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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阿拉伯历史纵横谈

穆斯林的行为准则——《圣训》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形成和阿拉伯社会的发展，《古兰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及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圣训》就孕育而生了。《圣训》是有关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记录，文辞简练，含义深刻，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是《古兰经》的必要的补充，被众穆斯林立为教法和道德规范的主要依据。

《圣训》的内容十分丰富，有的具体阐明《古兰经》中的部分原则，有的对《古兰经》中没有明文规定的事作出解释和决定。它有阐明、确定和分析《古兰经》中意义笼统的或泛指的经文的作用。《圣训》的阿拉伯语音译为“哈底斯”，意思是“传说”、”传闻”、“言论”、“故事”。广义的《圣训》还包括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言行的传述。

穆罕默德逝世后，穆斯林在遇到问题时，除了在《古兰经》中寻求答案外，就是从先知在世时的言论和行为中寻找效法的榜样。但在伊斯兰教历的第一个世纪里，先知的言行只是在他的弟子中口耳相传，并未收集成册，以至于伍麦叶王朝内乱时期有人出于宗教偏见或政治目的伪造《圣训》抬高自己。针对这种情况，从8世纪后半期开始，开始有人从事收集、整理和考订圣训的工作，产生了以探究穆罕默德言行的传述世系以判断其传述内容真伪的学科——圣训学。到了第三个世纪即公元9世纪，《圣训》的收编工作已告结束。被收集的每章完整的《圣训》都包括两个部分，即传述的线索和本文。被圣训学家们编辑成册的标准文本共有六部，被列为经典性文献，称作六大《圣训》。

最有名的是《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被人们合称为“两真本”。前部《圣训》作者是最受崇敬的圣训学家穆罕默德·伊本·伊斯玛仪·布哈里(810～870年)，中亚布哈拉人，童年去麦加朝觐，四处游历，搜集圣训，据说他曾到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希贾兹和埃及等地，花费16年的时间辛勤地进行学习、研究和校订，从搜集到的60万条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述中，把被认为确实可靠的7397条挑选出来，按礼拜、朝觐、圣战等题目，分门别类编辑成书。《布哈里圣训实录》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已获得了半神圣的性质，具有权威性，对穆斯林影响最大。布哈里本人也深受穆斯林们的敬仰，至今还经常有人到撒马儿罕去凭吊他的墓地。

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是伊朗内沙布尔人穆斯林·伊本·哈加吉(817～875年)所编的《穆斯林圣训实录》，它在篇幅和内容上，与《布哈里圣训实录》大致相同，但所引证的传述线索不尽相同。

除“两真本”外，另外四部分别为艾布·达伍德(817～888年)、阿布·尔撒·穆罕默德·提尔米基(824～892年)、拉赫曼·奈萨义(836～915年)和艾布·达伍德的弟子伊本·马哲(824～886年)所编，被称为“四本逊奈”。

此外，什叶派在伊斯兰教历4、5世纪按照自己的观点也进行了圣训的编纂工作。他们怀疑逊尼派以传述线索和以教团为权威中心的观念，不承认上述六大《圣训》，提出了自己的圣训传述体系，仅收集阿里家族所传。该派的第一部圣训集是库里尼所编的《宗教学大全》，即《卡非》经。

圣训为研究早期阿拉伯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凭借对圣训的研究和传述，各类学术文化在阿拉伯帝国发展起来，大大推进了阿拉伯文明的进程。同时，圣训也是许多宗教仪式和各种法律条例的依据来源。

伊斯兰教的五大信仰与五功

五大信仰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其主要内容可以从《古兰经》的两节经文中体现出来。如前文中说：“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履行约言，忍受穷困、患难和战争。这等人，确是忠贞的；这等人，确是敬畏的。”后文又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们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神、经典、使者、末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所以，每个虔诚的穆斯林都必须恪守五大信仰，并通过五项功课来实践，否则就是伪信者，被称为“穆纳非格”。

阿拉伯语中，“信仰”音译为“伊玛尼”，包括内悟、表白和善行三要素。它体现在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

信真主。“真主”的阿拉伯语音译为“安拉”，信仰真主是伊斯兰教的基础，是对穆斯林的基本要求，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就是信仰真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主宰。“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一切赞颂，只归真主——诸天的主，大地的主，全世界的主!”在伊斯兰教里，真主是完美无缺的，他有99个美名和99种德性。在阿拉伯国家，你可以看到，除苏非派外，其他派别的穆斯林，也有不少人手握念珠，一静下来就不停地拨动，以念记主名，念珠为99颗珠子，代表真主的99个美名。真主是“全能的”、“特慈的”、“至洁的”、“自在的”、“永恒的”。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色相可观，无声臭可知，无方所可指”。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天地、光明、黑暗、人类，都是真主创造的，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也是真主赐予的，信仰真主的人将在末日审判来临之时进天堂，不信真主的人将入火狱。

