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欧的星占医学进行神秘科学的知识定位，除了追本溯源之外，这门学科在当时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也应该受到关注。
在文艺复兴时期，以斐奇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引入了“世界精神”的概念，作为尘世个体通向宇宙灵魂的阶梯。
天体对人体影响的观念使得人摆脱了基督教罪恶观的束缚。
例如，星占学对因为身体解放带来的梅毒的解释，以及违背基督教伦理观的同性恋解读，都是人文主义者从自然的角度去解放“人”的肉体与灵魂，而另一派精英学者，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尤其是皮科和彭波纳奇，对星占学进行了批判。
批判的实质是剥去星占学中非自然的内容，让星占学成为一种数术，服务于确定的医学和天文学实践。
这种批判和争论导致了星占学自身的革命，个别学者称其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次科学革命”。
这就有了两次科学革命之说，第一次科学革命以术士们的失败而告终，这使得科学家们运用更精确的数理学来阐释世界图景，进而产生真正的科学革命，即牛顿的物理学革命。
而两次科学革命的根源是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不断修正，迈尔断言，从13世纪到18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整个科学史应被视为逐渐克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历史。
这种克服并不像很长时间以来认为的那样，是在一次大革命中完成的，但也不是在数个世纪中均匀进行的一种稳定持续的解放过程，而是以两大阶段完成的发展，其中第一阶段在14世纪达到巅峰，第二阶段在17世纪达到顶峰。
而科学史家只关注成功了的17世纪科学革命，对之前各种失败的尝试选择忽视。这种辉格式研究通常以现在的标准判断之前特定的时代，且只关注重大或正确的部分。
事实上，科学革命的“革命”一词，与天文学或星占学中行星的运行是同一个词。耶茨认为，把科学革命看成两个阶段或许会富有启发性，第一阶段是由魔法操纵的万物有灵论的字宙，第二阶段是由力学操纵的数学宇宙。
史学家之所以忽视星占学研究，是因为大多数人将星占学视为“巫术”，没有“科学”研究的必要。
通过研究，可以证明，星占学被作为大学的课程，也在王室广泛应用，足以证明这门科学在当时不是巫术，或者不应该把巫术与“科学”对立起来。
“科学”的现代概念是从19世纪才提出来的，它的起源形式也许可以从神秘科学去寻找。在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这一文化变革的时代，“神秘科学”一词也发生了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科学涵盖了巫术、星占学和其他形式的预言。在中世纪，“巫术”几乎是“恶魔”的同义词；它主要是指那些通过超自然的手段利用恶魔来影响自然的艺术。
从13世纪开始，继大阿尔伯特对巫术的分类之后，学者们把通过仪式来召唤恶魔或灵魂的巫术和通过自然中神秘力量运作的自然巫术区分开来。
因此，星占学与巫术在中世纪是有明显区别的。星占学主导了中世纪欧洲的所有社会和文化水平，或者在中世纪的几个世纪里，它是一个持续的存在。
然而，现代学者很容易混淆这两者，因为星占学和巫术在大部分功能上是重合的，都提供了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来解释超自然现象。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巫术主要具有两种功能，即对人们直接经验之外的力量和事件提供合理的解释，以及控制这些力量和事件的可能手段。
因此，在那些最容易受机率和不确定性力量，特别是健康和死亡力量支配的领域，巫术相应地分配了很大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星占学完全符合巫术的概念。星占师不仅提供了一个模型来解释疾病的变化，而且可以预测和控制事件自然进程的力量。
星占师在最不确定和最危险的领域进行仲裁，如王室政治、医疗诊断和治疗。然而，星占学的概念超越了人类学家的定义范畴。
巫术通过神秘的手段控制事件的发展，而星占学包含了经验的自然实践的观察，比如疾病的关键期、女性的月经、天体对四季变化的影响等。
因而，星占学并不是巫术，而是一种技术，如选择最佳的时间和方法来执行某些操作。
传统的西方巫术把星占术看作是洞察地球上任何特定时间的神秘力量，而特殊形式的择时星占术被巫师用来执行表演特定仪式的最佳时间。
但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将数理学融入到神秘科学之中，“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正在转向以数作为一种可能的操作关键，”“数的确是使字宙的力量服务于人的操作的关键或关键之一”。
同样，新柏拉图主义者将赫尔墨斯主义应用于宇宙的理解。
人被设想为“一个伟大的奇迹”，他源于神，被赋予了主宰自然的权力：发生改变的是人，他现在已不再是上帝奇迹的虔诚观众和上帝本身的崇拜者，而是操作者，试图从神的秩序和自然秩序中获取力量。
这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科学使人获得了主观能动性，人成为操作者。
如果再往前追溯，失败了的“第一次科学革命”还有其中世纪的建设基础。
黑暗时期的学术任务是把濒于灭绝的古代学术尽可能地挽救出来，以后几个世纪的任务则是熟悉与吸收所重新发现的学术。
“中世纪初期在学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把拉丁纲要的作者所保存下来的残存古代古典知识与早期教父们依照新柏拉图主义诠释的基督教信仰融合为一。”
“我们可以看到，自9世纪以来，这个过程就在进行，可以说从那时起，中世纪的建设时期就开始了。”最大的变化是在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时候发生的。
1200至1225年间，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被发现了，并且翻译成拉丁语；与其他希腊著作一样，起先是从阿拉伯语译出，后来才直接由希腊语译出。
星占学的发展基本遵循这一过程： 中世纪初期伊西多尔试图去除星占学的神判方面，以适应基督教的上帝意志论；到13世纪，大阿尔伯特、罗杰·培根甚至阿奎纳等神学家，积极主张自然星占学。
但是，从1277年大谴责开始，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必然论遭到禁止，原因是对自由意志造成威胁。
一个命题是“上帝无法沿直线推动天空，因为这样一来会留下真空”；另一个命题是“第一因不可能创造出多重世界”。
经院哲学家试图从星占学和天文学的宇宙模型去解除这样的禁锢。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皮科提出批判，星占学的革命达到顶峰。
此后，哥白尼想通过数理天文学模型达到宇宙的和谐统一，关于星占学的改革彻底变成一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