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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文集09：自我与本我
但是，人们注意到，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观察到这种不受其他动机支持的强迫性重复的纯粹效果。在儿童的游戏中，我们已经强调了一些可以解释强迫性的其他方式。强迫性重复和可以直接获得快乐的本能满足，在这里似乎结成了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移情现象显然被抵抗利用了，抵抗是自我在顽固地坚持压抑时所保留的。可以说，治疗试图对它发挥作用的这种强迫性重复，却被自我拉向它的一侧（就像自我依附于快乐原则那样）。
（这种动机力量的）最无可怀疑的例子或许就是创伤的梦。但是，经过更慎重的考虑，我们将被迫承认，即使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全部的依据也不可能用我们所熟悉的动机力量的活动来解释。要证明强迫性重复的假设是合理的，还有大量的东西尚未得到解释——强迫性重复似乎是一个比它所超越的快乐原则更原始、更基本、更具有本能的东西。但是，如果强迫性重复确实在心灵中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很想了解一些它的情况，想知道它相当于什么样的功能，它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它和快乐原则是什么关系——毕竟，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支配心理生活中兴奋过程的进展归功于快乐原则。
第四章
现在接下来讨论的就是思辨或推测（speculation），思辨常常被看作是很牵强的，读者可以根据他的个人爱好，对这种思辨进行考虑或不与考虑。我们还可以说，这种思辨是一种尝试，试图始终一致地探究某种观点，这种出于好奇心的观点是想看一看它将导致什么结果。
精神分析的思辨是从研究潜意识过程中获得的印象作为其出发点的，这种印象认为，意识可能不是心理过程的最普遍的属性，而只是它们的一种特殊功能。用心理玄学的术语来说，它主张，意识就是那个它描述为“意识”（Cs.），一种特殊系统的功能。
意识并不是我们归之为这个系统中的诸过程的唯一特性。以我们从精神分析的经验中获得的印象为基础，我们假设，在其他系统中出现的所有兴奋过程，都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这些痕迹形成了记忆的基础。因此，这些记忆痕迹和成为意识的这个事实并没有任何关系；确实，当把它们甩在后面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从未进入过意识的过程时，它们确实常常是最强大、最持久的。但是，我们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诸如此类的永久的兴奋痕迹也是在知觉—意识系统中遗留下来的。如果它们经常保持有意识的，那么，它们很快就会被该系统接受新兴奋的能力加以限制。
那么，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意识系统就具有这种独特性的特点，在这个系统中和在其他心理系统中所发生的情况相反，兴奋过程不会使它的成分发生任何持久的变化，而是可以在成为意识的现象中发散出来。这种与普遍规律相违背的例外，要求用某个只能适用于该系统的因素来进行解释。这个在其他系统中都不存在的因素，可能确实是意识系统的被暴露在外的情境，它和外部世界是直接联系的。
让我们把可能最简单形式的生命有机体描述为一个对刺激很敏感的物质的未分化的囊。那么，它那转向外部世界的表面将从这种情境下被分化出来，并且成为一个感受刺激的器官。确实，胚胎学通过尽力重现人类发展史，实际上向我们表明，中枢神经系统发源于外胚胎层；大脑的灰质仍然是有机体的原始表层的派生物，并可能遗传了它的某些基本特征。由此，我们很容易设想，由于外部刺激对囊的表面的不断影响，它的一定深度的表面就可能发生了永久的变化，它的兴奋过程就和在更深层发生的兴奋过程截然相反。由此而形成了一个终于被刺激作用消耗殆尽的外表，它就要为接受刺激而表现出最适当的可能条件，而且不可能再发生任何变化。用意识系统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它的成分不受来自兴奋过程的任何更持久变化的影响，因为在那一方面它们已经发生了可能是最大程度的变化：但是，现在它们已经能够产生意识了。对物质的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兴奋过程的性质而言，可能还会形成各种目前还无法验证的观点。可以设想，在从一个成分传向另一个成分时，兴奋必须克服一种抵抗，而抵抗的这种减少，正是留下兴奋的永久痕迹的东西，就是说，一种促进作用。因此，在意识系统中，从一个成分传导到另一个成分的这种抵抗，就不再存在了。