信使者。就是信仰穆罕默德是真主派遣的使者，是伊斯兰教的先知，是真主为开导世人、恩典世人、拯救世人而派出的“警告者”，他有创造奇迹的才能，真主向他启示了《古兰经》，“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来创造一部像这样的《古兰经》，那么，他们即使互相帮助，也必不能创造像这样的妙文”。依据《古兰经》所说，伊斯兰教所信仰的使者和先知不只一个，还有亚当、努哈、易卜拉欣、穆萨、尔萨等等。但穆罕默德是众使者中的最后一个，是封印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他的使命是传授真主的经典，向世人阐明正道。

信天神。天神，又称“天仙”或“大使”。伊斯兰教认为，天仙是真主用光创造出来的精灵，圣洁无邪，无性别，无形体，无生死，不吃喝，数目繁多，布满人间，变化莫测，受真主管辖，听候真主差遣，替真主管理天国和火狱，观察并记录人们的言行作为末日审判的依据。究竟有多少天仙，没有一个确切的数目。为一般穆斯林所熟悉的是四大天仙，即：为真主向穆罕默德传达启示的迦伯利，负责观察宇宙万物的米卡伊莱，专司人的生死事宜的阿兹拉伊莱，宣告世界末日来临的伊斯拉非来。每个人的左右还有两位天仙，右边的记录善行，左边的记录恶迹。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信天仙，可是反对和禁止他们崇拜天仙，绝对不能破坏“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信条。

信经典。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要信仰真主降示的经典。据传，真主的启示被记载在104部书里，保存下来的有4部。它们是通过摩西、大卫、耶稣和穆罕默德所分别颁降的《五经》、《诗篇》、《福音书》和《古兰经》。其中，《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是唯一用阿拉伯语启示的经典，也是最后的一部经典，它所包含的真理足以证明以前的所有经典。

信末日。在《古兰经》里，有大量关于世界末日和末日来临前的预兆的描述。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真主创造的，到了世界的末日，真主必将其毁灭，然后用更好的来代替，所以，信末日是穆斯林必备的条件之一。在末日到来时，每个人都将被带到真主的面前接受审判。真主按照每个人的功过，使做了善行的虔敬的穆斯林进入乐园，把所有的异教徒和伪信的穆斯林投入火狱。

五项功课

五项功课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也是全世界穆斯林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伊斯兰教徒的宗教功课，除在《古兰经》中有概括的指示外，并没有其他明文规定。具体规定是后来根据先知的言行和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作出来的。这五项功课，就是信仰的表白、礼拜、斋戒、完纳天课和朝觐。

信仰的表白。也叫念作证词或“念清真言”，俗称念功，即用阿拉伯语诵读“我作证：除真主外别无神灵；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并要做到口中诵读，心中诚信。一个人只要当众念作证词，进行公开的表白，他就被认为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就成了一名穆斯林。作为一个穆斯林，出生时听到的是这两句话，临终前可亲自念，也可由他人代念这两句话。召唤众穆斯林礼拜的宣礼员每日五次登临宣礼塔也要高声朗读这两句话。穆斯林在一切重大场合都要念诵这两句话。

礼拜。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要面朝麦加的克尔白作五次礼拜，即黎明的晨礼、正午的晌礼、午后的晡礼、傍晚的昏礼和夜间的宵礼。每次礼拜前要作小净，都要用同样的立正、鞠躬和跪拜来履行。不管哪个民族的穆斯林，在礼拜时都要用阿拉伯语赞颂“真主至大”，并诵读阿拉伯语《古兰经》首章“法谛海”。礼拜的地点没有太大的限定，可以到清真寺，也可以在各自的家里或工作场所。每逢星期五是众穆斯林的聚礼日(主麻日)，大家到清真寺举行集体礼拜。聚礼前必须做大净(洗身)。聚礼的内容包括礼拜、诵读《古兰经》和伊玛目作演讲。此外，还有开斋节、宰牲节等重大节日的会礼。

斋戒。斋戒就是封斋的穆斯林在天亮后到日落前这段时间里，不吃不喝，不行房事，清心净欲，修身养性，通过饥饿干渴磨炼意志。《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这说明它是被确定的伊斯兰教的重要功课。伊斯兰教规定，凡成年的男女穆斯林，除年老体弱者、病人、长途旅行者、孕妇或哺乳婴儿的母亲以及有其他特殊情况者外，都要在斋月，即赖买丹月(伊斯兰教历的九月)进行斋戒。不封斋者也不得当众吃东西，因为“赖买丹月中，开始降示《古兰经》，指导世人，昭示明证，以便遵循正道，分别真伪，故在此月中，你们应当斋戒”。另外，据说著名的白德尔战役也是在这个月里获胜的。赖买丹月的斋戒被称为必须的斋戒，也叫“天命斋”，凡因情况特殊，不能封天命斋者，按规定要补斋，或以施舍的办法替代。凡出于虔诚、许愿、还补等各种原因自愿实行的斋戒叫做自愿斋。

