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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之名首见于《隋书·赵仲卿传》“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弘出贺兰山。”突厥侵犯边塞，赵仲卿跟从王弘出师贺兰，与突厥征伐交锋，护卫边疆安宁。可见，无论是其在史书记载或是得名缘故，贺兰山一直都是游牧民族栖息之地，同时也是沟通、联系中原和边地的重要桥梁。

文学之中的贺兰山书写最早见于唐代诗人王维的《老将行》，“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弛日夕闻”，这里的贺兰山是以独立的地理符号进入诗人的观照视野。诗歌以贺兰山战况紧急引出老将不计恩怨，请缨保国之事，歌颂了老将的家国情怀。

此后，贺兰山作为重要的文学意象时时出现在边塞诗中，虽然其所呈现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但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始终是贯穿贺兰山主题诗歌的情感基底。

唐卢汝弼“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再现了护国守疆的豪情壮志。宋姚嗣宗“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表现出将士们收复河山的雄心壮志。金折元礼“六郡少年，三明老将，贺兰烽火新收。”展现了各民族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的动人画卷。这些诗歌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核。

明代，伴随着边防事业的大力开发，中央政府调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官员远赴宁夏戍边，他们深入到贺兰山周边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同时对此也歌之咏之，由此诞生了大量的以贺兰山为主题的诗文作品，赋予了贺兰山更加丰富深刻的精神内涵。

有的戍边官员以细致的笔墨描绘了贺兰山山脉中的长城、关隘、屯堡等军事防御体系的开发过程，并以此寄寓自己的功业理想。如嘉靖年间巡抚杨守礼在任期间，修建关堡、调整驻防，造福人民，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的《晚入打硙口》《入山劳士》《登贺兰山修赤木口》等诗作，有期待疆域统一的炙热情感，也有对边防事业的忧心关切，其忧国忧民之情令人动容。

另潘九龄、王崇古、刘思唐等一大批诗人也借驻防修关之事抒发报国之志。如“百堵当关千仞险，一劳为国万年安”（潘九龄《次南涧中丞公阅赤木口途中口占》）直接点明了贺兰山关隘的修筑对巩固边防安全的重要性。

游子思乡也是这时期贺兰山诗歌的重要主题。如“贺兰三百里，只隔黄河水”（朱旃《菩萨蛮·归思》）、“呜呼一歌兮歌未阑，征人早已泪阑干”（潘元凯《贺兰九歌》）、“未知何日是归期”“孝子思亲何日休”“倦客思归欲愁绝”（潘元凯《贺兰九歌》）等。

这些诗句多角度地奏响了戍边战士系念亲人、眷念故土的共同心曲，折射出将士们对阖家团圆、国家统一的强烈渴望。

随着清王朝在西北地区军事力量的加强和民族融合政策的推行，贺兰山周地不再是烽烟不绝的沙场，而是一方太平安宁的乐土，以致有诗人发出“何须夜保贺兰山”（王绥《废垒寒烟》）、“不见烽烟起贺兰”（徐保字《新堡怀古》）的感叹。

这一时期，大量以开凿、修缮河渠为主题的诗歌展现了贺兰山的崭新风貌。程光辅《昌润渠工竣》、通智《昌润渠工竣恭纪》等作品，详细地描绘了贺兰山麓水利工程的修缮给当地农牧产业、人民生活所带来的便利，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贺兰山日暮。（夏亮亮 摄）

从昔日烽火连绵的沙场疆域到如今富饶易居的塞上江南，贺兰山主题诗歌积淀了同心同德、共卫家园的爱国情怀，彰显了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理想信念，也抒发了士人们忧国忧民、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民族精神的内在价值贯穿贺兰山主题诗歌的发展始终。

明清时期，统治者加强了对宁夏的治理，先后派遣亲王和一大批文化素养极高的官员戍守宁夏，促进了宁夏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贺兰山巍峨壮观的自然风光及其所附着的边塞历史文化意蕴，使初至此地的官吏文士为之心迷神摇，创作了大量的贺兰山主题诗歌，其创作心态也从宋金时期的“疏离”转变为“欣赏”。

明清宁夏八景诗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证。庆王朱旃《贺兰晴雪》中的“积雪日烘岩冗莹，晓云晴驻岫峰奇”之句开启了赞美“贺兰晴雪”的先河，此后陈德武、王逊等诗人紧随其后，“山屏晚翠”“贺兰夏雪”等景致在他们的笔下熠熠生辉。在这些创作中，诗人们自觉将贺兰山放置与中原名山同等的审美位置，将其互为观照比较并肯定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古宁夏八景之首“贺兰晴雪”。（妥永苍 摄）

就藩宁夏的庆王朱栴曾言：“贺兰晴雪，随题而赋之诗，以见风景之佳，形胜之势，观游之美，无异于中土也。”贺兰山景被推崇至和中原风光相媲美的地位。还有李守中的《从猎贺兰山宿拜寺口》、王崇文《贺兰山》和周弘禴《贺兰山歌》等诗歌，以“好似江南庐岳上”“胜览分明五岳同”“遥想匡庐、峨眉、太室九峰、形胜相上下。”等诗句，将贺兰山和中原鼎鼎有名的山峦相提并论。

这些对贺兰山自然、人文景观的极力讴歌，丰富了贺兰山这一文化符号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蕴，彰显了人们对贺兰山的欣赏、热爱之情。文人们对贺兰山的情感历经了从疏离隔膜到欣赏认同的发展过程，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中所形成的共同心理表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历史面相。

西夏时开国之君李元昊更是将佛教作为国教，求经译经，在贺兰山一带兴建塔寺。李梦阳来此就发出“云锁空山夏寺多”的感叹，惊叹贺兰山佛寺林立的盛况。

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佛教，不惜重金修建佛塔、寺院，弘扬佛文化。方志有载“其土居人……然甚崇敬释氏”。可见佛教文化对当地人的巨大影响。如今贺兰山还保存着贺兰宏佛塔、贺兰拜寺口双塔、文殊殿等佛教圣地，等待人们的观赏游览。

▲雪后的拜寺口双塔。（徐胜凯 摄）

除了佛教文化的繁荣，儒道文化也在这里广泛传播，多元文化汇至于此，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

到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大力开发边防事务的同时也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宁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广修文庙、设立各级学宫，还从中央选拨文教名士到此执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德政移边俗，兰山气色和”（傅钟《奉和宿平羌堡》）、“德共阳春及草莱”（傅钟《奉和赤木口》）、“干羽风光始见回”（罗凤翔《宁河台成登眺》）、“塞北江南文教通”（孟逵《宁夏》）等诗句都写出在中原文教的浸润之下，这里的人文教化色彩明显增强。贺兰山已逐渐褪去蛮夷落后的外衣，逐步摆脱了历史上所形成的征伐横起、苦寒落后的塞外荒漠形象，而渐渐成为人文昌隆的文教府地。

（作者：马志英，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邱潇，北方民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原标题：《贺兰山诗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的一个文学符号》

监制｜杨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