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秘密将中国登山队的骨干成员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询问道：“如果苏联退出，凭我们自己，能否成功登顶珠峰？”

队长史占春在思考后，回答道，“攀登方面有困难，可以全力克服，但眼下最大的困难是，缺少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当时的新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刚刚成立十年，国内登山运动完全是一片空白，连登山装备都需要苏联提供。

贺副总理当即表示，需要什么你们尽管提，我去申请外汇，去国外买！

党中央对此如此重视，是源于边境划界问题，所以早在一年之前，就开展计划做准备，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更是接连下达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而尽管有了这些装备，但面对的是一支平均年龄仅有24岁，组建时间不到五年的登山队，能否成功登顶，谁的心里都没有底，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半年多后，中国登山队就成功实现登顶珠峰。

那是1960年的5月25日的凌晨，漆黑的夜晚下，三名登山队员将五星红旗插在珠峰顶上。

当这一喜讯传遍全国，举国欢腾，也给第二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事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让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得到解决。

在60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它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意义？是什么，让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实现登顶珠峰？而为什么攀登珠峰，会牵扯到两个国家的边界划分问题？最重要的是，登顶的那一晚和之前，究竟发生过什么惊心动魄的事，让仅有三名队员登上珠峰。

1956年，苏联派出两名登山教练到华，在北京培训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登山运动员，也就是后来正式攀登珠峰的中国登山队。

那时的苏联和中国正处于蜜月期，许多领域都有合作，于是在1957年提出组织两国联合登山队，目标就是在未来两年内登上珠峰，至于原因，除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外，还因为苏联国内的高山并不多，都已经登上过了，所以便将目光放到了拥有众多高海拔山峰的中国。

但对此，中国体委在综合考虑后，认为并不合适，应当婉拒，而周总理也在考虑到西藏边境问题后，和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都批示同意了体委这项意见，只剩下正式回复苏联了。

如果事件到此结束，对历史的走向不会有任何改变和影响，但最终还是迎来了转机，在贺龙副总理多方斡旋下，中方最终与苏联达成协议，共同制定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三年计划：1958年考察，1959年准备，1960年攀登，一切物资装备由苏联提供，中方负责运输。

在60多年后的今天，攀登珠峰似乎成了有钱人的一项游戏，物资、运输，乃至于攀登，好像只要有钱就能解决，但在当时，不用说物资的紧缺，就连通往珠峰山脚下的公路都没有，山路崎岖，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条山缝，仅能容纳一人通过，对于修建一条进山公路，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那时的西藏刚解放没几年，有些地方还有土匪作乱，国家正处在严重经济困难，处处勒紧腰带过日子，但为了中苏登山队，同时还考虑到西藏日后的规划发展，党中央还是特批了数百万元，在这一年开工修建公路。

而在另一边，按照原先计划，考察组也向这里赶来，其中包括气象、地理、医学等20多名专业考察人员，一直到11月底，各项考察工作才算基本完成。

而到了第二年，本应该是联合苏联开展试登准备，却没想到西藏发生上层反动分子叛乱，中央紧急叫停试登计划，并通知苏联活动暂缓，而原本准备就绪的苏联登山运动员在得知消息后，只是以为向后延迟，却没想到，这是他们离征服世界第三极最近的一次，往后再无机会。

当平定西藏叛乱后，中方再就此事邀请苏联时，却遭到对方种种借口下的推脱，其实，那时的苏联已经开始与中国决裂，停止援助中国包括原子弹在内的许多技术支持，所以合作登山一事无法进行下去，也是政治因素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与赫鲁晓夫

既然苏联想要退出，中方也不愿强人所难，只是或许在双方运动员看来，这样一件具有历史和友好象征意义的活动，就这样划上了遗憾的句号。

虽然苏联退出了，攀登珠峰的事停下了，但对中国来说，或许再等几年，等技术和装备更完善了，到那时再挑战也不算晚，只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与尼泊尔关于边界划分的问题接踵而来。

人类从有文明开始时，在领土问题上，诞生了这样一条规矩：无主之地由谁先发现，谁就拥有主权。所以就当时的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上，都出现了无主之地，就是珠穆朗玛峰，