天课。在《古兰经》里，多次出现有“谨守拜功，完纳天课”的语句。可见，天课也是伊斯兰教的重要功课之一。“天课”一词的阿拉伯语音译为“扎卡特”，原是穆斯林自愿的慈善行为，后发展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慈善捐赠，被称为“施舍税”，又叫“济贫税”，进而又发展成一种财产税，成了国家固定的税赋，不过是以宗教的形式向穆斯林征收罢了。每个穆斯林，只要他在财产上达到一定数量，就必须每年依法完纳天课。所收天课交国库管理，用以维持贫民的生活、修建清真寺和政府财政开支。

朝觐。依据《古兰经》中“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这节经文，伊斯兰教把朝觐定为穆斯林的一项基本义务。凡身体健康又有经济能力的成年男女穆斯林，一生应去麦加朝觐一次。朝觐的时间是伊斯兰教历每年旧月的8、9、10三天。主要仪式有受戒、环绕天房行走7周、在色法和麦尔瓦两山之间奔走7次、进住米那山、站阿拉法特山、投石、宰牲等，这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全部朝觐仪式的大朝觐。此外，穆斯林还可以在其他任何时间单独去麦加朝觐，只完成部分朝觐仪式，这叫做小朝觐，又称“副朝”或“巡礼”。

四、阿拉伯哲学

东西合璧的阿拉伯哲学

早期的阿拉伯哲学是从伊斯兰神学中分化出来的经院哲学，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它实际上还只是论证伊斯兰教教义的一种理论工具。辩证法和逻辑学在哲学领域的引进，使以往平静的阿拉伯思想界激起了理性的浪花，自由意志论对前定论的冲击，使穆尔太齐赖派粉墨登场，展现在阿拉伯哲学的历史的舞台上。苏非派在禁欲主义和直观的自我深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倡神秘的神智哲学，使新柏拉图主义获得了独特的实践。艾什阿里调和正统派与唯理派的冲突，最终使他的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信条。

如同其他哲学思维一样，阿拉伯真正的哲学思维是从自然哲学开始的。如精诚兄弟会力图普及科学哲学知识，但他们的哲学的要点是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并带有相当多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成分。拉齐的五大永恒的本原的理论，向传统的伊斯兰观念发出了挑战。阿拉伯逍遥学派客观上具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倾向，他们在与保守的经院哲学的论争中逐渐发展起来，成为阿拉伯哲学的主流。加扎利对阿拉伯哲学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在艾什阿里学说和苏非主义的基础上，完成了伊斯兰实用主义哲学体系，成为官方哲学。伊本·鲁世德回击了加扎利的非难，成功地捍卫了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哲学。13世纪初，保守势力对阿拉伯逍遥学派迫害加剧，没收与公开焚毁哲学著作的事件越来越多，阿拉伯哲学受到沉重的打击。内部的争斗和外部的入侵，使阿拉伯文化一落千丈，阿拉伯哲学进入15世纪后便处于停滞状态，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拉伯思想解放运动中，才重新恢复了活力。

必须指出，阿拉伯人主要是通过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解释来了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早期的逍遥学派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主，夹杂着新柏拉图主义和各种东方哲理的混合物。例如，在很长的时期内阿拉伯人一直把《神学》和《原因篇》当作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事实上前一部书是普罗提诺《九章集》的卷四至卷六的释义本；后一部书则是晋罗克鲁斯《纯粹的德性》的摘录。这两部书是阿拉伯哲学家所提出的溢出主义宇宙观的主要希腊源泉。这一错误看法直到伊本·鲁世德才得到彻底纠正。

早期的阿拉伯哲学，是包括各种学科知识在内的总汇。哲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是阿拉伯哲学的一大特点。阿拉伯哲学家一般也是出色的自然科学家。他们大多认为哲学的主旨是研究存在自身，存在可分为必然的存在和可能的存在，前者是存在之本，具有创造力，即造物主；万物是可能的存在，由造物主所创造或从造物主溢出。数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等，都是存在的体现，都应以理性思考为基础来进行研究，它们理应是哲学研究的一部分，谁不研究自然科学，谁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家。阿拉伯一些哲学著作，例如精诚兄弟会的《书信集》、伊本·西那的《治疗书》，除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外，都包含大量自然科学的内容，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阿拉伯的哲学家尤其推崇数学，把它作为哲学的基础。随着阿拉伯哲学的发展，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阿拉伯哲学离不开伊斯兰教教义的思想基础，在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深深地打上了伊斯兰的烙印。绝大部分哲学家为求生存，一方面力图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柏拉图哲学之间进行调和，寻求共同点；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使阿拉伯哲学与宗教教义相一致。部分哲学家在貌似折衷的叙述中，以隐晦的形式表达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提出双重真理论、自然神论、泛神论、无始实体论、感性基础论等主张，强调逻辑思维和实践经验相统一、理性和感性相统一的原则。这些哲学现在虽然并未成为阿拉伯思想的主流，但在当时则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阿拉伯哲学在世界哲学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潮流也几乎中断。直至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这种情况才有根本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一些主要著作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打破了当时思想界的僵化局面。于此同时，伊本·西那等阿拉伯哲学家的著作也被介绍到西欧，一度引起当地学术界的轰动。

