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独立性理论分析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直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在分析研究其产生的具体影响之前我们应先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定义进行界定。

独立性与货币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清楚地给予定义，因为仅仅针对什么是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问题就有多种不同的界定，但是归纳总结来看一共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观点是从一国货币当局能否自主控制并调节货币供给量的角度出发定义的。

主要根据本国货币供给量与外国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相对数额变动程度来衡量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第二种观点，将研究重点放在一国利率水平上，着重观察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是否随着其他国家的利率变动而改变。

货币当局对自己国家利率的自主调控能力成为评价该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得标准。

最后一种，是从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来评判独立性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只要考虑本国的发展需求和政策目标而不受其他外界力量的干扰，那么就说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

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划分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首先，狭义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是指一国货币当局能否自主制定并实行货币政策来达到控制货币供给、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等经济目标，不用受其他因素干扰和束缚。

其次，广义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是指一个国家能否根据自己发展的意愿制定货币政策而不用考虑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能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抵抗经济冲击。

因此本文也将从这两个层面来分析货币政策独立性对有效性的影响情况。

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争论

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早在我国建立且一直发挥作用，关于评判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是否有效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货币供给内外性的探讨。

货币供给的内外性争论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是因为货币供给在经济运行、币值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则意味着中央银行可以控制货币供给量，货币供给可以影响经济的运行。

央行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来调控经济达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此时可以说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目前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是建立在货币供给外生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进而调控货币供给达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但是随着汇率体制的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不断扩大，外汇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因素。

这种情况下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加强，不利于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实施宏观调控。

商业银行在传统的货币理论观点中只是金融中介机构，遵循货币乘数的规则利用最初的存款货币创造出多倍于最初存款的货币总数。

对于上述过程现代货币理论提出反对的观点。现代货币理论认为不是存款创造了贷款，而是贷款创造了存款。

举一个例子说明，当一个家庭向银行贷款时，银行会对信用的和还款能力进行评价。

如果认为这个家庭信用良好有能力偿还贷款就会向其放贷，而不用等到有其他人向银行存入资金才对其进行放贷，也就是说正因为有了贷款的需求，新货币才得以创造。

在众多后凯恩斯主义者中，对货币的这种特性的认识基本可以划分为两派，一是水平主义，二是结构主义。

前者信奉者主要包括卡尔多、温特劳布等人，他们认为参与货币市场投放量的央行和商业银行能够在市场需求无限增长的的情况下，提供相应的货币投放量和保有量；

信奉后者的明斯基和罗西斯等人，认为在趋势上，货币供给不是一成不变的的，不考虑货币的内生特性，央行的对货币的投放有绝对的控制权和调节能力。

而商业银行更多的看似表面上创造货币的行为则是为了处理自身的问题，维持基本的运行。

综合来看，在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货币理论观点中货币当局实行的货币政策作用是有限的，他们更主张政府实行财政政策。

勒纳提出的这一观点基于两个原则：

首先，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收入水平较低，甚至达不到国家的税收水平，那么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尽力提升人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过高，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增加社会中的货币存量，以此来达到降低利率的效果。

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制定应该考虑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而不是单单追求账面的平衡，即使要因为发展而出现财政赤字也值得提倡。

发行证券也可以帮助政府实现利率目标。

综合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执行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进而带来了政策困境以及政治人物颁布的政策推波助澜。

这两点原因使现代货币理论的到兴起，进而引发对传统货币理论和政策的反思和批判。

货币政策制度的转变：数量型向价格型演进

全球货币政策发展和转变进程在“二战”后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在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框架中政策工具主要是利率，并且主张凯恩斯主义以及相机决策理论。

第二阶段货币主义兴起，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框架主要强调稳货币的经济增长，由于滞胀现象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基础被动摇。

第三阶段，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并且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市场化逐步完成，通过实践很多国家发现把货币数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实践得不到理想的政策效果。

因此各个发达经济体又逐步将货币政策框架调整为利率工具，美国作为代表逐步转向短期基准利率调控模式。

但这种框架的弊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由于这种模式忽视了金融稳定只注重增长和通货膨胀的调节，因此引发了金融危机。

随后进入第四阶段，这一阶段的主体变为管理金融周期和抑制资产价格泡沫。

作为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重点内容和前沿问题，将金融因素纳入到例如DSGE为代表的经典模型框架中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研究的热点。

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理论是早期货币政策转型的根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型问题成为重点研究对象。

金融管制和二元金融结构普遍存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基于这种现象政府一般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为制定较低的利率。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实行金融自由化不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还有可能引起金融市场失灵。

因此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有管制的金融制度，体现这一观点的是金融约束理论。

通常来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两种：

在不完善的市场中，货币政策传导主要由例如信贷渠道等非古典主义类型的传导完成；而如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中，货币传导机制一般遵循新古典主义规则。

货币政策转型的根本原因可以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多样性来解释，这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转变有关，也和货币当局制定政策的模式与预期有关。

随着市场的逐步完善，市场化程度提高，传导机制由非古典主义逐渐向古典主义转变，这也引起了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由于货币具有内生性，早期将经济变量与政策代理指标进行回归来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方法显得不够准确。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二〇一七年之后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迫在眉睫。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变动。

“多目标、多工具”的混合模式持续存在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而且存在数量型与价格型反应方程式不等价的现象。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通过利率调整货币政策的机制还不成熟，短期市场利率体系还不完善，存款基准利率也不适合作为常态的货币政策工具。

这种情况下数量型的调控仍有重要作用，尤其在调整结构和调控房价方面作用更加明显。

虽然调控手段在发生转变，但是我国目前的首要货币政策目标仍是“稳增长”，想要建立中国版“泰勒规则”就要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货币政策的转型。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利率体系将会发展完善并成熟，“价格型”货币政策将会在货币政策实践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