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陶勇｜我的理想：天下无盲
对话 · 陶勇
以下为采访摘要
一起暴力伤医事件 让他险些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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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陶勇
三年前，他是轰动全国的“伤医案”受害者。
△陶勇
陶勇：左手受伤的地方肌肉已经萎缩了，现在是僵硬的状态，不是很舒服，所以老得用手去掰一掰。田川：现在还需要做复健吗？陶勇：已经过去三年了，不用做了。田川：手受伤之后给生活带来哪些不便？陶勇：比如现在不能用双手打字了，穿衬衫的时候，右手的袖扣得让别人帮忙系。包括做手术，以前可以自己戴手套，现在得让别人帮忙把手套撑开，我再把手伸进去。田川：现在还可以做手术吗？陶勇：可以，因为我的右手没问题，所以有的手术还是可以做的。田川：经历过那些事之后，会把人性当中的恶放大吗？陶勇：事实上不会。受伤后我朋友本来想说一些安慰的话，但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
△陶勇的左手因为受伤无法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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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下午，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陶勇医生，正在诊室内为患者看病。在毫无防备的陶勇身后，凶手突然举起了菜刀……在整个袭击过程中，陶勇头部被砍三刀，造成颅脑外伤，身体还有多处刀伤，多处骨折，神经、肌肉断裂，左臂和左手受伤最为严重。陶勇失血1500毫升，命悬一线……
陶勇：其实刚醒来的时候顾不上怨天尤人，因为脑水肿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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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剧痛中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陶勇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病房。熟悉的病房，却是不同的视角。他被固定在床上，只能看到天花板。
陶勇：我觉得做医生的一个好处是，因为你每天面对的都是身心痛苦的煎熬，所以在看到自己还享有健康，享有别人看似正常的东西时，就会觉得是一种恩赐，就会感恩。所以醒来后我就想，不管怎样，只要我熬过最难的这段时期，后面总还有机会做自己的事情，我还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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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几天之后，警察告诉陶勇凶手名字时，陶勇愣住了。凶手是自己接诊不久的一位病人。一年前右眼视网膜脱落。在找到陶勇之前，已经在别的医生那里做过三次手术，出现严重并发症，眼球萎缩。陶勇自问，做到了最好的治疗方案，保住了他的眼球和部分视力。手术后，陶勇还特意为他节省治疗费用。谁知曾经的病人不但不满意疗效，还要置陶勇医生于死地……陶勇说，我对他的不解，远大于恨。一面是意外的凶残，一面是意外的感动。事后陶勇才搞清楚，受伤当天有4个人为他挡刀，还有一名护士冒死相救，才终于保全了他的性命。
陶勇：有一个我们科室的员工，赤手空拳替我挡刀跟歹徒搏斗，耳朵被削掉半个，脑门上的血包三个月都没下去。后来一个同行跟我说，他从没见过哪个单位的员工，会为了自己的领导这么奋不顾身。其实我也没想到，我还跟这个同事聊过，他就说我平时对他挺好的，不是那种虚伪的好。还有一个帮我的志愿者，脑门缝了17针，出了一个大大的血包。还有一个患者的妈妈，她用手帮我挡刀，三个掌指关节到现在都是畸形的。事后调录像，才发现还有一个快递小哥也在帮我，他其实就是一个路过的陌生人，我之前都没见过他。
我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些人，他们不光在关键时刻替我争取到了宝贵的逃脱时间。过去都是在报纸和新闻里看到见义勇为的事件，但这次真真切切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会觉得人性的善良和无私，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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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一夜之间，40岁的陶勇成为新闻人物。无数人为他祈祷、祝福，与此同时也不禁担忧和惋惜。陶勇清醒之后，忍着剧痛，口述了一首诗，让人发在网上。陶勇在诗里写道，“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
△大家自发为陶勇送去鲜花和祝福
陶勇：后来有很多陌生人给我写信，捐款。还有小学生说，陶医生，我长大了要以你为榜样。去高校演讲的时候，有人说自己的高考作文写的是我。田川：面对大家的期待，你会觉得有压力吗？陶勇：与其说是压力，我更觉得是动力。我还没有出名到大家的关注会把我压得喘不过气，也没人会24小时盯着我，所以眼下我觉得还好。当我读到大家的信，就觉得应该要努力提醒自己，规范自己。今天的自己要比昨天更优秀一些，因为来看我“演出”的观众更多了。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同时，也要想办法让别人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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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春的傍晚时分，在下班后的北京朝阳医院眼科，陶勇又约了一位病人。在陶勇看来，长期的相处，让他和病人与家属们慢慢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不像医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有点像一个战壕的战友。大家共同的敌人，就是病魔。陶勇享受被需要的感觉。对病人，陶勇除了给出医疗建议，也常常进行安慰和鼓励。陶勇说，希望，是唯一价廉而有效的，可以对抗人间疾苦的方法。