早期的阿拉伯哲学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如罗吉尔·培根十分尊敬伊本·西那，称他为哲学家的领袖和首脑。阿拉伯哲学注重自然科学的精神，促使他将实验的和理性的能力密切地结合起来，成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他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阿拉伯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足见阿拉伯哲学思想对西欧的影响。1250年，用拉丁文出版了相当完整的阿威罗伊(即伊本·鲁世德)全集，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以巴黎大学为中心，发挥阿威罗伊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形成“拉丁阿威罗伊主义”，使伊本·鲁世德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双重真理论，对中世纪西欧的哲学和科学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起了积极的作用，促使近代哲学和科学的诞生。

中世纪产生的阿拉伯伊斯兰哲学，有时简称为“阿拉伯哲学”或“伊斯兰哲学”。显而易见，该哲学是伊斯兰教创立后的衍生物，如果没有伊斯兰教的问世，也就谈不上伊斯兰哲学的问世。伊斯兰哲学体系的立论基础，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古兰经》，二是希腊古典哲学原理。纵观伊斯兰哲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宗教和哲学的调和色彩及希腊哲学的阿拉伯化是其最为明显的两大特色。

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哲学在世界哲学历史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是穆斯林在翻译、诠释、传播希腊古典哲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世界哲学翻译史中占有光辉的一页；另一方面，他们在运用希腊古典哲学原理致力于调和伊斯兰教和哲学之间的矛盾而所开创的伊斯兰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也占据了令人瞩目的重要位置。中世纪穆斯林在哲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对打破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思想界僵滞沉闷的局面并促使他们更新思维方法重新审视和阐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一些重大课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为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18世纪唯物主义的诞生从不同角度输送了来自东方世界的养分。

阿拉伯哲学家肯迪

被尊称为“阿拉伯哲学家”的肯迪(约801～873年)，力图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不仅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还研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各种译本，并加以修正和诠释。

从世界观看，肯迪属于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宇宙由安拉创造，安拉对宇宙万物的作用是间接的，二者之间有若干媒介。物质世界并不具有实在性，只有精神才具有完全的实在性。精神为一切作用的根本，物质只具有从精神中流出的形式，即精神决定物质的存在。人类的灵魂是从宇宙灵魂中流出来的，它介于精神和物质世界之间，虽受肉体限制，却可独立于肉体之外，并且不会被消灭。人或物随时可能丧失，而精神则是永恒的。因此人人必须敬畏安拉，专心求学，才能使自己享受精神世界永恒的幸福。在认识论上，肯迪属于二元论，即认为人的知识既来源于感官，又来源于理性。感官所能知道的是特称，是物质的具体形式；理性所能认识的是全称，即“种属或精神的形式”，实际上就是“一般概念”。感性认识的是形而下的世界，理性所能推测的则是形而上的世界。

据传肯迪的著作很多且涉猎领域极为广泛，有《辩论术》、《占星术》、《音乐论》、《政治学》、《心理学》、《天文学》、《气象学》、《光学》等，但几乎全部失传，流传下来的仅有4篇哲学论文，被译成了拉丁文。

法拉比及其主要哲学思想

法拉比(870～950年)的本名为艾卜·纳思尔·穆罕默德，因他出生于今土耳其境内塞伊汉河畔的法拉比镇，故被人们称呼为“法拉比”。法拉比的父亲是突厥人，其母为土耳其人，因为父亲在土耳其军中供职，所以家境比较富裕。法拉比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长大后在家乡从事司法工作。法拉比约在40岁时离开了家乡法拉比迁往土耳其帝国首都巴格达。在那里，他广交学者，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最初他热衷于语言学研究，后对逻辑学发生浓厚兴趣，曾师从于当时巴格达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麦泰·本·犹尼斯(?～940年)，专心致志学习逻辑学和哲学，后来法拉比又前往卡雷(在土耳其境内)师从犹哈那学习逻辑学。后又重返巴格达潜心哲学研究。法拉比在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考订和注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并在巴格达出版了多种哲学著作。之后，法拉比又游学于大马士革和埃及。最后定居于哈勒颇达5年之久，从而成为艾米尔赛夫·道莱的座上客。950年，法拉比随赛夫·道莱前往大马士革，不幸病故，享年80岁。

法拉比本人有苏非派倾向，好沉思默想和修身养心。他一生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但其中大部分失传。由于传世的著作很少，因此法拉比的哲学思想在东西方的传播不很广泛。直到19世纪，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善，这首先要归功于德国东方学家迪特里希对法拉比哲学著作手抄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而且他还翻译了部分手抄本，德语版的法拉比的哲学著作于1890年首次在荷兰兰顿发表。

法拉比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成就显著，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考订、诠注和翻译为世界哲学史做出重要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在中世纪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与法拉比对其著作的考订和诠注有直接关系。中世纪之后直至近现代，哲学史界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分类，大致仍根据法拉比的分类原则而未作重大变更。法拉比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对其著作的诠注和翻译，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得以在中世纪阿拉伯世界广阔的地域内广泛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正确译成现代欧洲文字起到了引领和铺垫作用。历史上的阿拉伯哲学界尊称法拉比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第二大师”。这是阿拉伯哲学界对法拉比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所给予的既中肯又亲切的褒奖。

