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育娲人口研究是由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等人创办的，早在去年该研究所就曾发布关于国内养娃成本的报告，当时的报告调查发现，国内家庭平均把一个孩子养育到十八岁的费用在50万左右，到了今年，该研究所又发布了最新的报告。

从今年的最新报告来看，国内家庭的养娃成本正在提高，而不是下降，与之对应的是，最新的人口出生数据跌到千万以下，创历史新低，人口负增长时代开启。

而这一切的背后，养娃成本过高，正在扼杀今天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根据这份最新报告来看，中国仅次于韩国，是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中养育孩子成本第二高的国家，国内家庭平均把一个孩子养育到十八岁的成本是中国人均GDP的6.9倍，相当于德国的两倍和法国的三倍。

仅仅这样对比，还不足以说明国内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高昂。如果我们把德国的年均工作时间也计算在内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养育孩子成本比德国高两倍的情况下，国人每年的上班时间在全球范围内也算是位居前列的。

由于低出生率和已经被放弃的计划生育，我们可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印度也有望在今年超越我们，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迫切的出生率和老龄化趋势，让我们刺激生育的措施变得越来越迫切。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四十多年前我们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以控制居高不下的人口，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即将实行鼓励生育的措施以延缓老龄化的速度。

人口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在于人口的结构性被人为破坏，更重要的在于，对于未来可能的趋势和变化，很多人都难以完全预料。

根据计生委在2017年的全面调查中也发现，77.4%的育龄妇女都表示“经济负担过重”，这再度表明在我们人均收入大增的同时，养育成本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

而这背后的一切，实质上是内卷的社会形态愈演愈烈的体现。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报告来看，韩国是世界上养育成本最高的国家，韩国的养娃成本是人均GDP的7.79倍，世界上最高的养育成本，也理所当然让韩国成为了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去年，韩国女性平均预期生育婴儿数降至0.78个，而中国则为1.1个。

在国内，平均抚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需要多少钱呢？

这份报告给出了答案，为62.7万人民币。

而北京和上海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成本是最高的，分别为96.9万和102.6万，而西藏则是全国养育成本最低的，只需要29.3万。

尽管早在多年前，我国就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做到了读书免费，但由于户籍制的体现，加之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不断提高，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之后，教育费用并没有减弱，而是不断提高。

在农村，读书依然很便宜，但由于工作机会的缺少，这就导致在农村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大部分的孩子跟随父母来到城市里读书，由于没有户籍，这就导致了教育费用居高不下，只能选择入读私立学校。

一年学费就是上万元，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

由于应试教育的特性，竞争也会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而加剧，哪怕是由于双减，导致了教培行业的科目辅导不再，但由于兴趣班依然存在，这就导致许多父母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在提高养娃成本的同时，也变相加剧了内卷的形成。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家庭生娃意愿必然会随着养娃成本的提高而进一步减少，甚至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越韩国，成为全球养娃成本最高的国家。

这必然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需要拿出更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刺激人们的生娃意愿。

考虑到过去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断代问题，未来的老龄化社会不仅仅面临的是劳动力问题，还面临着“老无所依”的问题。

如果出生率进一步恶化，我们不得不怀疑未来的养老金体系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撑，当年轻人越来越少的时候，势必会导致养老基金池的供需失衡，当供给越来越少，又该如何给付庞大的退休人群？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严重到关乎社会安宁。

如何降低养娃成本，刺激生育意愿，显然不是生三胎奖励几千元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背后还关乎着结构化问题，例如房地产的居高不下，教育成本的居高不下，以及内卷导致的教育恶性竞争等等，这背后不仅仅是人们的观念在起着主导因素，社会的价值导向同样也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

而要想解决房地产和教育所带来的养娃成本居高不下，那就需要提高人们的收入，同时补贴并改善户籍方面的入学限制等一系列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要想得到解决，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但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又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决策，每拖一年，理论上都会影响数百万婴儿的增加或减少。

基于此，这就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人口是一个社会的基石，这不仅仅是基于安全因素，更重要的是人口的多少也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解决人口问题的最好时间是在当下，而不是在未来。

除了抚养孩子的成本高企不下之外，结婚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往往也是高昂且瞬息的，与养育孩子不同短时间内不会花费太多的金钱，结婚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则是一瞬间的。

以浙江宁波为例，平均结婚费用为30.78万元，最高达到200万元，大头花销是彩礼和婚房，而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只有39132元/年；浙江兰溪的农村，彩礼一般18.8万起步，平均结婚费用22.65万元，最高达到180万，而作为对比，当地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23021元/年。

这些数据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性因素除了养娃成本之外，结婚成本的居高不下，也同样在考验着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当他们的未来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太多的理由，把这种看不到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

因为和过去相比，今天的固化已经慢慢成为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不仅仅体现在机会成本的减少上，也体现在竞争激烈导致的内卷上。

我们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在短短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与之相对的是，过快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这些会体现并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上。

当个体的行为逐渐转变成社会的整体行为，那么这种转变就值得我们去重视，每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必然有经济因素。

因而，真正重要的不在于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本质上就解决了因为经济过快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有时候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总是相辅相成的。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