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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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好学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继被曝拖欠前运营90万工资、助理离职后，张兰在直播间里说：“再也不招低学历小野孩了，野孩子太容易随着企业的发展膨胀。还得招高学历的孩子，心态好。”然而，张兰没意识到的是，这种对“好学生”的赞美非但不能让“好学生”们高兴，反而可能让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资本家眼中更加方便剥削的对象。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豆瓣小组的简介是这样的：“好学生心态，是指人们为了完成上级期待而努力改变自身，成为他人眼中的好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情绪态度合称为好学生心态，包括高度服从、重视他人正向反馈、恐惧失误、习惯性讨好、过度反思等等。因这一系列好学生心态导致的负面情绪和行为，称为好学生困境。”该小组已经有5.6万人，大家在这里一边讨论自己是如何变成“好学生”的，一边努力想要摆脱“好学生”的枷锁。

“好学生心态”的养成

许晶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人类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在《培养好孩子：道德与儿童发展》等作品中，她试图从儿童发展、童年早期教育的角度分析“表现好”。她发现，“表现”这个词是在一个关系性环境之下的自我呈现，有“表面”、“展演”的维度。既然有展演，就针对着一定的观众，就蕴含着关系情境；在我们的社会情境下，这种关系通常有等级权威的意涵。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托宾等人的著作《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以拍摄的方式记录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家幼儿园典型一天中的片段，对比三种文化下学前教育的异同。在1987年的中国幼儿园中，一些做法引发了日本和美国观众的强烈不适——如录像镜头中有老师要求孩子在吃饭时不要说话；又如在积木活动课中，要求儿童成排地坐在桌子后面，根据图纸搭积木，强调老师对孩子的“管”。

到2002年，托宾等人再度进行了这项研究，可以看到这些做法在有所改善。研究人员使用了代表中国幼儿园现代化先锋的上海思南路幼儿园为例，介绍了幼儿园中的故事大王和社会角色游戏。在“故事大王”活动中，孩子讲完故事之后，其他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投票是否授予故事讲述者“故事大王”的称号，并且说出各自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之间会进行互相的批评。许晶对这个研究发表评论称，中国老师非常自豪，觉得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方法，尊重小孩的主体性和自主创造力，讲民主，让小孩自己去评比；但美国、日本的幼儿园老师却对评比“故事大王”的方式感到惊讶——引用研究者的话，这种方式非常“中国化”，最后还是要比出一个“大王”，让小孩跟着老师定的某种标准去比。

类似的，许晶也发现，在规训孩子时，老师会把小孩放在一个集体的情景里被彼此观看，被权威凝视，然后不停地比较，把一个小孩跟别的小孩比，让小孩子互相去比，“这种比较里面蕴含着道德评价，一定要分出你是好还是不好”。她将这种强大的社会化机制，称为在“一种集体在场的情境下的公开比较和道德评价”（overt social comparison and moral evaluation in a collective setting）。在《培养好孩子》一书中，她还介绍了前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物和西方育儿新趋势结合的几种管教方式，比如羞耻感、社会排斥、自我批评等。

谁更容易成为“好学生”？

然而，关于“好学生”的想法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对不同生活背景下的人们有不同的意义。

乖乖听老师话的就一定是好学生吗？在《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中，法国哲学家朗西埃曾经谈到：“谁若从不平等的状态出发，将平等作为目的，就只能将平等无限推迟。”朗西埃意识到，一个教师越专注于滔滔不绝讲解知识，就越会把不平等灌输到被教导者的头脑当中，因为这样做潜藏的意味是“你是无能的，你需要我（高人一等的）解惑”。所以，比起讲解，教师更应该驱动意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女儿范妮亚是历史学家、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她眼中的“好学生”或许和目前国内网络上热议的“好学生”截然不同，她提出，好学生会和老师争论，提出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提出更好的见解；孩子也同父母争论，“这样的争论也是我们爱他们的一种方式。”范妮亚在《犹太人与词语》中讲述了自己和父亲奥兹的诸多争论。二人年龄、性别与职业都有所不同，他们在文本中展开对话和争论，对语言、历史和文学进行分析。由此观之，教师与学生之间、父母和儿童之间也可以并非单纯的管教和被管教的关系。

