兰大这20年所取得的成就，15分钟就可以讲得清清楚楚，但是这其中的艰辛，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所以，要凭着坚持，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才能把一个团队带起来！

我们在研究西部高等教育时也发现，西部把人才留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您认为怎样做才能把人才留在西部？

黄院士：我的感受，就是国家要在各类人才项目评审中向西部倾斜，单独划出名额。只有这样，才能让人觉得在西部还有一些奔头。说是要向西部倾斜、向女性倾斜，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东西部越来越不平衡。

所以说，不能只靠精神。当然，有了这种精神人才才能留下。好多年轻人都是热爱事业的。为了留下人才，当时兰州大学采取了一个办法——既然引进人才可能性不大，那么将联合培养的学生作为人才引进。这个政策实际上对我们上“双一流”有极大的好处。因为本校培养的很多学生留校，就是近亲繁殖，但把学生送出去联合培养，之后再引进回来就避免了这种情况。所以，我当时把我的十几个学生全部送出去联合培养，他们跟我的方向完全不一样，他们回来后成为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今天发展的中坚力量，评上了7个国家级的人才项目。

我觉得，国家在政策上向西部有所倾斜，是改善目前西部教育落后、创一流学科的一个途径。因为学科发展必须要靠领军人才。前一段时间我申请了一个研究生教学成果奖，我们的口号就是“在荒漠中培养领军人才”，也就是培养他们的意志品格——坚守！没有别的，只有坚守，才能做出成绩，才能在西部扎根，这要比东部更困难。西部缺少经费，又没有好的科研平台和仪器设备，我们只能是在荒漠中，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去探索科学，取得世界一流的成果。

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期间，您组织西部生态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各方的科研力量，自主研发了全球新冠肺炎预测系统（GPCP），对国内爆发的疫情进行过30次预测，准确率高达94.62%。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新冠病毒的全球预测系统，在全球抗疫战役中做出了兰大贡献，做出了中国贡献。结合您的专业和学科特色，请您谈谈如何才能取得创新成果？

黄院士：当时国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我是搞大气科学的，从读丑老师的研究生开始，我们的任务就是做天气预报，尤其是灾害天气预报。所以，我们在技术手段上还是比较先进的。在新冠期间，我作为学科带头人，发现新冠的预测方面我们学科的很多东西能借鉴，当时我就问一些刚入学的研究生甚至是本科生有没有兴趣跟我来做这项工作，学生非常有兴趣。当时学生虽然都在各地，但是有微信，我的一些想法很快就实现了。当时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或者说是为国家排忧解难的想法。现在，这项工作逐渐形成了我们的一个研究方向，而且跟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合作，渐渐形成了一个团队，估计以后会做成教育部或者甘肃省的一个重点实验室。年轻的一批人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会成长起来，这也是我们教书育人的职责。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要服务于国家的需求，把我们科学研究的方向跟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就能够产生有生命力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在这个研究预测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科交叉实际上有很大的作用，可以直接带来创新成果。公共卫生学科基本上是做流行病调查，进行病因分析，很少做预测，这方面空白领域很多。我们做了这个预测以后，国家层面也意识到预测的重要性。后来，钟南山院士交给我们一个大项目，我觉得这具有重大意义，相当于我们运用交叉学科开创了一个新方向。

地理和医学或者大气和医学的这种交叉太有意义了，您是怎么想到的？

黄院士：丑老师曾经把地震预测的一些方法用在大气科学研究上。自然界的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物理规律，它是靠物理规律来描述的。物理规律的方程容易建立，像医学，它也建立了这样一个描述传染病传播的方程，但是方程里有很多系数和参数，这些参数怎么得出来呢？我的做法是先不预先给定这些参数，靠实际观测的资料去反求这些参数。我们实际上是把这样的一些方法用到医学上，完全是一些模型的参数反演。用过了以后发现，还是非常有效的。

现在钟南山院士给我们一个大项目，要我们系统地把这个研究做下去，把它做成一个国家级的预测预警系统，将来如果发生其他的传染病，我们就可以做到有所防备，并且在政策制定时有理论依据。所以，现在越来越正规化了。因为新冠预测系统出自咱们学校，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也都参与了，在原理上给我们把关，用门诊数据来验证，从实践中及时检验系统做得靠不靠谱，医学上是否正确。同时用第一医院门诊的资料和病人的资料来检验我们预测得对不对。数学学科实际上也在跟我们合作，这种交叉就更深入了。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个交叉学科的团队。团队逐渐扩大，将来会形成一个实验室。