田川：现在还会去出事的那个诊室吗？陶勇：有时候会去。田川：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是什么心情？陶勇：进去的时候发现多了一个后门，我就问怎么把墙改造了？同事说医院考虑还是要多准备一个安全通道。仅此而已，没别的了。田川：心里没有任何波澜？陶勇：其实还好。我就是没心没肺，能吃能睡。田川：本身性格就是这样吗？陶勇：不是，也是慢慢磨练出来的。学医会遇到很多东西，比如上本科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急诊学习，在那里会看到很多因为意外伤胳膊断腿的患者。再到后来当临床大夫，会遇到很多悲伤和痛苦的事情。可能有的人你就是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无法挽救他的视力......面对这些痛苦，你要么变得麻木，熟视无睹，要么神经敏感，自己天天以泪洗面。但这样你也没法工作了，就不能去帮助别人了。我觉得还有一个状态，就是把痛苦变成“疫苗”，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虽然你不能帮助眼下的患者获得光明，但是你会努力地想办法，在实验室用更多的汗水和智慧开发新手段，去挽救下一个患者。同时这些患者面对痛苦时的坚强，也会是我在遇到突如其来的意外时的“抗体”。所以我不是天生没心没肺，只不过是经历了这些后慢慢变得能吃能睡。
不要让医生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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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陶勇出生在江西省南城县。他是天生的“好学生”，喜欢书本，喜欢学习。从小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名副其实的“小镇做题家”。陶勇说，自己好像注定要从医。小时候看武侠剧，小伙伴都崇拜大侠，陶勇却仰慕戏里的神医。中学开始，数理化让他深深着迷。每次路过医院，总会对红十字和医护人员肃然起敬。高考时，陶勇毫不犹豫报考了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医学部。
陶勇：我在20岁的时候想象的场景是，自己要成为一个厉害的医生，而不是满足于这个职业能给我带来的稳定。所以在我40岁的时候会继续往前走，不会停留在给自己画的边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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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陶勇从北京大学医学部以博士身份毕业时，作为北大全校毕业生代表上台讲话。陶勇31岁就当上了最年轻的硕导、副主任医师、副教授；35岁，成为主任医师；37岁担任博士生导师。如今他是北京朝阳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葡萄膜与眼底病专家；眼科精准诊疗和数字化的先行者。
△受伤前 陶勇为患者进行眼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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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危难，陶勇发现最需要爱心的地方其实是医院。医院集中了太多被病痛折磨的患者，也集中了忙得不可开交的医护人员。受伤之后，陶勇在医院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手硬一手软。一手硬就是去呼吁，进医院做安检。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2020年7月1日，陶勇受伤5个月后，北京所有医院，都建立安检制度。陶勇的期待成为现实。陶勇还有一手软，朝阳眼科与红十字基金会合作，让志愿者为病人提供志愿服务，让来就医的人感受到关爱和帮助，让医护人员专注在医疗工作上。诊室门口还会放上面包和水。陶勇说，病人等久了，血糖低，脾气躁。吃点面包，血糖升上来，气也就顺了。
田川：有了从医生变成患者的经历后，再看患者时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吗？陶勇：我觉得现在理解病人会比原来更多面。我现在会觉得，我们看的更多的不是眼病，而是要多去观察一个人的内心。其实很多眼科疾病都是心身疾病。例如青光眼，患者不仅是眼压高，眼睛疼，头疼，他们在性格上也会比较急躁，不容易相信人。所以人的心理和生理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现在的模式是疾病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高级的手段是形成一个环境，让患者产生信任，有很好的依从性，能够配合做治疗，同时又能实现更好的社会属性。如果把病人变成了职业病人，让他天天来医院挂号、排队、检查，最后眼睛是好了，但人也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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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认为，医患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在医生和患者身上，还有社会法规、医疗体系、就医环境、服务配套等众多因素，而医生和患者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一部分冰山。