中国自1955年与尼泊尔建交以来，有关珠穆朗玛峰该如何划分一事便争论不休。

那时的英国、印度对我国西藏虎视眈眈，一直想占为己有，而尼泊尔在那时是印度某种意义上的附属国，单是经济上的依赖度便到达97％。

而且不仅是英国和印度在从中作梗，从商讨谈判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居心不良，一直在关注着此事的进展和双方的态度，妄图在朝鲜战争失利后，寻找到重新攻击中国的机会。

在1953年，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和新西兰登山家爱蒙德·希拉里从珠峰南坡攀登而上，完成了人类首次征服珠峰，所以尼泊尔在有如此殊荣下，又有印度在背后撑腰，在谈判桌上大有寸土不让的姿态，甚至叫嚣道：你们声称珠穆朗玛峰是中国的，但高度和名字都是别人考定的，还是由我们先登上去的，但为什么从来没见到过中国人登上去？

这个问题就连一向擅于外交的周总理，都被问得哑口无言。

其实，就珠峰的归属问题，毛主席和周总理是秉着两国友好相处，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同尼方对谈，周总理更是接连出访尼泊尔，在1957年访问尼泊尔时就表示：中尼两国在历史上存在着数百年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友好往来，对和平有着重要意义。在商讨解决边境问题前，先表达了中国的态度，虽然尚未正式划定，但可以先保持习惯线，或进行勘定，协商如何划分。

在1960年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访问中国时，毛主席表示，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难解决，完全可以一半一半嘛。

但面对中方盛情和友好的态度，尼方却并不领情，表示在边境划定之前，如果有中国人想要从尼泊尔境内攀登珠峰，需要先拿到尼泊尔的签证。

至此，尼泊尔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毛主席看出他们是想全部占据珠穆朗玛峰的领土权，在谈判最后表示，如果眼下解决不了，那就再等等，可如果全给某一方，另一国的人民肯定不会愿意。这也让尼方清楚了中国的立场，这样看来，或许会让谈判向新的方向发展。

所以在次月，周总理再次出访尼泊尔，期间重申了两国按珠峰南北两面进行划分边境，却遭到了那个不可理喻的问题，尼泊尔大使更是态度强硬，要求完全占据珠穆朗玛峰的领土权。

当这些信息传到北京后，毛主席立即作出指示，中国登山队将从北坡攀登，如果成功，尼泊尔必须承认中国拥有珠峰北面的全部主权。

尼泊尔在得知后立即同意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相对较易登顶的南坡，攀登时困难重重，而常年严寒，处处是陡崖裂隙的北坡，想要登上去，无疑是痴人说梦，甚至有丰富登山经验的英国登山队，曾先后七次从珠峰北坡攀登，在付出死伤惨重的代价下，都没有完成珠峰北坡登顶的挑战，直言是人类无法完成的，而与这些相比，中国登山队连高山装备都没有。

但他们低估了中国人，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不屈，是敢于向任何困难发起挑战，于是在党中央高度关注下，周总理指示和贺副总理监督下，为登山队申请外汇，同时队长史占春在购买装备时，意外得知印度也在购买登山装备，准备从珠峰南坡攀登，这顿时让登山队所有成员感到责任重大，于是互相鼓励，就是死，也要登上珠峰。

抱着为国争光的决心，中国登山队于1960年，抵达珠峰大本营。在这里，已经有十几名气象、水文、电台等工作人员，他们已经在这里默默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在几百天的风雪无阻里，采集各项信息，整理后传送到北京，为的只是这一天，中国人能成功登上珠峰的到来。

在这支214人的队伍里，有八九十人是运动员，其中只有少部分是突击队员，而大部分人既是运动员，也是运输员，在平均年龄仅24岁的队伍里，他们也有热血，也曾澎湃，也想登上珠峰，为国争光，但最后甘愿做无名英雄，常常需要背负二三十公斤的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再返回大本营，一次又一次，没有人去抱怨，更没有人觉得不公平，因为所有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将五星红旗插在珠峰顶上。

由于成立时间短，登山队只能多参考国内外的经验，制定了分段式攀登计划，这样既可以让队员适应高山环境，还能必需的物资运到合适的地方，为正式登顶做准备。

前两次攀登还算顺利，在各海拔节点上建立营地，但到了第三次攀登时，原本晴朗的天气突然刮起了风暴，气温迅速下降，很快就有队员被冻伤，危机关头，幸亏队员刘连满找到避风处，熬过风雪肆虐的阶段。

