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喜欢生物史更甚人类历史的人，5亿多年的显生宙进化史上，有一种古生物叫三叶虫，由于它的几丁质外壳特别容易形成化石，所以一直是考古学界的“明星古生物”，但三叶虫化石圈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常识：那些特别漂亮、花哨的三叶虫化石，一般都不会出现在三叶虫进化树最初兴旺发达时的基部，而只会诞生于这个族群行将灭绝时的末端。

这些漂亮、繁复到有些过分的外壳包裹下，掩盖的是这个族群已经走入进化死胡同的困窘。

造成这种看似匪夷所思现象的原因，其实很好解释——正是因为三叶虫族群进化到末期，已经榨干了这个生物设计的进化潜力了，种间竞争从“谁也打不过”堕落为“谁也打不过”了 ，其生态位和生存空间都在被逐步压缩，于是三叶虫们只能展开更为惨烈的种内竞争。

或者通俗的讲，也就是“内卷”。

而这种内卷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性选择来完成的，于是三叶虫们就进化出了大量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来吸引异性注意力，以比同性同伴有更多的机会留下后代，而最终，这些为了适应性选择而进化到极端的“装饰品”又进一步加速了三叶虫族群的灭亡进程。

生物在进入进化盲端、被某个生态位锁死、环境日益窘迫之后，反而进化出非常夸张的“炫耀器官”以增强自身在种内竞争中的胜出概率。类似的故事在生物进化史上，其实不止一次出现过。除了三叶虫的外壳外，现存的孔雀的尾巴、象海豹的鼻子，已经灭绝的肿骨鹿的角，都是这方面鲜明的例子。

以最为知名、也曾最让达尔文头痛的孔雀的尾巴为例。雄孔雀进化出这样一个大而无用的尾巴，单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来讲确实是非常无用的，它会降低个体的奔跑、飞行能力、还增加了能耗，从而阻碍孔雀作为一种生物进一步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态位。

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当且仅当孔雀作为一个物种的生态位和生存空间，已然被其进化潜力和地理隔离锁死时，雄孔雀的尾巴才会从一种生存劣势变为一种生存优势。因为雄孔雀通过这个累赘的尾巴向雌孔雀传达的，其实只是这样一个信号——我拖着这样一大坨累赘，却依然能生存的很好，这说明我身体健康、体格健壮、具有基因优势！快来和我繁衍后代吧。

孔雀的这种进化选择，其实是一种交换——它牺牲了与其他生物种间竞争、进行生存空间扩展的能力，换得了种内竞争的优势。

所以你看，进化优势和劣势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对于一个前途十分光明的基干族群来说华而不实、累赘无用的器官，到了一个进化盲端的族群那里反而会成为生存下去的必备法宝。因为对于种内竞争的内卷来说，“无用之物”有的时候反而是最有效的“高价值展示”。

这个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也广泛存在。同样以性选择和由其衍生出来的性审美为例，古代中国自宋以后文化由开放走向封闭，同时期开始流行对女子缠足；东南亚闭塞环境中的巴洞族以脖子长为美，给其女性套了一层层非常夸张的项圈。

抛开美丑不论，单从文化功能学的角度来说，缠足和长颈这两个习俗似乎也很不合理，因为它会极大的限制女性的劳动和生存能力。

为什么会有人以此为美，以讨一个足部或脖子畸形到生活难以自理的配偶为荣呢？

答案还是在环境的封闭上。

由于宋以后的中国和东南亚山区中的巴洞族生存环境和生存理念都是趋向封闭的。所以其竞争压力会内移，成为一种类似生物种内竞争的“内卷”。而婚姻作为人的“第二次投胎”，对方的家庭会极大的决定你未来的生存状态，生存在这种环境中的男人，如果想娶一个家境优渥或者至少小康的妻子，他会怎么做呢？当然最好有一个直观的“标的物”能向他证明，这个女性在原家庭中，即便不用从事辛苦劳动也能够得食。于是小脚和长脖就成为了内卷环境中畸形但却最为直观很有效的“标的物”。

这些陋俗，如同三叶虫的盔甲、孔雀的尾巴一样，是一个族群走入封闭进化盲端后的必然。

当然，古代人类社会一旦封闭后的这种“孔雀尾巴”式进化，并不只迫害女性，男性亦然。这两天，“孔乙己文学”带火了孔乙己，而孔乙己人生的悲剧，正在于他在一个过于封闭内卷的环境中裹了一个灵魂上的小脚、长了一个精神上的“孔雀尾巴”。

无论是对小孩子讲述“回”字的四种写法，还是面对短衣帮取笑时满嘴捣鼓的那些“之乎者也”。你有没有发现，小说中孔乙己其实一直在像个孔雀一样试图努力的“开屏”——试图做高价值展示。但悲哀的是，这种展示是无效的，周围人像现代人嘲笑小脚一样，嘲笑孔乙己自我认同的“高价值”，这是因为这种“高价值展示”所依托的那个封闭的场景已经失去了，那个场景名叫科举。

科举制度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科举要考校那些现实生活中压根用不上的“回”字四种写法和之乎者也？八股文真的是为了“正世道人心”么？

不是的。

科举制度的本质，其实就是古代中国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中，人们通过反复博弈，最终形成一套内卷最优解。在科举诞生以前，自秦汉帝国崩溃，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各政权最头痛的问题就是怎样去平衡传统的士族地主与新兴的庶族地主、少数民族酋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无论是九品中正官人法、黄白籍制度还是频繁颁布的“检籍令”，之前的历次协调都不慎完美。因为各个家族土地的增减、财产的多寡、以及是否会出现才能超群的“麒麟儿”，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动态数据。

自秦汉帝国崩溃以后，隋唐以前，历代政权都没有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综合家族实力、个人素质等要素，给选人一个“综合得分”，从而妥善的切蛋糕，平衡各派豪强之间的利益，于是政权更迭不断，古代中国进入超不稳定的“乱纪元”。

所以记住，这种选拔的初衷就是切蛋糕而不是做蛋糕。它是孔雀的尾巴而不是鸟的翅膀。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隋唐科举一开始的考校主要项目，就不是官员最常用到的律法或者数算，而是书法乃至诗词？

原因很简单，因为书法和诗词在那个年代练得都是童子功。一个人必须同时具备浓厚的家学渊源、财力的巨额投入和个人不算太笨的脑袋，才能够写出一手漂亮字和好诗。于是三国两晋以来那种梦寐以求的“综合评分”方案出现了 ，所以科举制一出场，就带有鲜明的封闭零和游戏中做“高价值展示”的色彩。它就像孔雀的尾巴一样，天生不是用来“用”而是用来“秀”的。

而这样的初衷，导致了科举一旦遭遇环境的闭塞，会迅速像孔雀的尾巴和缠足一样，急速向极端化发展。

科举越到后期，其考校的东西越是精深却又无用的，甚至出现了连考官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接搭题”。

但正是这种被推到极致的无用，反而成为了成为了它的“大用”——它就是想以此屏蔽那些付不起如此高昂的教育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普通人进入这场存量有限的竞争当中。

试想一下，加入科举考的不是这些无用的学问，而是有用之学，比如数算甚至农耕，那么它孔雀尾巴式的屏蔽效果就无法达成了 。

所以存量越有限，潜在的竞争者越多，科举考校“无用之学”精深度就反而越要提高。于是就产生了孔乙己这样的牺牲品。

孔乙己这种人就像开屏失败的孔雀，或者缠足失败的女性一样，既不能在已经高度“特化”的内卷竞争中得胜，又因为过度的特化，已经无法重新融入社会、寻求别的生态位了。也就是所谓的“脱不下的长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