但是，关于有着外感受层的活的囊泡，我们还有好多话要说。这个微小的生物体，在充满着最强大能量的外部世界中漂浮着，如果不给它提供一个抵御刺激的保护层，它就会被发自这些能量的刺激活动所毁灭。它是以下述方式获得这种保护层的：它的最外层不再具有适合于这个活的物质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机的，现在这个囊泡的作用就像一个与刺激隔离的特殊覆盖物或薄膜，结果，使外部世界的能量不能进入下面这些保留着其生命活力的皮层，只有保持其原先强度的一小部分才能进入；而且这些皮层能够在保护层的掩护下致力于接受那些被允许通过的大量刺激。但是，只要不出现这种强大到能穿透保护层的刺激，这个外层就是到死也能使一切更深层的东西免遭同样的命运。对活的有机体来说，防备刺激几乎是一项比接受刺激还重要的任务；保护屏障有其自己的能量仓库，必须首先努力保护这些特殊的能量转换形式，这种能量转换是在抵御那些在外部世界活动的、具有强大能量的影响中——在试图抵消它们，因而也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中，在自身之内发挥作用的。接受刺激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外界刺激的方向和性质，为此，只要取外部世界很少的一点样本，也可以说，做少量的抽样检查就够了。在高度发达的有机体中，曾经是一个囊泡的外表感受层早已退缩到身体的深处，但还有一部分留在紧靠着抵御刺激的普通保护层的表面之下。这些就是感觉器官，它们主要是由接受刺激的某些特殊作用的机构组成的，但也有一些特殊的安排，是用来对过量刺激提供进一步保护，和避开各种不适当的刺激。
在这一方面，我想大胆地暂时探讨一个应该受到最彻底论述的主题。作为精神分析的某些发现的一个结果，我们今天已能对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是“思想的必然形式”的原理进行讨论。我们已经知道，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本身是无始无终的。
我们已经指出，活的囊泡都具有抵御外部世界刺激的保护层；在此之前，我们曾指出，必须把与该保护层相邻的大脑皮层作为接受外界刺激的一个器官分化出来，但是，这个敏感的皮层（就是后来的意识系统），也接受来自内部的兴奋。该系统在内部和外部之内的处境和在这两种情况下支配兴奋感受性的条件之间的差异，对该系统发挥作用和使整个心理结构发挥作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外部世界它有一层抵御刺激的屏障，迎面而来的大量兴奋只能以较小的强度发挥作用；而对内部来说，却不可能有这样的保护层
我有一个印象，这些最后的考虑使我们对至高无上的快乐原则有了更好的理解；但我们还没能对那些和这种支配作用相反的情况做出解释。因此，我们不妨再深入一步。像这些强大到足以打破这个保护层的外部兴奋，我们称之为“创伤性的”。在我看来，创伤的概念必然包括这样一种联系，即与有效地抵御刺激屏障出现的裂口联系在一起。像这种外部创伤的事件无疑会引起有机体能量在功能上的非常广泛的混乱，将促使每一种可能的保护措施都活动起来。同时，快乐原则在这里暂时不起作用了。带有大量刺激物的心理结构的洪流再也不可阻挡，相反，另一个问题便表现出来了——即把大量闯入进来的刺激物控制起来，在心理的意义上把它们约束起来，以便它们能因此而得到释放。
由身体上的痛苦带来的特定的不快乐，可能是在有限的领域内打破了抵御刺激物的那个保护层的结果。因此，从有关神经末梢的这一点流入中枢心理结构的持续的兴奋流，便只能来自该结构的内部。
我认为，我们可以暂时大胆地把普通的创伤性神经症看作是抵御刺激的屏障遭到广泛破坏的结果。这似乎是要使古老而又幼稚的休克学说再次盛行起来，它显然是和一种后来的、在心理学上更自命不凡的理论相反，这种理论不是把病因学的重要性归因于机械的巨大力量的作用，而是归因于对生命的恐吓和威胁。但是，这两种相反的论点并非互不相容，而且，精神分析关于创伤性神经症的概念，从最粗糙的形式来看，也和休克学说并不一致。后一种观点认为，休克的基本性质是对神经系统的一些成分中的分子结构，甚至是对其组织结构的直接损伤；我们寻求理解的是，通过打破那个抵御刺激的屏障，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对心理器官产生的影响。而且，我们仍然强调惊恐这个成分的重要性，它是由于对焦虑缺乏准备而引起的
因此，这似乎就是第一次承认梦是一种愿望满足的命题有一个例外的地方。正如我一再详细地表明的那样，焦虑的梦却没有提供这样的例外。“惩罚的梦”也没有，因为它们只是以适合于它的惩罚代替了被禁闭的愿望满足；就是说，它们满足的是罪疚感的愿望，罪疚感是对受蔑视的冲动做出的反应。
我在别的地方已论证过
第五章
感受刺激的大脑皮层没有抵御来自内部的兴奋的那层起保护作用的屏障，这个事实将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即刺激物的这些后期传导获得了日益增多的实际意义，并经常引起可与创伤性神经症相比较的实际上的失调。这种内部兴奋的最丰富的根源，就是所谓有机体的“本能”——在身体内部发生的、传导到心理结构中去的一切力量的代表——同时也是心理学研究中最重要、最模糊的成分。