从不同的时间维度上来看，许晶曾说，在1990年代早期，基于问卷调查和对上海及周边两个村庄的父母的访谈，人类学家吴燕和认为中国人是权威式的育儿，强调孩子要顺从。而她的研究则表明“好”的标准在变化，有了更加多元的表现。“比如现在家长认为，听话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善于社交。一个变化的环境对于个体生存的要求更高，竞争更激烈，不是有个铁饭碗就能生存得好，处好关系是很重要的。”

郑雅君看到，越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就会越入迷于“好学生脚本”，更加依赖外部评价，而优势学生/目标掌控型学生会更批判性地看待权威和外部评价标准。但其实，“好学生脚本”并不太健康，因为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好学生，永远都压过别人。而且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比如说好学生对失败者没有任何同情心。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中称之为“优绩至上思维”，这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是一种有毒的文化脚本，会让赢家产生傲慢和焦虑，让输家产生羞辱感和怨恨。郑雅君认为，“年轻人的成长，恰恰应该从迎合外部评价标准慢慢转移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找到一个内化的、能够经得住自己良心拷问的东西。”

除了普通家庭的孩子，女孩也更加容易成为“好学生”心态的受害者。在学校，许多小女孩因表现良好而获得奖励，却不常因为她们表现得充满活力、吵吵闹闹甚至争强好胜而得到表扬。但是，尽管当一个“好学生”、“好女孩”有可能在课堂上获得回报，却并不能让她们做足准备应对真实的世界。

在《大西洋月刊》2014年的文章《信心鸿沟》（The Confidence Gap）中，作者卡蒂·凯和克莱尔·希普曼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女性在学校非常优秀、学习努力，超过了男性，那之后为何却难以继续？她们看到，数十年来，女性一直都误解了专业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项规则——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仔细查看某项列表上的内容还远远不够；“有才华并不仅仅意味着有能力，自信也是才华的一部分，你得在这上面超越其他人。”

过于依赖外部评价，可能造成丧失自信。而卡蒂·凯和克莱尔·希普曼还发现，体育运动对孩子的影响非常深远，并且与个人自信密切相关。在运动场所，人们不仅可以学会享受成功，也能忘掉失败。然而，参加体育运动的女生却比男生少得多，并且许多参加运动的女生也会早早放弃。

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冒险、失败和毅力是建立信心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成长过程中，男孩们往往会受到更多责备和惩罚。在此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从容面对失败。《心态致胜：全新成功心理学》一书中，作者卡洛·德韦克在中写道：“当我们观察小学课堂时，我们发现男孩们因自己所作所为而受到批评的频率高出女孩八倍之多。”她称，女孩和男孩有着不同的反馈模式：“男孩们犯错是因为他们没有付出努力”，但“女孩们却把错误当成她们内在品质的一种反映”。《信心鸿沟》一文看到，这导致的是，“在步入世界之后，规则变了，而她们却没意识到这一点。她们突然闯进职场，再不会因为完美的拼写和优雅的举止而得到回报。”

《信心鸿沟》一文指出，在学校，女孩们便知道，只要她们按规矩做事，表现得乖巧安静，就会受到重视、获得最多的赞赏。然而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许多女孩子学会了避免冒险和犯错。但是，决定女性成败与否的并不是她们做好各项测试的实际能力。她们和男性一样能力出众，真正阻碍她们的，是选择不去尝试。举例来说，女性只有在她们认为自己百分百达到了某项工作列出的条件时，才会提出升职申请。而男性达到了50%的要求就会提出申请。

参考资料：

怎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一位人类学家的中国田野调查 | 儿童节·专访

经典重访 |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 http://medanthro.fudan.edu.cn/eb/83/c35886a453507/page.htm

都在鼓励毕业生“脱下长衫”，可他们要怎么上大学才有出路？ | 专访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9137829.html

The Confidence Gap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4/05/the-confidence-gap/35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