您对交叉学科怎么看？您认为有没有必要专门设一个交叉学科？

黄院士：交叉学科实际上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专门设交叉学科，不见得就能成功。交叉学科是在实际问题中应运而生的。就像我们的预测系统，我以前也不可能想到去做公共卫生的事情，但是当时新冠那么严重，而且国外还说你们中国不能做预测，因此，我才去看一些资料，才想到去做预测，所以才开始交叉起来。

交叉学科是对的，能够把其他学科的特长很快地应用上。但是，要刻意地规定某个学科和某个学科交叉，发展效果也不一定好。必须在实际问题中借着解决问题来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现在国家推广交叉学科，我想可能还是应该借助实践中的问题、项目才能实现交叉，就像医院里的多科医生会诊一样。不能为了交叉而交叉，最好是自然形成的，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形成的。比如我现在的这个团队，慢慢地成为一个交叉学科的团队，目前已经有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来读我的研究生，搞大气科学的人又去学公共卫生，我觉得最终这个团队会在公共卫生学院或者医学院形成一个交叉的学科方向，这个也是国家需求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钟南山先生看得很准。他成为国家实验室主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替国家选人。他找了11位院士谈话，我是其中一个。这11个团队在他领导下进行攻关。他把研究公共卫生的专家也整合到我的旗下，然后由我带头建立一个国家级的传染病预警平台，共享知识成果。所以说，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应该放在一个项目上，或者一个平台上，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现在有些地方成立交叉学院，如果没有具体的问题来研究，做交叉就挺困难。

您培养了30多位优秀的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前面您说了有7人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之前关于您的一个介绍中说您有一套自己的培养方式，就是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建立“十年培养模式”，这个可不可以理解成是您培养拔尖人才的秘诀？

黄院士：可以这么说。概括起来就是四点：第一，锤炼意志品格。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刚来兰大的时候，要如何创建一流学科？我们经过反复论证发现在西北做观测很好，因为这个地方灾害天气很多，十年九旱，还动不动就沙尘暴。东部也好，国外也好，很难来做观测。但做观测是很苦的，所以首先要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我带着学生去冰川雪地里进行野外考察都是要吃很多苦的，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意志品格。

第二，强化创新能力。我们在野外观测过程中渐渐承担了一些国家级的重大项目，如二次科考等。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告诉学生，这是国家所急需的，我们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学生也慢慢知道了什么是科学前沿，并且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觉得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很重要。

第三，多渠道多维育人。我们基本上把学生都送到国外进行联合培养，然后也请一些院士、知名教授来讲课，让他们学习体会一些别人的先进经验，以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

第四，善于捕捉创新点。新冠模型可以作为一个特例。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捕捉创新点。因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成长过程，年轻人都应有自己的方向。我们也一直在捕捉服务国家的、新的科研方向。所以，通过新冠模型的创新，开拓了研究生在新的研究方向上进取的能力，他们在新的方向上扎进去了，也有研究兴趣，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就很容易成为这个方面的领军人才。

我在申报研究生教学成果奖的时候，把这四点总结了一下，我起了个名字叫“领军之路”。另外，在我办公室旁边建了一个“领军书屋”，把我以前喜欢读的书都推荐给学生看，其中包括金一南将军的《心胜》等。因为学生在彷徨期很容易迷茫，很容易犹豫，所以培养他们的品格是第一重要的。我也用我这些事实告诉他们：你们的老师要干20年才能干出点名堂来，你们不坚守十年的话，根本搞不出任何东西来。你想一两年或者几年成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心里踏实了，接着再慢慢地磨练自己，渐渐就成为真正的人才了。这种坚守、慢熬的精神实在太重要了。

您对您的硕士和博士是怎么要求的？

黄院士：其实我的思想都很简单，要勤奋，坚持努力，不怕失败。我告诉他们，根据我的经验，天赋在成功之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我以我自己和我的学生作为例子。你看，哪个学生听老师的话，哪个学生能坚守，他就能成功。道理非常简单，比如，老师给他们一个题目，你不能说他的题目好，我的题目不好，只是对出成果的快慢有影响而已。但是，如果没有坚守、没有长期努力，是不可能出成绩的。所以，能够长期努力坚守下去的人，最后都成为了人才。

您是怎么发掘和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的？

黄院士：关于科研兴趣的培养，我主要是鼓励。他们取得一点成绩我就鼓励，用不定期的表扬使劲鼓励。因为年轻人还是喜欢被表扬的，也容易激发起他们的科研兴趣。这样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能够做好一些工作，所以渐渐地兴趣越来越浓厚。