由本能发出的兴奋不与被约束的那种神经过程相符合，而与努力寻求释放的自由活动的神经过程相符合。或许我们将会发现，这一假设并不过于草率。我们关于这些过程的知识中最好的部分来自梦的工作的研究。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潜意识系统中的过程完全不同于（前）意识系统中的那些过程；在潜意识中，精力贯注会很容易地完全被转换、移置或凝缩，而如果把它应用于前意识的材料，这样做就只能获得无效的结果；在对白天的前意识残余根据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的规律进行了精心制作之后，这就可以说明显梦所展示的那些熟悉的特色。我把潜意识中的这种过程描述为心理的“原发”过程，以别于在我们正常的醒觉生活中获得的“继发”过程。既然所有本能的冲动都把潜意识系统作为它们影响的方面，因此，说它们追随着原发过程的路线，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且，把心理的原发过程和布洛伊尔的自由活动的精力贯注等同起来，把继发过程和他的在约束或紧张性精力贯注中的变化等同起来
（我们已经描述过的）在童年心理生活的早期活动中和在精神分析治疗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强迫性重复，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一种本能的特征
但是，是“本能的”这个谓语是怎样和强迫性重复联系起来的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种想法，我们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迄今尚未被清楚地认识到的，或者至少没有被明确强调的
对本能的这种理解在我看来是很陌生的，以为我们已习惯于在本能中发现这个趋向变化和发展的因素，而现在我们却发现，人们要求我们认识到的是在它们身上恰恰相反的东西——即有机体的保守性质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很快就会联想起一些动物生活的实例，它们似乎可以证实这个观点，即本能是在历史上被决定的。例如，有些鱼类为了在远离它们通常居住区的某一水域内产卵，而在产卵期进行艰苦的长途跋涉。根据许多生物学家的观点，它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寻找它们的物种以前所居住过的水域，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些水域已经转换给其他鱼类了。据说候鸟的定期移栖也同样适用于这种解释——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在遗传现象和胚胎学的事实中，我们有关于有机体强迫性重复的最深刻印象的证据时，我们很快便发现没有必要再寻找更多的事例了。我们发现，活的动物的生殖细胞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定会重复（虽然只是以简化的短暂的形式）这种动物由此进化而来的一切结构形式，而不是沿着最短的道路迅速地形成它自己的最终形状。这种行为只有在一种很小的程度上才能归因于机械的原因，而且我们也不能相应地忽视历史的解释。同样，通过长出一个与失去了的器官完全类似的器官，这样一种再生能力在动物王国里屡见不鲜。
我们将会遇到这个并非毫无道理的反对意见，很有可能的是，除了那些促使重复的保守本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强烈趋向发展和产生新的形式的本能。这个论点当然也不能忽视，我们在讨论的后一阶段将予以考虑。
因此，我们不妨假设，一切有机体的本能都是保守的，都是从历史上获得的，并且朝向恢复某种较早期的状态。这样，我们一定会把一切有机体发展的现象归之于那些外部有干扰的和有趣的影响。原始的生物实体从一开始就不想改变；如果条件始终不变，它就总是只重复同样的生命历程。但不管怎么说，一定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的进化史及其和太阳的关系，才有可能在有机体的发展中留下痕迹。有机体的保守本能已经使每一种强制性的变化被同化到有机体生命的过程中，并且把它们储藏起来，以供今后进一步重复。当这些本能实际上只想努力借助于新旧两条道路达到一个古老的目标时，它们表现的假象却必定是一些努力追求变化和进步的力量。另外，一切有机体奋力以求的这个最后的目标也是可以说明的。如果生命的目标是迄今为止从未达到过的一种状态，它就会和本能的保守性产生矛盾。相反，它就一定是一种古老的状态，一种最初始的状态，是活的有机体很久以前就脱离开的状态，并力图通过一切迂回的发展道路又回到这个出发点。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不承认有例外的真理，即一切活的东西都是由于自身之内的原因而死亡的——重新成为无机物——那么，我们将只能说“一切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我们还会回想起这句话：“无生物是在有生物之前就已存在。”
