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嘉兴文史
一部辛亥史，半部在江南；江南辛亥史，策源在嘉兴。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嘉兴“辛亥革命七烈士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其中一位风云人物——龚宝铨。
龚宝铨（1886—1922），嘉兴人，原名国元，字未，别号独念和尚。陶成章、徐锡麟、秋瑾之结盟兄弟，“辛亥革命七烈士”之一。
1900年，当龚宝铨才15岁时，看到国家衰弱到极点，就立下了革命的志向。1902年，年仅17岁的他为追求真理，只身游学日本。19岁创立光复会， 20岁加入同盟会，可谓革命组织中最年轻的一名战士。
他在1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不计个人名利，默默无闻，甘当陶成章和章太炎的助手，注意协调各方面尤其是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关系。终因受不了来自多方面的打击，由积极转向消沉，在贫病交迫下英年早逝，年仅37岁。
▲1904年，光复会领导人及在日本的部分会员（从左到右：陶成章、龚宝铨、陈魏、陈志军、徐锡麟）
龚宝铨最知己的朋友是陶成章。在留学日本时他们都是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他们从事拒俄运动一度遭受挫折，同仁们怀疑陶成章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从中破坏，于是派龚宝铨对他进行监视。在无意中听到陶成章倾诉革命衷肠之后，龚大受感动，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后来他们同创光复会，龚宝铨又介绍陶成章到嘉兴认识敖嘉熊，进而陶成章又协助敖嘉熊在嘉兴建立温台处会馆。到创办大通学堂时，龚宝铨又参与了陶成章和徐锡麟的策划。
在他的《自叙革命历史》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与陶成章在各地联络会党的情景：“与焕卿终身在野；数岁之间，提皮包，蹑草履，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数频危难，亦有天幸得免于祸。”
关于龚宝铨在创立光复会中的作用，时常被人模糊了。其实当时，蔡元培刚从青岛返沪，事先并不知情，章太炎又尚在狱中。龚宝铨作为光复会的前身——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派往上海的一名国内实行员，负有建立机关的任务。
后来陶成章参与了，又推举蔡元培为会长，遂成立了光复会。所以胡绳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称：“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铨是推动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一个人。
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但是在这个组织成立后一直起作用的中心人物则是陶成章。”这个说法是比较公允和准确的。说到浙江革命的“原动力”，是应该将龚宝铨归在里面的 （陶成章在《浙案记略》中称“原动力”为敖嘉熊、魏竺和陶成章三人）。
以后最让龚宝铨难堪的是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矛盾。龚宝铨与多数嘉兴籍革命志士一样，刻意回避他们的冲突，但是他的特殊处境又使得他无法回避它。从个人身份上，他既是陶成章一生的挚友，又是章太炎的助手和后来的长女婿，一生的革命生涯都是与这两人联系在一起的。
从组织关系上，既是光复会的初创者，又是浙江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不希望双方受到伤害。他没想到，1905年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基础上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时，光复会的组织仍然保留，使得后来同盟会内部关于《民报》资金筹措等问题上的个人意见不和，上升为两个革命组织间的冲突，“自相水火，同致覆止”，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然而最先挑起这场冲突的是光复会的陶成章和章太炎。他们“徒以局量迫隘，渐致时人之忌，余辈虽欲调和，势不可得”，没有效果。武昌起义后，陶成章与龚宝铨先后回国。可是待陶回国时，浙江军政府已经成立，仅给他留下一个参议的职位，陶郁郁不得志。
