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氏家族第26世之乐良才于明永乐朱棣迁都之际，由宁波迁来北京，良才是一位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铃医，来京后仍操此业，他娶妻杨氏，生子廷松，从此定居北京。铃医乐良才为北京乐氏宗族始祖。

乐廷松继承其父的铃医衣钵，并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和方药著作，开阔知识视野。

经过乐氏两代人的奋斗，传至4世乐显杨于清代当上了清太医院吏目，号尊育，“诰封登仕郎太医院吏目，晋封文林郎，赠中宪大夫”。结束了乐氏祖传的铃医生涯。

康熙八年（1669年）创办同仁堂药室，堂名“同仁”由乐显杨亲自拟定并立“同仁堂”匾，故康熙八年应为同仁堂肇始之时，乐显杨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同治十二年（1873年）杨静亭《都门纂》，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虹著《朝市丛载》均对同仁堂制售的平安丸、虎骨酒等有撰载，称之为一、二百年老铺，货真价实。

同仁堂在海内外信誉卓著，树起了一块金字招牌。利之所在，引动一些贪利之徒立铺混充“同仁”店名，或制造假药冒名售卖，扰乱市场，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发生过于氏兄弟冒“同仁堂”之名售卖假药案。

同仁堂创办不久，因其配售药品疗效显著，声誉与日俱增，博得了朝廷赏识，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和代制内廷所需各种中成药。于是同仁堂承担了供奉宫廷用药之皇差，又称为承办官药。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是是年五十三岁的慈禧太后二度垂帘听政的时代。总管太监李连英奉慈禧太后懿旨，让内廷越过了御药房，直接找同仁堂订购如意长生酒，供慈禧饮用。

同仁堂供奉御药近二百年间，同仁堂小心翼翼严格遵照皇家的药材标准挑选药材，恪守宫廷秘方和制药方法代制丸散膏丹。就这样代代相传、口传心授、约定俗成、潜移默化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制度供奉清宫用药。先辈人的优良传统无条件照办，从而挤出智慧、磨练了才能、自我监督创造出了撼人的成就——把皇家用药标准与同仁堂选购药材的标准，把清宫医药秘方、制药方法与同仁堂的配方、制药方法完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同仁堂在国药事业上的独特风格，使同仁堂的药品质量达到了清宫医药的标准。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乐礼弃世，由乐礼之妻张氏扶掖长子乐以正主管同仁堂并承办官药，缺乏经营能力，举债难支，当时由政府监办关某出面借给本银五千两以偿债务，这是宫廷对同仁堂的变相支持。

祁州药市为我国长江以北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每年交易额多达二千六百余万银元。北京同仁堂曾多次担任京通卫帮会首，并因承办官药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资本雄厚名望卓著，执成药业的牛耳。每年“春五秋七”两季交易市场都要恭候同仁堂大驾光临，才能正式开盘。

同仁堂承办清御药房用药，始终按清宫医药标准采购、制作、交易，自身的信誉和声望垄断祁州药市和其它中药市场二百余年，进货既精，制出的成药也必然以高价出卖，在进出两个方面，都能获取厚利，这样自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在乐家老铺的历史上，乐平泉是一位中兴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之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统统清偿，营业也日见兴旺，声誉卓著，奠定了同仁堂稳固的基础。

乐平泉与官府的交往就更为广泛了，上至清王候亲贵，内阁军机，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及满营官弁，无不交往密切。为了便于与官府往来，乐平泉又捐了官街，咸丰四年（1854年）已做四品衔侯补道。光绪四年（1878年）更捐至二品典封，成为形同督府大员的“红顶商人”，实为罕见。

为了扩大同仁堂声誉，乐平泉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花样，层出不穷。同仁堂祖上的传统办法是遇到会试之期，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赠送药品（平安药），花费不多，宣传效果良好，同仁堂的药物和名声也就传播到全国各地。

当时在北京城每年照例要清挖一次城沟，乐平泉就在四面城门开沟的地方设立“沟灯”。每当夜临，同仁堂的红字大灯到处辉煌耀眼，既便于行人，也为社会各阶层广泛注目，留下深刻印象，达到宣传的目的。

乐平泉还热衷于消防公益事业，同治六年（1867年）设立同仁堂普善水会。并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十五日扑灭皇宫贞度门失火发挥重要作用，次日慈禧知情甚喜，谕封同仁堂普水会为“小白龙”,同仁堂普善水会借此名扬京都。

乐平泉有一套理家治店的措施：如嫁到乐家的妇女都要参加包金裹药的工作，这为紧密地把乐氏家族的命运与同仁堂的兴衰联结为一体，构成了同仁堂家族式经营方法的一大特色，他还至力于新药研制，开拓了数十个新品种。大大丰富了同仁堂的传统药目。

乐平泉逝世后，乐家的家事铺务均由他的继配夫人许氏主持，这位许氏出身名门，却能事必躬亲，而且知人善用。

自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火烧大栅栏，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同仁堂在这动乱年代里，也经历种种骚扰和磨难，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7年）冬，李鸿章签署了《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撤兵，逃至西安的慈禧回銮，北京城内秩序恢复，许氏也率领乐氏家族自太原返京，重新整顿同仁堂。

大乱之后，许氏对同仁堂生产成药的质量并未放松，紫雪按占方配制在加工时需要用黄金百两，据传当时许氏就收集了家中各房金饰铸成百两，放在锅里煎煮，日夜守候。由此可见许氏严守占方操作要求，炮制药物一丝不苟的制度。

许氏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去世。四年后，清王朝灭亡，结束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皇差。自许氏去世后，同仁堂开始正式由乐家四房共管，但这并没有给同仁堂带来繁荣，倒是充分的暴露出这个封建大家族彼此之间为争夺利益与权力而发生矛盾，这种管理形式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

“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市面萧条，同仁堂的营业也日渐衰落，虽在中药行业中依然是头面店家，但当时国统区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法币”、“金圆券”相继急剧贬值，给同仁堂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至解放前夕，同仁堂不单设备陈旧，铺务管理陷入困境，已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1949年 3月在同仁堂建立了基层工会，以职工代表与资方谈判的形式，敦促资方尽快领导药店恢复生产、开始营业，并推举乐松生为同仁堂经理。这使乐松生初步体会到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是信实可靠，千真万确的。同仁堂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企业的道路。

改革开放新时期，古老的同仁堂继续焕发生命活力，并对生命健康产业加大探索，开发出更多王牌中医药产品推向市场。为了提升健康服务专业化，同仁堂内部孵化出六大二级集团，并“各有侧重 协调发展”。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同仁堂健康”）在同仁堂大家庭中便历史性地承担起“集百草而香天下 普健康而惠众生”的重任。正如健康药业的名字一样，为普罗大众带来健康便成为同仁堂健康人不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