在某一时期，通过我们对其性质还不能形成概念的某种力量的活动，生命的属性在无生物中被唤醒了。或许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使其他生命物质后来在一定的生物阶层产生意识的类似的原型。因此，在以前无生物中产生的紧张便力求要达到一种平衡；第一种本能便以这种方式显示出来，即回到无生命状态的本能。那时，生物是很容易发生死亡的；其生命的历程可能只是很短暂的，其方向是由这个幼小生命的化学结构所决定的。或许，通过一段漫长的时期，生物就可以这样得到不断的再生，而又很容易死去，直到决定性的外部影响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了改变，迫使仍然活着的生物更加广泛地偏离最初的生命历程，并且采取更复杂的和迂回的道路来达到死亡的目标。这些被保守的本能忠实地保留下来的、通往死亡的迂回道路，在今天就这样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现象的画卷。如果我们坚定地认为，本能的保守性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关于生命的起源和目标的任何其他假设。
如果这些结论在我们听起来很奇怪的话，那些使我们做出关于许多本能的结论也一定会使人同样感到困惑不解，我们认为，这些本能处在有机体的生命现象的背后。我们关于每一个活的生物都具有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本能的假设，和本能的全部生命的目的就是产生死亡的假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肯定的本能和控制（mastery）的本能，看来已极大地削弱了其理论的重要性；它们是一些局部的本能，其功能是保证有机体将遵循自己的道路走向死亡，以及避开回到无生物存在的可能的道路，这不是有机体本身所固有的可能性。我们不再考虑有机体的那种令人困惑的决心，它是如此难以和前后关系联系起来，这是有机体在面临每一种障碍时保持自己的存在的决心。留待我们考虑的是这个事实，即有机体只希望以它自己的方式死亡。因此，这些生命的看守人最终也是死亡的忠实追随者。这样便产生了自相矛盾的情境，即活的有机体最竭尽全力地抵抗这些事件的发生（其实是一些危险），而这些事件能帮助它通过很短的迂回道路，迅速地到达它的生命目标；但这正是具有纯粹本能特点的行为，它和一种理智的努力形成对照。
但是，我们不妨暂停下来，进行一下思考，事情不可能就是这样的。神经症理论曾给予它一个有特定地位的性本能，这些性本能表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
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受外部压力的强制，这种外部压力驱使它们不断地增加发展的程度。许多有机体直到现在还继续把自己保持在低水平上：今天还存在着这样的生物，尽管不是全部的生物，它们必定类似于高等动物和植物的最早期阶段。确实，它们直到今天还活着。同样，基本的有机体虽然构成了更高的生命形式的复杂机体，但并非所有的机体都走这条进化到自然死亡的全部道路。其中有些生物的再生细胞，很可能保持着生命物质的原始结构，在一定时期之后，携带着一切遗传的和新获得的本能素质，从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中分离出来。可能正是这两个特点，才使它们的独立存在成为可能。如果条件合适了，它们就开始发展，就是说，重复同一种行为循环，它们的存在便归属于这种循环；结果，物质的一部分又把它的发展贯彻到底，而另一部分，作为一个新的生殖核心，又返回到这个发展过程的开端。这样，这些生殖细胞就不利于生物的死亡，并且能成功地战胜在我们看来似乎必定是潜在永存的东西，尽管它或许只意味着死亡道路的一种延长。我们必须把这个事实看作是最有意义的，即生殖细胞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加强，或者，如果它和另一个与它相似，却又有所不同的东西相混合，才能使这种功能发挥作用。
有一些本能主宰着这些基本有机体的命运，这些基本有机体比个别有机体存活得长，当这些有机体无法防备外部世界的刺激时，这些本能便为它们的安全提供庇护，并最终和其他生殖细胞产生联合等等。这些总起来说就构成了这样一组性本能。在与其他本能同样的意义上，它们也是保守的，在那种情况下，它们要重新恢复生物的早期状态；但是，它们的保守性程度更高，在这里，它们显示出自己特别能抵抗外部世界的影响；在另一种意义上说，由于它们要更长时间地保存生命本身，所以它们也更加保守。