根据历史传述，法拉比自己撰写的哲学论著多至几十种，遗憾的是大部分论著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散失了。目前所发现被流传下来的著作主要有：《形而上学要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观的调和和统一》、《论理智》、《论民政》、《哲学入门》、《逻辑学入门》、《高尚城市居民》、《答疑》、《幸福论》、《疑题集》等等。其中的《形而上学要义》一书，是法拉比悉心研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哲学思想后用阿拉伯文写出的一本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心得体会。他的这本著作受到比他晚出约一个世纪的另一位杰出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那的高度评价。法拉比所撰写的《学科分类》，也是一篇独具匠心的力作。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从事哲学研究需涉及的主要学科领域。它们分别是语言学、逻辑学、教育学、物理学和神学、民政学和法律学等五大类，法拉比对上述五类学科内容条分缕析，逐一评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法拉比一生崇尚希腊古典哲学。他立足于伊斯兰世界观、结合希腊古典哲学的思维方式，对社会、人生、世界、灵魂、信仰、伦理、政治等众多中古哲学命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从而在世界古典哲学界尤其是中古阿拉伯哲学界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法拉比的哲学思想很丰富，下面是他的几个著名哲学论点。

必须(无因、绝对)存在和可能(有因、相对)存在。

这一论据是法拉比在形而上学哲学范畴中解说“真主存在”的一个著名观点。所谓“可能存在”，是指不能依靠自身的原因而必须借助外部原因才能在宇宙中存在的事物。所谓“必须存在”，则是指只依赖于自身的原因无须借助外部原因即能存在的事物。法拉比据此论点认为，宇宙万物源于真主安拉，他既无“始”也无终，他是宇宙间所有可能存在物的惟一外因和根源。法拉比还认为，真主的存在无须论证。法拉比以“必须存在”的观点解说真主的存在，是他唯心主义哲学观的核心思想。

“流溢说”是法拉比宇宙观的基础思想。

法拉比的“流溢说”虽然来源于新柏拉图学派创立者柏罗丁，但却作出了不同于柏罗丁的解说。首先，法拉比把“流溢”解释为一种实施理性的过程。他明确提出，宇宙的本原就是“必须存在”的真主，而真主即是完全不同于“物质”的“理性”，这与柏罗丁的“太一”概念相去甚远。由此可见，法拉比的“流溢说”是建立在“真主即理性”的观点上的，法拉比的结论是，真主的理性是一种能动的理性，物质世界的构成完全依赖于真主的理性过程而无需其他任何“推动力”。鉴于法拉比“流溢说”的核心思想仍离不开他在伊斯兰宗教立场上所提出的“必须存在”的观念，因此，法拉比的“流溢说”，尽管在形式上似向“理性”世界迈进了一步，但就其实质而言仍未能摆脱唯心主义宇宙观的框架。法拉比这种介于哲学与神学、理性与宗教之间的论证在伊斯兰哲学体系中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代表意义。

创建“高尚城市”的思想是法拉比社会观和幸福观的集中反映。

法拉比受柏拉图在《理想国》、《法律篇》等著作中所表述的关于人类社会道德、教育、政治等理念的影响，提出了创建高尚社会即“高尚城市”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集中体现在他老年时期所精心撰写的《高尚城市居民书》一书中。该书深入论述了创建高尚城市所必备的条件，从而反映了法拉比的社会观和幸福观，法拉比所倡导的幸福观极富特色，有些论点即使现在看来仍含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五、阿拉伯文学艺术

绚丽多姿的阿拉伯文学

中古阿拉伯文学，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贾希利叶时期即伊斯兰教诞生前时期(475～622年)，伊斯兰初期和伍麦叶王朝时期(622～750年)，阿巴斯王朝时期(750～1258年)。

