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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香港著名歌手李玟因抑郁症自杀离世的消息,引发了国内社会的高度关注。抑郁症作为话题,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
在日本,抑郁症也是政府和媒体长期关注的课题。根据厚生劳动省,日本每15人中就有1人罹患抑郁症,女性的发病率为男性的1.6倍。同省材料指出,抑郁症成因非常复杂,目前普遍认为是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水平不足所致,具体表现为情绪低落,思考能力降低,对事物缺乏兴趣和好奇心,食欲低下,失眠等等。
从诊断环节和医疗手段看,日本还不具备独创且权威的先驱性手法。目前,日本的抑郁症诊断一般依据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版)或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标准,主流治疗方法仍是抗抑郁类药物和心理咨询。2019年起,日本医疗系统引进了美国的rTMS(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法,以刺激大脑神经元缓解抑郁症状。这也是目前日本治疗抑郁症最先进的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从政策看,日本比较重视抑郁症等精神疾患,尤其是普通人或弱势群体罹患抑郁症的情况。日本通常的医疗保险要求患者负担30%的医药费,但针对精神疾患的“自立支援医疗”,仅要求患者负担10%,且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设有上限。尽管门槛较高,rTMS治疗也在公费医疗范围内。
日本这一针对精神疾患的制度,同医疗保险一样,适用于所有中长期滞留日本的外国人。某种意义上,在日本治疗抑郁症并不贵。国内的“小红书”和“知乎”等平台上,可以查到不少在日留学生用户分享他们的经验。
媒体将抑郁症视为日本经济状况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晴雨表”之一。新冠疫情期间,不少患者因新冠“后遗症”或隔离状态出现的抑郁症状,得到了日本媒体的积极报导。如今,媒体更多报导的抑郁症患者集中在白领群体等一般人,或零工人士、退休人士、护工、外国技能实习生等较为弱势的群体。
相对而言,日本大媒体对名人、尤其是本国明星艺人群体的抑郁症情况不算太关注。例如2020年疑似遭受网络暴力自杀离世的女摔跤手木村花,及同年因自杀离世的著名男演员三浦春马——虽然他们被怀疑罹患抑郁症,但由于没有公开的确诊资料,日本大媒体的处理也十分谨慎。
在这背后,还有一些原因。一方面,在日本医疗界的一种代表性观点看来,明星艺人群体的抑郁状态,与普通人或弱势群体的抑郁状态有所不同,后者更缺乏克服抑郁症的资源。另一方面,明星艺人群体罹患抑郁症或甚至因此自杀,尽管具备十足的轰动效应,却不如一般人罹患抑郁症那样,会对整个社会生产力造成慢性打击。
关于第一点,日本医疗界与部分欧美医疗界对抑郁症的认识类似:抑郁症不是“富贵病”,也不是无病呻吟,恰恰相反,抑郁症是一种“穷病”。在一则由日本医疗机构认证发布的视频中,早稻田精神诊所医师益田裕介介绍称,相对而言,日本的精神科通常不倾向于将明星艺人或成功人士的抑郁症状诊断为“抑郁症”。
益田医生指出,克服抑郁症,或使血清素水平恢复正常的关键之一,在于不断获得成功的体验,并从这一体验中感到满足。在临床上,日本精神科会更关注一些沟通能力低下、经济状况不佳、或正在遭受虐待的人群的抑郁状况,因为他们很难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成功体验,而只能通过药物或语言刺激(咨询)等方式控制病情。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明星艺人或成功人士,他们的确非常容易恐惧自己不再被关注,为此加倍努力,自我剥削,乃至陷入极大的精神压力,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与无法获得哪怕是微小成功的边缘人士并不相同。也因此,明星艺人出现抑郁症状时,更容易被日本医疗界归类为“过劳”或“适应障碍”等病症。
此外,日本陷入不断的人口减少和劳动力不足,而工作人口的抑郁症的频发,为这一现状雪上加霜。2011年,由于抑郁症患者数量在过去10年中翻了1.5倍,厚生劳动省正式将这一类精神疾病列入日本“5大疾病”,与癌症、中风、急性心肌梗塞与糖尿病并列。
如今,日本媒体上,依然随处可见因抑郁症无法工作的年轻人。据“PRESIDENT Online”网刊7月2日的报道,一名现居日本群马县的25岁零工女子,月收入只有11万日元,过着拮据的生活。问后得知,她的时薪其实有1100日元,并不算太低,但因罹患严重的抑郁症,无法每个月活动超过100小时。在此,无论是否仍有声音对抑郁症表示不理解,谴责这种行为是“偷懒”或“自甘堕落”,这都成了日本劳动力市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6月30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度,日本因职场环境引发的抑郁症中,有710件被判定为“工伤”,连续4年增加,达到有统计以来最多。对此,“共同通信”等媒体指出,日本职场环境还有很大改善空间。与此相对,厚生劳动省官员主张,这一结果也显示了日本逐渐正视职场抑郁症,并愿意将其视为“工伤”,在这种意义上,不失为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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