现在，我们不妨暂时回过头来，考虑一下是否所有这些思辨都是有基础的。除了性的本能之外
我们很多人也很难放弃这个信念，即人类本身有一种趋向完善的本能在发挥作用，这种本能使人类达到了他们目前的高水平的理智发展和道德升华，人们或许可以期待，人类肯定能发展到超人阶段。但是，我不相信存在着这样一种内部本能，也没有看到这种仁慈的幻觉将怎样得到保存。在我看来，人类当前的发展似乎不需要做任何不同于动物发展的解释。可以在少数人类个体中观察到的、趋向进一步完善的不懈努力，可以被很容易地理解为本能压抑的结果，人类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本能压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被压抑的本能为追求完全的满足而从未停止过奋斗，它存在于重复一种满足的原始经验之中。一切代替或反相形成作用和升华作用，对于放松被压抑本能的持续的紧张，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正是在所要求获得的满足的快乐与实际获得的满足的快乐之间的这种差异，才产生了这种驱动的力量，它不允许在它所达到的任何境地止步不前，但是，用诗人的话说：“奋力向前，永不屈服。”
我只想说一句话，以便说明，把有机物结合到更大单位中去的爱欲的力量，可能提供了对这种“趋向完善的本能”的一种替代，对这种替代我们还不能承认，归因于这种本能的现象，似乎能够通过爱欲的这些力量，连同压抑的结果，一起得到解释。
第六章
我们迄今为止讨论的结果是，在“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提出了一种看法，前者对趋向死亡施压，而后者趋向于延长生命。但是，即便是在我们自己看来，这个结论也必定是在许多方面相当令人不满意的。再者，实际上，只有对前一类本能，我们才能赋予它一个保守的或者说是退行的特点，这个特点与强迫性重复是相对应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假设，自我本能是在无生物有了生命时产生的，并把恢复无生命状态当作它们的目的。而对于性本能来说，虽然它们确实重新产生了有机体的原始状态，但是，它们千方百计奋力以求的目的，是将两种特别分化的生殖细胞统一起来。如果这种统一没有发生，那么，生殖细胞就会随同所有其他多细胞有机体的成分一起死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性的功能才能延长细胞的生命，并借给它永生的伪装。但是，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难道就是在性的生殖作用中，或在它的祖先，两个单细胞原生动物的交配中一再重复吗？
然后，让我们回到我们已经提出来的一个假设上来。我们期望我们将能够对它给予明确的否定。我们在一切生命必定都死于内部原因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我们之所以如此随意地做出这个假设，是因为它对我们来说似乎并不是一种假设。我们习惯于认为这是一个事实，而且诗人们的作品使我们在这个观点上得到了鼓励。或许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样去想，是因为在这种信念中有一种安慰。如果我们自己必须去死，而且在死亡时首先要失去我们最亲爱的人，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服从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服从那个至高无上的“必然性”（necessity），而不愿选择或许有可能避免的机遇。但是，或许对这种死亡的内在必然性的信仰，也只是我们为自己所制作的那些幻觉中的一个幻觉，即“这样就可以承受生存的重负”。
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生物学家对自然死亡这个主题的看法有多么的不一致，而且事实上，死亡这个概念已在他们手中消融了。至少在高等动物中有一种固定的平均寿命，这个事实当然支持存在着诸如死于自然原因这样的事。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某些大型的动物和某些巨型的木本植物有非常漫长的寿命，直到目前也无法计算究竟有多长寿命时，这种印象便又一次被消除了。根据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1906）的那个广义的概念，有机体所展示出来的一切生命现象——当然也包括它们的死亡——都和某些固定时段的结束相联系着，这些固定时段表明，有两种生物（一种是雄性，另一种是雌性）表现出对太阳年的依赖性。但是，当我们发现，观察外部力量的影响能够多么轻易而又广泛地改变生命现象出现的日期（特别是在植物界）——加快或延缓它们出现的时间——时，这样便使人们怀疑弗利斯提出的公式的严谨性，或至少怀疑他确立的这些法则是否就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根据我们的观点，对有机体中生命的寿限和延长这些论题的处理，在魏斯曼（A. Weismann，1882，1884，1892等）的著作中是最吸引我们的。正是他第一次把生物分成必死的和不死的两部分；必死的部分是指在较狭窄的意义上的肉体——躯体——只有它才隶属于自然的死亡；而另一方面，生殖细胞是潜在不死的，因为在一定的适当条件下，它们能发展出一个新的个体，换句话说，它能够用一个新的躯体包裹住它们自身。（魏斯曼，1884）