贾希利叶时期

贾希利叶时期的文学作品大致产生在5世纪末，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历史最悠久的阿拉伯文学作品。这一时期，阿拉伯半岛的语言文字逐渐走向统一，因此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用与后出的《古兰经》语言相仿的标准阿拉伯语所创作的。但这些文学作品的原始形态，基本上都是没有书面记载的民间口头文学，它们的问世和流传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进行的。虽然那时的阿拉伯文字已基本定型，但仍不够完备，要掌握和书写还有一定难度，再加之阿拉伯半岛的书写工具十分稀少，因此当时大部分部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能读会写的人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与世界其他民族大致相同，以诗歌为主。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凡有名的诗人都拥有自己的“拉维”——诗歌传述者，他的任务就是背诵诗人的作品，而后在群众中朗诵传播。如此一来，那些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上乘之作，通过口传耳闻也能世代传承。这种状况到8世纪才有所改变，这些作品开始被文人们搜集、整理、订正、誊抄，然后以书面语言形式在各地传诵。因此可以说，贾希利叶时期能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其数量极少，都是一些经过长期考验的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贾希利叶时期流传下来的最著名的阿拉伯文学作品要属《悬诗》，“悬诗”的阿拉伯语音译为“穆阿莱葛特”，意即“被悬挂的(诗)”。《悬诗》创作于约6世纪，都是一些长篇抒情诗。在贾希利叶时期，麦加周围的各部落每年都要聚集在麦加附近的欧卡兹举行盛大集市。诗人们在集市上争妍斗艳，竞相赛诗，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藉此夸赞本部落的荣耀和显示自己的才华。凡是公认的赛诗佳作用金水誊写在细麻布上并被悬挂在克尔白神庙的外墙上供人鉴赏。这就是有关“悬诗”由来的通说。至8世纪，流传下来的悬诗才被搜集、考订、辑录，共有7篇。毫无疑问《悬诗》的作品都是由贾希利叶的著名诗人所作。其中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人，是被喻为诗哲的乌姆鲁勒·盖斯(500～540年)和骑士诗人安塔拉·本·舍达德(525～615年)。

《悬诗》问世标志了阿拉伯古典诗歌走向成熟和日臻完美。悬诗一般格律工整，音韵严密。悬诗有其自身的艺术风格，引诗抒怀，情景交融，比喻生动，层次分明是它最明显的特色。

纵观贾希利叶时期创作的悬诗，其结构一般大致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起兴。其内容大多是凭吊情人遗址，追忆昔日男欢女悦的恋情；第二部分是描述。主要是对如旅游、征尘、骏马、骆驼、沙滩荒漠、乌云闪电、暴风骤雨等的刻画与描述；第三部分是正题和高潮，是诗人创作动机的真实反映。其内容大多是对自己及本部落的夸赞和褒扬或对敌手的贬谪和嘲讽等。

由于《悬诗》生动表现了古代阿拉伯游牧部落的生活场景，因此，它不仅是阿拉伯古典文学的珍品而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也是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民族生活状况，思想感情、社会结构、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真实写照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以诗歌为代表的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的文学作品，生动反映了以原始公社制为基础、家族血缘关系为维系的阿拉伯氏族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贾希利叶时代古典诗歌的发展势头在伊斯兰初期受到了抑制，诗人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而使阿拉伯的文学走向了另一个历史阶段。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部分处于部落贵族阶层的诗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伊斯兰教的兴起起初持反对立场，并且不时对伊斯兰教及其先知和穆斯林进行诋毁和攻击。以先知为首的穆斯林为了维护伊斯兰教和先知的尊严而对诗人们的行径发起有力的反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归根结底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改变带动了文学领域的改变，因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伊斯兰初期和伍麦叶王朝时期

伊斯兰初期，穆斯林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反对诗人的症结，主要是由于诗人们的宗教立场和政治态度与之有冲突或分歧。因此，一旦诗人们改变了立场和态度并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后，穆斯林对诗人的态度也随之改变，而且给予了他们极大的荣誉，随之带来的是另一个新的文学时期。

出现于伊斯兰初期的宗教性诗歌，因伊斯兰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增多，这一特色和传统随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伊斯兰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自公元7世纪中叶始一直延续至今。

伍麦叶王朝是阿拉伯人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世袭制的伊斯兰王朝，它的建立，一方面是伊斯兰圣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及伊斯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基础相对稳定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伊斯兰帝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什叶派人反对伍麦叶人的政治斗争始终没有平息而成为王朝统治阶层的心腹之患。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伍麦叶王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诗歌在政治斗争中制造舆论的作用，他们往往不惜重金笼络一些著名诗人，利诱诗人创作有利于伍麦叶人统治的政治性诗篇。但隶属于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诗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为了派别和自身利益的需要也纷纷起来写作攻伐伍麦叶人的政治性诗篇。所以伍麦叶王朝政治诗的兴起，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客观反映。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三位杰出的诗人，他们是：哲利尔(653～733年)、法拉兹达格(641～732年)和艾赫塔勒(640～708年)。

如果说政治诗的兴起，是伍麦叶诗坛的一大特色，那么，伍麦叶诗坛的另一特色就是情诗的兴起。阿拉伯民族在贾希利叶时代就有情诗的创作，但它们往往是作为长篇抒情诗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成篇，如悬诗中的第一部分，都富有情诗的特点。伍麦叶时代的情诗则不同于悬诗中的第一部分，它自成体系单独成篇，不再作为长诗的附属部分。因此，情诗作为诗歌创作中的一个独立题材，是由伍麦叶时代所开创的。