而这次行军，虽然将路线开拓到海拔8695米处，但有不少队员被冻伤，坏肢被切除，更惨烈的是，还有几名牺牲的队员。

从攀登以来，还算顺利的登山队，在骤然发生登顶的主力队员大幅度减员，队长史占春转到日喀则的医院进行治疗的情况下，陷入了不安和沮丧中，还有最大的危机是进入五月份后，珠峰的雨季将要来临，适合攀登的天气就要结束了。

从1958年就开始准备的攀登珠峰计划，难道还要再等一年？不甘的念头在每个队员的心头萦绕着。

就在这时，登山队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指示。刚刚出访回国的周总理，在飞机落地后，就先慰问登山队的情况，在得知一切后，指示重新组织力量攀登，贺副总理也作出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登上去！

得到命令的登山队立即展开了各项勘察，最终确定，在五月下旬前，会有连续几天的好天气，是适合攀登的最后机会。

突击主峰会议立即召开，副队长许竞临危受命，担任突击组长，组员包括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屈银华等十人。

5月17日上午，四名突击队员带着五星红旗和毛主席石膏像出发，出发前，队员王富洲留下一句话，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就留在那里。

经过几天行军，四人到达突击营地，接着运输队员带着装备赶到，剩下的，就是突击最后的三百多米，但不料第二天刚出发时，队长许竞倒下了，在商讨下由王富洲担任组长，原本负责运输的屈银华加入突击组。

新的突击小组向珠峰顶发起了挑战，海拔8500米以上，人类的绝对禁区，四人近乎挪动着前行，在两个小时后，到达了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下。

这里高度为20多米，四人在尝试几次攀登后，都以失败告终，这时，刘连满提出搭人梯的方法，并主动蹲下，屈银华不忍用带钢钉的登山靴踩在队员肩膀上，于是将鞋脱了下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配合，两人竟耗费了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十个脚趾和脚跟被彻底冻坏，而在这样的环境下，走一步都需要喘气，更不用说将一百多斤重的队友顶上去的刘连满，承担了多大的身体压力，当把另外两名队友顶上去，三人再合力将其拉上来后，他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来。

突击组成员接连倒下，氧气也只剩下一瓶，距离顶峰只剩下一百多米？而且又因为设备的损坏，他们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是前进，还是后撤，四人一时没了主意，北坡的这个高度，他们是第一批到达的人类，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例子。

三人没有多做考虑，这是最后的机会，胜利就在眼前，前进。在安顿好刘连满后，他们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那是1960年5月24日的夜晚，三人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

今天的我们再去看这段历史，无法想象在缺氧、寒冷、饥饿、干渴、无光的环境下，已经处于人类体力和精神极限的他们，是怎样抵达顶峰的。

直到若干年后，贡布在接受采访时，很平静地道，那时候看什么都是黑的，虽然有雪在反光，但还是看不清楚，不过走得久了就适应了，到最后大概是半夜两三点吧，就到了。

确切的时间是5月25日的凌晨4点20分，距离他们出发，过去了十九个小时，在这期间，连续攀登过程中，没有人补充食物。

当三人将国旗和石像摆放好，采集了标本，便连忙下山，因为还有队友在等他们。

不曾想，下去之后，竟看到向他们挥手的刘连满，在登顶成功都未激动的三人，此刻落下泪来，更在得知对方给他们留好遗书和氧气，四人顿时紧紧拥抱在一起。

当大本营得知登顶成功的消息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北京，《人民日报》刊登头版头条，将这一消息传遍了全国。

中国登山队从珠峰北坡攀登，成功登顶的奇迹，向全世界宣布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山，不靠任何人，我们自己能登上去！

这也给中国同尼泊尔进行边界划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次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

中国登山队的成立始于苏联，攀登珠峰的计划也由苏联提议，然而一波三折后，又戛然而止，但当面临国家领土主权遭受侵犯，关系到民族尊严和国家未来时，毅然而然地站了出来，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这就是中华民族，这就是中国人民，从不退让和畏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