在这一点上，引起我们震惊的是，它和我们的观点竟出人意料地相似，我们的观点是沿着一条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线发展起来的，魏斯曼则是从形态学角度来考察生物体的，他认为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注定要死亡的，这就是躯体，是一个看起来和性或有关的物质相分离的身体。不死的那一部分——即种质——与维持种族的生存和繁衍有关。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把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生物体上，而是集中于活跃在里面的力量上，导致我们区分出了两类本能：一类本能的目的是引导生命趋向死亡，而另一类本能，即性本能，终生奋力以求和产生的则是生命的复苏。这听起来很像是对魏斯曼形态学理论的一种动力学的必然结论。
但是，我们一经考察魏斯曼关于死亡问题的论述，这种表面上具有重要一致性的现象便消失了。因为魏斯曼只是把必死的躯体和不死的种质之间的区别与多细胞有机体联系起来；在单细胞动物中个体的细胞和生殖的细胞仍然是一回事（魏斯曼，1882，第38页）。因此，他认为，单细胞有机体是潜在不死的；死亡看来只是在多细胞动物中才有。的确，这种高等有机体的死亡是自然的死亡，是死于内部原因的；但是，它并不是建立在生物体的先天性质基础上的（魏斯曼，1884，第84页），不能把它看作是基于生命本性之上的一种绝对必然性（魏斯曼，1882，第33页）。毋宁说，死亡是一件有利的事，是一种对外部生活条件的适应现象；因为，在把有形体的细胞分化成躯体和种质之后，个体寿命的无限制地延长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奢侈。当多细胞有机体的这种分化出现后，死亡就成为可能和变得适当了。从此以后，高等有机体的躯体，在一定时间之后，便由于内部原因而死亡，而原生物仍然是不死的。另一方面，繁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和死亡一起被引进来的；相反，它和（它由此而起源的）成长一样，是生物体的一种原始的属性，自从它在地球上出现之后，生命便持续不断地存在下去。（魏斯曼，1884，第84页以下）
显而易见，以这种方式承认高等有机体具有自然死亡，这对我们的情况并无多大帮助。因为如果死亡是有机体后来获得的一种东西，那么，就不可能认为，这个地球从一开始有生命就存在着死的本能。多细胞有机体可能死于内部原因，因为其分化有缺点或它们的新陈代谢不完善，但是，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却毫无意义。另外，这是一种关于死亡起源的说明，当然比死的本能这个陌生的假设更接近于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
遵循魏斯曼的主张而进行的这种讨论，在我看来，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没有得出结论性的结果。
此后不久，研究的兴趣便转向了用实验来检验单细胞有机体，即所谓生物体的不死性。一个名叫伍德拉夫（Woodruff）的美国生物学家曾用一种纤毛虫（infusorian）做实验，这是一种浮游微生物（slipper-animalcule），这种生物用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个体的形式来再生自身；伍德拉夫每一次分离出一个产物，并把它放入新鲜的水里，（当伍德拉夫不再进行实验的时候）他已追踪这种生物繁衍到第3029代。第一代这种浮游微生物的最后一个子孙就像它的最初的祖先一样富有活力；没有任何老化或退化的迹象。这样，如果这些数字是令人信服的，那么，原生动物的不死性似乎可以在实验上得到证明了。
其他实验却获得了不同的结果。和伍德拉夫的发现相反，莫帕斯（Maupas）、卡尔金斯（Calkins）等人发现，这些纤毛虫在分化到一定的数目之后，除非对他们采取某些补救的措施，否则，它就变得衰弱了，形状变小，失去了它的一部分组织，最后便死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原生动物也像高等动物一样，经过一段年老体衰之后，便死掉了——这是和魏斯曼的观点完全矛盾的，魏斯曼认为死亡是生物有机体后来获得的。
谈到这些实验的最后结果，我们注意到，有两个事实似乎能使我们站稳脚跟。