可是当他抱病指挥浙军攻下南京之后，在与陈其美争夺上海都督以及光复会与同盟会革命正统地位的问题上，陶不相让，双方几致火拼。恐招杀身之祸，章太炎、龚宝铨都对陶进行劝阻，陶不听，终于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王竹卿杀害于上海广慈医院。革命同志间刀枪相见是龚宝铨万没想到的，也是龚宝铨一生中刺激最大的一件事，从此他走向消极，不再过问政事了。
给他第二个重大打击的，是他的岳父章太炎——一位革命功臣遭到袁世凯的长期非法囚禁。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在镇压由孙中山等发动的“二次革命”之后，欲进一步推翻共和，复辟帝制。面对袁世凯的追捕和镇压，大批反袁志士纷纷逃避，唯独章太炎不加理会，竟然跑到北京，亲自上门质问袁世凯，正自投罗网。
袁世凯不敢加害他，又不让他有发表言论的机会，于是把他囚禁起来。说起对光复会同盟会持调解态度，又对陶、章的做法有所批评的，除了龚宝铨还有蔡元培。蔡元培在给友人的信中，严肃批评陶成章：“陶君之内讧，尤为无理取闹。……在东京时，亦以党款故，与徐（锡麟）君龃龉，驰函各处攻徐君，谓其有异志。”
又指出“吾族终不免有专制性质”，这个“专制性质”就是喜欢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在这方面蔡也是吃过苦头的。
他在 《自写年谱》中对自己出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经过有如下记述：先是“章君语我：‘如孙果被举，组织政府时，我浙人最好不加入’”，后来孙中山当上总理并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回忆道：“我不得已而允之，即回寓取行装，章君引浙人不入阁之约以相难，扣我行装……章君之诸弟子，亦劝其师勿固执，乃容我往。”这里提到的“诸弟子”有没有龚宝铨，没有交待。
不过龚宝铨对蔡元培一向是非常敬仰的，后来他在《自叙革命历史》就提到了蔡元培，“每念同盟光复二会，如鹤卿之贞正……皆足以廉顽立懦”。这一看法显然不被章太炎接受，在龚宝铨逝世之后，他根据龚的自叙历史撰写的 《龚未生传略》中，毫不客气地将这些内容一笔删去了。
这次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上海的章太炎夫人汤国梨以及章太炎的两个女儿都十分着急，她们要赴京省亲又需龚宝铨陪同，由于汤怕中袁的圈套，就由龚陪同章的长女㸚及次女㠭前往北京。这段时间里，龚的爱妻㸚，因受不了精神上的痛苦，终于自缢身亡，给予龚宝铨又一个沉重打击。
当时章太炎孤立无援的处境，非常人可以想象，觉得生不如死，尤其在劝进袁世凯为帝的筹安会成立后，他在七尺宣纸上篆写“速死”二字，悬于墙上。而住在家乡余杭的族人早因章太炎参加革命，害怕株连，而断绝了关系。汤国梨曾经派人到杭州，找到章太炎的伯兄，想与他商量营救办法，却遭到拒绝，“族人恐被牵累，早已在余杭家祠中开会，全族会议将太炎开除出族”。
是时，龚、章之处境，在 《家书》一段话颇能表达：“谂读未生来书，知君零丁辛苦，俭蔷自耕，闻之悲婉，风尘横起，南北阻绝，又自伤也。”在此之前，章㸚已有自杀的念头，所以晚上与她妹妹同睡一间房，便于照顾。“未生暂当留此，以备意外之虞。”这一次她妹妹一觉醒来，发现㸚不在室内，大为吃惊，到处寻觅，“则见其自经于章所住上房之堂屋”。后来章太炎撰写的 《亡女㸚事略》称：“余以不禄，出入生死几二十年，宝铨亦颠沛者数矣……成章之死，与其他故旧无穷失据之状，皆㸚所亲睹也。身处其间，若终身负疚者，其厌患人世则宜然。”
在龚宝铨亡妻之后，褚辅成于袁世凯死后获释之际，好心将他的大侄女褚明颖嫁与他，可是这时的龚宝铨已陷佛门甚深，四大皆空，对家庭婚姻已无兴趣。妻子也经受不了这种冷漠，三天两头跑回娘家，最终自己也出家为尼了。这样龚宝铨又将自己的悲剧转嫁到别人的身上，当然这是环境造成的，无法责怪龚宝铨。
后来龚宝铨参与赶走袁世凯在浙江代理人朱瑞的活动，谋浙江独立，而充任省都督府外交顾问，在去世前一年联省自治运动中，担任褚辅成为首的省宪法会议议员，多是虚衔。任职最长的是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一职，曾翻印日本弘毅书院之佛藏，多与他信佛有关。
龚宝铨年轻时体弱多病，从事革命积劳成疾，患有肺病，最后在贫病交迫中，于1922年逝世，年仅37岁。他的一生折射出这场革命成功的辉煌，以及由失败而带给人精神上的苦痛。
——本文选自《嘉兴文史》总第77期，作者：陈伟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