伍麦叶时代的情诗可分成艳情诗和恋情诗两大类。艳情诗首先在麦加和麦地那等城市发展起来。这类情诗对男女情爱的描写比较露骨，格调比较低下。艳情诗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当伍麦叶人在大马士革夺取政权并建立王朝后，大批圣门贵族后裔麇集在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这些圣门子弟由于政治上的失势而意志消沉。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日复一日，转而沉湎于追求声色享乐之中。艳情诗的情调与圣门子弟的颓废、没落情绪一拍即合，由此应运而生。另一类情诗恋情诗，则主要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希贾兹和纳季德等沙漠、旷野地区的游牧部落中。这类情诗富有贾希利叶时代自然、朴素的遗韵，追求柏拉图式的纯情之爱，充满了誓死不二、海枯石烂不变心的情结。有些诗歌情意悱恻，感人肺腑，成为后世诗人、作家再创作的题材，其中以“马季农·莱伊拉”为题材创作的诗歌，曾在伊朗、埃及等地一再被重新创作并在民间传咏而经久不衰。

7世纪中叶，《古兰经》定本问世。作为伊斯兰教经典和法典的《古兰经》，自降示至今的1300多年，对全世界穆斯林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价值观念、言论行为等方面所发生的影响，比起《圣经》对基督徒的影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另一角度来说，《古兰经》是一部十分优美的散文作品，而且我们决不能忽略《古兰经》对阿拉伯文学产生的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它依照伊斯兰教的认识观点描写生活和事物，从人的表面行为看到人性的本质，从人和事物中看到主的作用。《古兰经》的故事首先是众先知的故事和传说，有阿丹、哈娃、穆萨、尔撒、易卜拉欣等，接着是天使、精灵和魔鬼的故事。至于《古兰经》故事的创作特色，我们在前文已有论述，对此不再赘述。

除《古兰经》外，《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宗教经典；从文学角度来说，《圣训》同样是十分优美的散文作品。因此，从伍麦叶后期开始收集、整理、校勘、编纂的圣训集，对后世的阿拉伯文散文创作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阿巴斯王朝时期

阿巴斯王朝是阿拉伯民族建立的一个强大帝国，它历史悠久，长达五百多年，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版图辽阔，实力雄厚，与当时屹立于东亚的中国唐朝成为中古世界最强大、最先进的东西两大王朝。阿巴斯王朝建立后的开初一个多世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文化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许多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的经典著作被译成了阿拉伯语，从而大大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与之相同，阿拉伯文学在这一时期同样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阿巴斯王朝统治的最初150年，巴格达哈里发的中央集权统治比较稳固；但自9世纪末开始，巴格达的统治权先后被突厥人、波斯人和塞尔柱人所篡夺，阿拉伯帝国的实际统治权为异族所控制，阿巴斯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名存实亡逐渐解体。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导至帝国的整体国力日益衰败。但文艺领域的情况比较复杂，从表面上看，发展势头也有所放慢而不如前期那样强劲，但从实质上看，有些地区某些时期的文艺领域似有了更富个性的发展，如埃及的法特梅、艾尤卜王朝时期，西班牙的后伍麦叶王朝时期。

阿拉伯传统古典诗歌在阿巴斯王朝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创新：不仅诗人辈出，而且内容广泛、题材新颖，出现了诸如颂扬诗、爱情诗、悼念诗、讽喻诗、咏酒诗、伦理诗、教育诗、田园诗、行猎诗等多种题材的诗歌。阿巴斯王朝时期出现了艾卜·努瓦斯(762～813年)的咏酒诗，艾卜阿塔希叶(748～826年)的苦行诗，穆太奈比(915～965年)的哲理诗，艾卜·阿拉·麦阿里(973～1058年)的厌世诗，他们在阿拉伯诗坛自立风格、自成体系，千百年来一直风靡于阿拉伯世界，其中有些诗句因脍炙人口而成为现今民间惯用的俗语。诗歌的创作手法，在阿巴斯王朝时期也有所发展和创新，如9世纪在安达卢西亚出现的“彩诗”，其创作手法就异于传统古典诗歌。彩诗既能吟咏也能吟唱，它与传统诗歌的最大区别在于：传统诗歌不仅要求格律严谨而且还必须保持一韵到底；而彩诗则比较灵活，虽然也要求格律，但韵脚却可以改变，不必一韵到底。因此彩诗从音色上讲比传统古典诗有了很大的进步，比较丰富多样而不落于古板、单调。

除诗歌外，阿巴斯王朝的散文特别是寓言、故事和游记的创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著名的寓言童话集《卡里来和笛木乃》、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和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自问世后得到一致好评，且一直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对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持久的影响，它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名著。

《古兰经》与阿拉伯文学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思想经典，穆斯林精神的依归，同时在阿拉伯文化艺术遗产中也享有重要地位。《古兰经》是最早的用文字记载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是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最早的阿拉伯散文作品。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古兰经》的修辞、韵脚、节奏，吟咏时浑然一体，它所蕴含的音乐美使其具有摄人心魄的感染力，构成优美的艺术境界，引人进入愉悦、高尚的精神殿堂。《古兰经》被尊崇为阿拉伯散文体的范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传统派的阿拉伯语作家，在有意识地摹仿《古兰经》的韵文风格。吟诵《古兰经》是所有穆斯林集会的主要内容，它的词句和着节拍、声调，打动听众的心扉，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力量占据了穆斯林的内心世界。《古兰经》在语言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就是使得讲阿拉伯语的国家都严格遵循由《古兰经》规范化的标准阿拉伯语，从而使各国阿拉伯语在理解和表达上趋于统一。可以说，这一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及的，而《古兰经》神奇地办到了。