第一，如果有两个微生物，在它们还没有显示出老化的迹象时，能够互相混合，即结合起来（此后不久它们又分离开），那么，它们就不会变老，它们又“返老还童”了。这种结合无疑就是高等动物的性繁殖的原型；到目前为止，它和繁殖还毫无关系，它被局限在和两种个体物质的混合上（即魏斯曼的“两性融合”）。不过，这种结合的恢复性影响也可以用一定形式的刺激、给它们提供的营养液的成分的变化、温度的提高或对它们进行振动来代替。这使我们想起了洛布（J. Loeb）的著名实验，他把某些化学刺激物加到海胆卵的身上——产生了通常只有在受精之后才会发生的细胞分裂过程。
第二，纤毛虫由于自己的生命过程的结果而到达一种自然的死亡，这毕竟是有可能的，因为伍德拉夫的发现和其他人的发现之间的矛盾在于，伍德拉夫把每一代都放在新鲜的营养液里。如果他不再这样做了，他观察到的，如同其他研究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后代就表现出老化的迹象。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微生物被发散到周围液体中去的新陈代谢的产物损伤了，这样，他就能够结论性地证明，只有这种特殊的微生物自己的新陈代谢的废物才具有这种致命的后果。因为，如果在种属关系较远的物种的排泄物过分饱和的溶液中，这些同样的微生物就会茁壮地成长着，而如果使它们拥挤在它们自己的营养液中时，它们却必然会死亡。因此，如果让一条纤毛虫独居一处，那么，它就会死于自然死亡，因为它自己的新陈代谢废物没有完全排清（或许一切高等动物最终都是死于同样的无能为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心里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通过研究原生动物的自然死亡，我们在寻求解答这个问题时是否服务于任何良好的目的？这些生物的原始组织可能使在它们身上存在的某些重要的情况不为我们所知，虽然事实上也在它们身上表现出来，但只有在高等动物中才能见到。在这些高等动物身上，它们已经能够获得一种形态学的表现。如果我们放弃形态学的观点，而采取动力学的观点，那么，原生动物自然死亡能否被证明，就变成了一件与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对它们来说，后来被认为是不死的实体，不管怎么说，都还没有和必然死的部分分离开。那种努力把生命导向死亡的本能的力量，在它们身上也可能从一开始就发挥作用了。不过，它们的作用则可能被倾向于保存生命的力量，完全遮蔽住了，以致任何证明它们存在的直接证据都变得难以发现。再者，我们已经知道，生物学家的观察容许我们假设，这种趋向死亡的内部过程也存在于原生动物之中。但是，即便在魏斯曼的意义上证明原生动物是不死的，他关于死亡是一种后来获得的主张，也只适用于死亡的外部现象，对于像趋向死亡这样的过程来说，是不可能做出这类假设来的。
因此，我们期望，生物学或许会直截了当地否认死的本能，但是，我们的这个期望并没有实现。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其他理由，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显然应该继续关注死的本能存在的可能性。魏斯曼的躯体和种质分离，与我们所划分的死的本能和生的本能之间惊人的类似性仍继续存在，而且还保留着它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在这个精巧的二元论的本能生命概念上做一短暂停留。根据海林（E. Hering）的生物过程理论，在生物体中不间断地发生着两种方向相反的过程，一种是建构性的或同化的，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或异化的。我们敢不敢承认，在生命过程所采纳的这两个方向中有我们的两种本能冲动，即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在活动呢？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能对某个事实视而不见。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哲学领域中来了，在叔本华看来，死亡是生命的“真正结果，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生命的目的”