前面您谈了一些您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您能不能再深入系统地讲一下具体是怎么培养的？

黄院士：关于创新能力培养，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每周开组会。在组会上，高年级学生都要介绍自己的工作，我都会点评。对于发表在好的期刊上的文章都在组会上予以展示，也让别的同学向他们学习，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和很好的示范。每年都有学生拿到国家奖学金或别的奖学金，如宝钢奖等，本身就有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二是经常举办学术报告会。这种学术报告会都是有针对性的，有利于解决学生学习和实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课题组做过专门的研究，有些学生比老师做得还好。三是参加国家重大项目。我们专业的学生都参加国家的重大项目，我也经常送他们出去开会。俗话说：要“见世面”。这样，他们就能接触到其他科学团队以及他们的学术成果。总之一句话，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在这个领域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即国际前沿或学术热点。

另外，他们自己也要看很多文献，在广泛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工作都是很前沿的。给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特别有创新氛围的环境，渐渐就形成了追求创新的氛围。

您是咱们省的拔尖领军人才，您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应该有哪些特质？

黄院士：就像我前面说的，第一要有家国情怀，第二要有敢于在恶劣环境中坚持奋斗的精神品质，第三就是追求卓越，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去争取。就像我挂在墙上那几个大字“驰而不息”。你要永远在奋斗的路上，这样就能够成为拔尖领军人才。

您认为这其中哪一项特质最重要？

黄院士：最近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功勋》，我觉得拍得很好。看完以后，我觉得，他们很多经历都是一样的，因为热爱，才去坚守。像袁隆平，还有“两弹一星”的那些科学家，本质上都是坚守。只有这种坚守，特别是在西部，你才能成为拔尖领军人才，否则是不可能的。

您认为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有什么改革建议？

黄院士：我觉得在西部地区要成为拔尖领军人才本身就不容易，所以国家要在人才政策上真正地向西部倾斜，这样才会吸引大批的人才留在西部工作，也会推动西部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今年的改革我觉得就比较好，它有4个名额是专门给西部的，这种配额对西部发展是有好处的。院士以外，其他的各个奖项、人才评选都应该配额、都应该倾斜。为什么那么多科学奖、青年科技奖、创新奖等等不能适当倾斜与配额呢？

现在看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国家要给配额，另一方面地方也要有一些配套的举措。观念上还要更开放一点。另外，国家政策要真正地向西部倾斜，让西部有更多的人更容易成为国家级人才，这样才能够扎下根来服务西部。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离不开学校治理，这方面您有什么见解？请您谈一谈。

黄院士：我觉得高等教育要因地制宜来制定不同的政策。西部一直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下，这样很难真正把国家最急需的问题解决掉。当前，我们国家急需要集中力量进行攻关，去解决“卡脖子”的工程，但是“卡脖子”工程谁来领军？谁来做？这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另外，我觉得校长任期长一点可能会更好些，并且要懂得规律，要能让科学家去真正地发挥他应发挥的作用。

刚才在谈到拔尖人才培养的时候，您说意志品格是最重要的，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黄院士：是的，意志品格是最重要的。我有一个学生，他后来上了“优青”，现在正在拼“杰青”。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老师，我不想念了。我看您老是写文章，我看着都闹心。我的文章改不出来，都快吐了。”他还对我说：“我觉得您挺可怜的，一辈子老改这个东西。”我问他：“那你想干啥？”他说：“我准备硕士毕业后就去做生意，挣大钱。”我跟他说：“做生意也好，搞科研也好，都是一个道理。你如果能把文章改好并发表了，你就能毕业。你如果连文章都改不了，你连这点意志都没有，我敢保证，你肯定挣不了大钱。”他很生气，放寒假后不理我就回家了。假期里他对周围的同学、朋友，特别是做生意的同学进行了深入调查。开学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老师，我还是回来跟您做论文吧。人家说，我这小身板儿到社会上，连自己被骗子骗了都不知道。”他说他做不了生意。从那以后，他就下定决心做科研、写论文。其实，他并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学生。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了，就很能吃苦，最后评上了“优青”，干得挺好。这种意志品格的培养，我觉得是第一重要的。因为我见过太多的聪明学生。当我把自己曾经干过的工作让他干，他很快就做出来了。但是，如果他不能吃苦，决不可能成为杰出人才。那种能成功的，毫无例外，都是听老师的话，能坚持下去的。我就这样一个观点：只要你能坚持下去，人人都能成为人才，都能取得世界一流的成果！

今天听了您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介绍，受益匪浅。再次对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