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七惠笔下的女性大多与现实生活有着本能的疏离感，但同时，她们又渴望进入生活。在《一个人的好天气》中，她就曾借女主人公知寿之口说出这样一句话：“我想做一个像样的人，度过一个像样的人生；想尽量锻炼自己的肌肤，成为一个能够经受任何磨难的人。”当时作家本人也只是一个二十出头，在旅游公司打工，将写作当成副业的年轻女孩，她对“飞特族”的关注与自己的切身体验是分不开的。所谓的“飞特族”（Freeter），简单来说就是一类不愿意轻易进入社会，顺从社会规制的人，在他们完成学业，即将开始工作之际，一种不愿被规训的强烈欲望促使他们用一种非常消极的生活方式去对抗现实带来的压力，比如离开家庭，只维持短暂的男女关系，依靠打零工维持最低的生活成本等等。然而，这种消极的自由也会造成他们与自身的疏离，于是小说中的知寿会喜欢顺些小东西藏在鞋盒里，以此将自己与他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个细节曾打动很多人，也最能体现“飞特族”矛盾的内心。如何将自己与现实联结起来？她们往往缺乏一条真实存在的通路，于是小偷小摸成了一个不成方法的方法，让她得以使用那张只属于道德暧昧者和边缘人的面具，和周围的一切互动。在小说的最后，知寿离开了同属边缘人群体的独居老人吟子，试图努力摆脱“飞特族”的生活状态。

15年过去了，《跳舞的星座》中的“我”仍然是一名打工者，也并没有过成像样的生活，虽然“我”与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看上去变了，“我”比知寿更“正常”了，不但完全接受了打工族的身份，甚至对乏味的工作内容和与此相关的一切遭遇也都逆来顺受，曾经的“飞特族”终于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社会人”。这似乎顺应了当年许多评者对作者的担忧——当知寿看似走出困境，而吟子也完成了她疗愈者的工作，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就此圆满完成，作者接下去又该写些什么，又将如何发起对“圆满完成”这种状态的挑战和突破？小说腰封上“奇幻短篇集”的标签多少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不过比起“奇幻”，“超现实主义”可能更适合全面概括这部作品集的写作风格。书的整体结构有些类似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每一篇看似独立的小说串联起了同一个主人公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上班途中“我”先是偶遇正在阅读的一部小说的作者，在办公室里经历了从未见过的神秘异国女子引发的情感风波，下午在见客户的路上差点与一对被黑道追杀的父女组建临时家庭，又被一个北欧神秘组织偷取了人格，等到傍晚回家，甚至无故邂逅了一位玩电影真人秀的大叔，开着车扬言要与她共坠悬崖。到底是什么样的脑洞才能编出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让一个打工人贫乏无奇的一天变得如此“高潮迭起”？在阅读《跳舞的星座》时，国内正好出版了胡安焉的非虚构新作《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回顾了自己近10年间做过的19份工作，以一个快递员的亲身经历道尽打工人的心酸和各种社会现象。同时阅读这两本书会给人带来十分有趣的经验，相比我国当下年轻作家更擅长借助非虚构的写作来对打工生活进行沉浸式记录，作为小说家的青山七惠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虽然看上去也是在写被乏味的工作压榨得一塌糊涂的年轻人，但她关注的显然不是这种乏味枯燥的打工生活本身。相反，她以撕开和逃遁这种生活作为叙事的出发点，将“我”一切的奇异遭遇引向另一个空间，并在这个本就是为了与现实世界拉开距离而存在的空间里，让故事成功摆脱一切固有的生活模式。作者尽情地编织着各种看似不靠谱乃至无根基的情节，却因为是在“超现实”的空间里发生的，自然就不必再遵循常态生活的各种法则。在青山七惠看来，不仅是打工人，任何人的现实生活本身都乏善可陈，完全没有提炼成小说素材的必要，但盲目地将人物“传奇化”，又会使写作滑向另一种烂俗。这也就意味着她必须为自己建构的这个叙事空间提供一条可以进入的路径，使其既能避开打工人的日常给人留下的固有印象，又能避免将人物带离其自身的逻辑，走向不可控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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