《古兰经》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学的贡献，是促使人们认真研究伊斯兰教前蒙昧时代文学及历史，从而更好地理解《古兰经》的背景。《古兰经》大量运用明喻、暗喻、押韵等方法，丰富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学表现形式。

“古兰”一词的本义是“诵读”，在《古兰经》中指以韵脚、节奏等美感把真主的启示“诵读”出来。《古兰经》是诵读的经典，讲究音乐、节奏等美感。《古兰经》充分利用了阿拉伯语抑扬顿挫、富有乐感和节奏的语言特点，显示了独特美妙的文体，难怪古今穆斯林异口同声地宣称《古兰经》不但在内容方面，就是在风格上，都是无法效仿的。《古兰经》语言流畅有致，词汇丰富，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因而在修辞、音韵等方面成为后世散文的典范，在语言规范方面则成为最高标准。

《古兰经》是一部生动的音乐，《古兰经》的音乐美感表现在以下几点：抑扬顿挫的不同声调，不同段落的关系和正确连读，特定节文中应答和低声祈祷，诵读的停顿。

《古兰经》的另一个特点是运用押韵。阿拉伯人运用押韵的才能超过其他民族。押韵在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中一般读作静音，便于阅读，增强文章气势，注意首尾的起承呼应。《古兰经》还运用阿拉伯语特有的谐音，即在一句经文中或前后句中使用形式相同或相似、但意义不同的两词，由于读音接近，所以使表达变得妙趣横生、活泼新鲜起来。

《古兰经》极大地丰富了阿拉伯语修辞学，大量运用比喻是《古兰经》的突出特征。它使表达明确、生动、形象，启发联想。

在《古兰经》中讲述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它不仅负有宗教目的，起着教化、引导的作用，还具备故事这一文学形式所要求的一切因素。

《古兰经》里的故事表现手法非常自由，有时按故事先后顺序逐步展开，有的开门见山，有的先对故事的寓意作一番简评，接着再讲述故事内容，有的则仅用寥寥数语提醒读者故事主要内容已经开始。在讲述过程中常出神来之笔，有时在读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突然说出个中秘密；有时先将故事秘密和盘托出，但让故事的主人公蒙在鼓里，使读者为主人公暗暗着急；有时又用一个意外情节，使读者与故事里的主人公一起恍然大悟……在描写手法上苍劲有力，生动活泼，饱含激情，同时往往给读者留下想像的余地，使人感到回味无穷。

《古兰经》的文体以显著的自由洒脱和独特的创造力，充分运用了抑扬顿挫的句法。这部宗教经典同什是文学史上不朽的名作，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在阿拉伯文学中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古兰经》虽然是宗教经典，但它影响了许多代人的思想观念、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对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

阿拉伯诗歌

诗歌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斯兰教诞生前的蒙昧时期，产生了许多抒情诗。由于阿拉伯半岛沙漠广布，自然环境险恶，部落间连年鏖战，因而无法产生叙事诗或神话故事。“诗人从他们的生活环境中选择容易提取的题材，不愿意花费心力去寻找那些深刻的内容。”这一时期的抒情诗的题材主要是女人、声音、自然、战争、死亡、享乐等。这些诗经长期口诵，世代相传。驼队的吟歌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地位崇高，被认作诗歌的雏形。据记载，有位名叫马达尔·伊本·麦阿德的阿拉伯人，从驼背上摔下，手被挫伤，他便喊遭：“呀！亚达！呀！亚达(呀!我的手!呀!我的手！)!”他的喊声琅琅如乐，于是骆驼踏着他的喊声行进。这种驼队的吟歌，被称为“希加”，是阿拉伯人最早认识的韵文，由此产生民谣。民谣最初的旋律称“拉加兹”，与骆驼行进的节奏合拍，每行内包括4—6个音步。阿拉伯人说：拉加兹是诗歌的头生子，希加是父亲，歌曲是母亲。蒙昧时期的阿拉伯诗人社会地位显赫，是“部落的先知，和平的领袖，战争的英雄；寻找新牧场要征求他的意见，搭起帐篷或收起帐篷，全凭他的一句话；他就像一个带领一群焦渴者寻找水源的向导。”

蒙昧时期的阿拉伯诗歌有两种形式：七行以下的“麦歌突阿”(短诗)和“格绥达”(长诗)。每行诗由上下两句组成，行尾词须押韵。最著名的诗是“悬诗”。即诗人们在麦加附近的欧卡兹市场举行赛诗会，优胜者将诗以金水书写悬于克尔白神庙的墙壁上，故名“悬诗”。七首“悬诗”被认作极品，乌姆鲁勒·盖斯 (500—540年)是其出类拔萃者。他的代表作有：

让我们停下来哭泣，

眼前黄沙漫漫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