陶勇：小时候，我们当地连眼科医生都没有，只有一个五官科医生。他唯一的检查设备就是一个大手电筒。那个时候都是医生说啥是啥，看病也都是到了晚期，症状非常明显了才去。像白内障，以前我们说“熟了”才能做手术，你不做就失明，就一条路。所以以前叫医生决策。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做个CT，没有咯血，没有咳嗽，没有任何呼吸困难，就是一个很小的结节，你做不做手术？做完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现在是医生患者共同决策模式，我们不能替患者做主和决策。田川：但患者可能就是因为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所以才想请教医生。共同决策的模式会不会造成彼此误会，觉得是在踢皮球，谁都不想负责？陶勇：这个问题其实还存在另一个反向问题。曾经有一个导演跟我说，你们医生太不像话了，我去看病，医生都瞒着我不肯说病情，一定要把家属叫来。我问他你希望怎样，他说就应该告诉我实情。我又问他，如果现在是你爸爸得了肺癌晚期，你是希望医生如实地告诉你爸爸还是不告诉？他想了一下说，不告诉，应该告诉我。轮到他自己他说要告诉本人，轮到他爸爸他就说不能告诉本人。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文化风俗问题，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无论对患者本人说与不说，都是错。我们不能过度苛责一个医生去挑战文化和风俗。他更不能逾越法律底线，替别人做决策。这件事情我们只能是科普，以及形成有效的帮扶环境。例如我们现在有相关的咨询办公室，甚至有些地方在做手术谈话时还会有律师介入，有保险公司参与……我认为这些方法都是在努力对抗现实问题，是积极的解决态度。不要让医生孤军奋战。
田川：有人说，对患者家属坦言比做好一台手术还难，您怎么看这句话？陶勇：手术是技术活，有迹可循，它虽然难，但通过勤奋和刻苦是可以做到的。但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想把每个人都沟通好，比登天还难。医生也是凡人，没法背上所有人的要求。既要开好药，做好手术，搞好科研，还要让每一位患者都宾至如归，最好还不用他花什么钱。那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我们不能为这样的错误要求买单。我们应该呼吁形成一种体制和机制，而不是一味的要自己少休息，我不认为这是科学的解决方式。我们需要卫生部门、公益机构，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大众一起参与医疗环境的制定。只有集体努力，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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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了，43岁的陶勇，从一个传统医生，变身“网红”医生。同时兼任创业者，作家，网络大V，公益发起人……对陶勇来说，人生的半径扩大了，但圆心依然扎在医疗事业之上。
陶勇有句名言：理想主义的人更“贪心”。读书时，谈到梦想; 朋友们都说发大财，只有陶勇说“我要攻克癌症，留名史册。”陶勇说，他对医学的理解，就是加入一场无限游戏。未来，我想引入社会公益组织、行业机关、同行、合作伙伴去共同经营这个游戏。二十年后，陶勇还是会坦然地谈论他现在的理想——那就是，天下无盲。陶勇不仅做科研，还要创业。他推动先进的医疗科技产业化，走进医院，服务病人。
陶勇：科技是一把更厉害的手术刀，我们要把科技成果进行转化。比如眼内液检测技术，它可以让医生很快知道患者的病因是什么，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700家医院帮助了8万个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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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发起光盲计划，整合眼科上下游的公益组织，为病人提供全程服务。
陶勇：我跟志愿者说，如果你只是来这儿奉献的，那我劝你不要来。因为这应该是一件悦己，利人，同步进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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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不光写专业书，还写出了两本畅销的随笔集，科普书和童书也在陆续出版。
陶勇：我之所以同意写书，很大原因是被朋友的一句话感动了。他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他跟我说，抑郁症患者的内心是非常黑暗的，你能从这么大的事情里走出来，如果把它分享出来，可能能帮助一些抑郁症患者走出来。
△《目光》 陶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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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陶勇频繁接受媒体访问。在脱口秀和综艺节目当中，他也是受欢迎的嘉宾，为医生与患者奔走呼吁。
陶勇：全国有四万八千个眼科医生，可能我确实是有点另类的那个。我觉得上综艺的挑战无非就是会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我们活在世上，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也会担心。但我就会想，我又没犯法，又没干违反道德的事情，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医学生的成长，我觉得对这个行业是件好事。权衡之下，个人事小，理想事大，所以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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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还是受欢迎的演讲者。他诚实地分享，回应听众的困惑。
陶勇：我去高校演讲的时候，底下坐的都是经历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天之骄子们。但是他们也会焦虑，会想我现在努力学习到底有没有意义。我就告诉他们，不要着急，给自己一点时间和耐心。意义是一个动词，它需要时间。它就像一颗种子，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浇水，才能看到开花结果。你滴下去的每一分汗水，最后都会长成硕大的果实。但它需要时间。一定要相信鲁迅先生说的，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制片人：张燕
编导：王劼
编辑：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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