我们不妨大胆地尝试再迈出一步。根据一般的看法，许多细胞结合成一个生命的统一体——即有机体的多细胞性——已成为延长其寿命的一种方法。一个细胞帮助维持另一个细胞的生命，即使某一个细胞不得不死亡，这个细胞共同体也能继续生存。我们已经知道，结合——两个单细胞体的暂时混合，对两者也有一种维持生命和返老还童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尝试用精神分析提出的力比多理论来说明细胞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设想，正是在每一个细胞中活动的本能，或性本能，才把其他细胞作为它们的对象，它们部分地使那些细胞中的死的本能（也就是，由它们所建立的过程）中立化。这样便保存了它们的生命；而其他细胞也为它们做了同样的事情。还有一些细胞在行使这种力比多功能时牺牲了自己。生殖细胞本身则会以一种完全“自恋的”形式表现出来——用我们习惯于在神经症理论中描述整个个体时所使用的短语，一个人把它的力比多集中在自我身上，而且丝毫也不让它在对象释放中消耗掉。生殖细胞需要它们的力比多，即它们的生的本能的活动，因为它们自己是它们后来的大量建设性活动的一种储备。（或许毁灭有机体的恶性成长的细胞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被描述成是自恋的：病理学的确准备把恶性细胞看作是天生的，并把胚胎的属性赋予它们。）
在这里，我们有机会回顾我们的力比多理论的缓慢发展。首先，对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迫使我们注意到，在朝向某个对象的性本能和某些其他本能之间的对立，我们由于不完全了解它，而把其他本能描述为“自我本能”。
当精神分析能够摸索着更接近一点心理学的自我时，最初我们只知道它是一种压抑、稽查作用，而且能行使保护和反相形成作用（reaction formation），这时我们便迈出了下一步。确实，持批评态度的和其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很久以来就对把力比多概念缩小到指向某一对象的性本能的能量提出了批评。但是，他们却没有解释他们是怎样获得这种更完整的理解的，而且也没能为精神分析从中推断出什么能加以利用的东西来。在更审慎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分析的观察发现了这种规律性，力比多从对象中撤回而指向自我（内在性过程），而且，通过对儿童早期阶段力比多发展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显然，自我是力比多的真正的和原始的储藏库。
现在，我们更有必要强调自我保存本能的力比多特点，因为我们正大胆地进一步把性本能看作是爱欲的，即世界万物的维护者，从产生身体细胞的相互依附的全部力比多总量中获得自我的自恋力比多。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突然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自我保存本能也是具有力比多性质的，那么，或许我们除了有力比多本能外，就别无其他本能了吗？不管怎么说，至少没有其他本能表现出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那些批评者是正确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对精神分析用性欲来解释一切表示怀疑，或者同意像荣格这类革新者的意见，他们急促地做出判断，把“力比多”这个词用来指本能力量，难道不是这样吗？
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无论如何也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把自我本能（我们把它等同于死的本能）和性本能（我们把它等同于生的本能）之间的明确区分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曾在某一时期［第39页］准备把所谓自我保存本能包含到死的本能中；但是，我们［第52页］对这一观点做了纠正，并且从中撤了回来。）我们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二元论的——既然我们认为，这种对立不是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对立，而是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的对立，那么，我们的观点就更具有明确的二元论性质了。相反，荣格的力比多理论是一元论的，他把“力比多”一词视为它的唯一的本能力量，这样必然产生混乱，但是，对我们却不会有任何影响。
在目前笼罩着本能理论的朦胧状态中，如果拒绝任何能使之清晰明白的观点，将会是很不明智的，我们是从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问的尖锐对立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现在，对象之爱本身向我们展示了第二种类似的两极对立——即爱（或柔情）和恨（或攻击）之间的对立。要是我们能够成功地把这两种极性情况相互联系起来，从一极追溯到另一极，那该有多好啊！我们早就认识到性本能有一种施虐狂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