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音乐隐喻的表现首先是一种政治隐喻，其次表现为和谐、进取、创新和发展，但也是社会潜在的矛盾与危机的隐喻。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一时期经济文化高度繁荣。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本时期的音乐具有盛世的特点。同时，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和隋唐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使得当时的音乐大多都受到外域音乐文化的影响，其中不乏来自直接“拿来”的外域音乐。
一、隋唐时期的音乐隐喻
隋朝虽然完成了祖国统一大业，其政治、经济、文化也有了长足进步，但由于杨广王朝穷奢极欲，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发动战争，很快便国力耗尽，最终被农民起义所灭，隋朝政权也因此仅仅存在了30多年。到了唐朝，由于实行开明政治和开放政策，及武则天时期，国家很快就走向了繁荣。
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100多年里，是唐王朝经济繁荣的时期。隋唐尤其是唐朝的音乐也顺应形势，广泛吸收各民族音乐营养，并因此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在域外影响深且广，促使唐朝成为当时的艺术文化中心。
二、音乐隐喻的两面性
隋唐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传统音乐，又广泛吸收中原及边疆各民族乃至远近各国的音乐精髓，从而形成了大量新兴的曲子，其音乐音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具体而言，隋唐五代时期的音乐隐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中国古代社会历来就有“礼者为异，乐者为同”的说法，也就是说，“礼”是区分社会“差序格局”的系统规范，“乐”则是配合“差序格局”的教化工具。它隐喻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稳定与康健。
最底层乐舞，也就是民间乐舞，他们的歌舞随性而行，既影响上层，又启迪下层，因此其音乐隐喻也具有两面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象征着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但也间接暗示出社会下层人民的无奈和社会潜在的矛盾危机。
（二）隋唐时期是开放的时代，在自我强大的背景下，使其勇于和善于吸收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从政治层面上来看，这本身就是其开明、自信和进步的隐喻。盛唐时期的政治安定，经济富足，高雅、精神乃至审美层面的追求成为人们的普遍时尚，所以连唐玄宗也加入到了音乐管理中，也经常观看乐舞表演。
这一方面隐喻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发展，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暗示出社会潜在的矛盾与危机，这就是音乐隐喻的两面性。一个健康的社会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隐喻因素是什么？那就是和谐、进取、创新和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隋唐的繁荣要归功于其制度创新，但其进取精神不够，科技创新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社会矛盾逐渐显现也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警觉，从而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
三、人类音乐音喻的发展经历
在封建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艺术实际上是特权的象征，这本身就是隐喻。因此，隋唐时期最高层级的音乐是专为皇亲国戚和元老重臣们享受服务的。这类音乐从音乐本身到演员的挑选都极其讲究，其种类丰富，规模宏大，穷奢极欲，代表着音乐艺术的最高水准和发展潮流，也象征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经济的繁荣，但也是隋唐王朝浮华、形式主义思潮泛滥的隐喻，而且其本身的隐喻意义还远不止此。
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大致可以分为雅乐、燕乐、九部乐、十部乐、坐立部伎乐、清商乐、四方乐、散乐、杂乐等，这里我们介绍主要的几种，并就其隐喻意义作以简要阐释。
雅乐，就其本质而言，它内在的隐喻价值就在于其主要起着一种加强统治、稳定政局的教化与心理暗示作用，是政局稳定、安定团结、国家强盛的某种象征。当然，隋唐五代时期的所谓雅乐，并不是绝对纯粹的宫廷音乐，它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民间。
雅乐更多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所以它的内在更多地强调的是音乐的礼制功能和仪式作用，其艺术审美价值便不断被削弱，当然其艺术感染力也就随之下降。到了唐代，高祖李渊的雅乐仍用隋朝旧仪，延用了隋朝雅乐的象征意义和隐喻价值。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认为“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也就是他并不认为礼乐能够决定国家命运，但还是要显示“王者功成作乐”，所以最后同意让祖孝孙制定雅乐。后来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雅乐随之衰落。
燕乐，也就是宫廷朝会宴享时的乐舞，它包括各种宫廷俗乐、杂乐，也包括祭祀雅乐之外的几乎所有宫廷的雅乐，其规模宏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演员阵容整齐，演出庄严盛大，恢宏壮观，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娱乐性。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人类隐喻的发展经历了个体隐喻（以己度物）、集体隐喻（奴隶、封建社会的宫廷活动意向隐喻）、自由隐喻（现代社会的象征隐喻）三个阶段，因此，宫廷燕乐也属于有特定意义的演出活动，其隐喻所向显而易见。
隋文帝以后，推崇汉以来的清商乐为“华夏正声”，设立乐府，主管乐舞，依据“华夷兼备”、“以华领夷”的音乐隐喻价值观，推进南北乐舞文化交流融合，他不仅确立了隋朝宫廷朝会宴享典礼中的雅乐、俗乐、胡乐等表演格局，而且这一体制也为唐朝所沿袭，甚至延续到五代时期。
当然，作为宫廷音乐，一般都是严格按照某种政治的或情感的需要而组织建立的，其隐喻所向是明确的，此即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每件作品唤起不同的情感，但是所有的这些情感在类别上可以视为一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情感实际上都是隐喻的。当然这也是由艺术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也是艺术隐喻所规定的。
唐代为宫廷音乐规定的隐喻内涵是“蓬勃向上”，因此，宫廷重要礼仪用乐都要表现出“发扬蹈厉”“动荡山谷”“天下太平”“宝祚弥昌”之气象，这也可以看作是唐代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隐喻，也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之自信、大气、进取的隐喻，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即是由《婆罗门》改编发展而来的。
四、唐朝时期的音乐发展
唐玄宗时，宫廷盛大演出开始盛行，其隐喻追求主要是颂歌格调，颂扬先祖的“文治武功”。凡遇重大节庆演出，少则三五天，多则月有余。这种盛大演出，其艺术形式多样，有雅乐、多部乐、坐立部伎，也有散乐百戏、杂技幻术、舞马、戏象等。
这些由地方官员送献来的杂技百戏节目，往往也有特定的隐喻所指，那就是地方官员以此显示自己的政绩和对皇室的敬意。每遇盛大演出的乐舞散乐表演，皇帝携嫔妃、群臣也往往会登楼观览，此时百姓可与皇室贵族同乐，长安城内人如潮涌。
这也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隐喻。因此说，音乐展示，有时胜过政治、经济和武力。今天的文化交流，其主要形式就是音乐、体育、文化巡展等形式，也是在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成就和实力，其内在隐喻就是希望唤起对方对自己的尊重与敬畏感。因此，这些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隐喻。
到了中晚唐时期，经过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穆宗、敬宗尤喜俳优杂戏和歌舞，梨园、教坊衰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暗示唐朝必将进一步走向衰落，后虽有文宗黜“郑卫之音”而恢复“正始之乐”，暗示其恢复国力之决心，然此时唐朝已彻底走向衰落，无力回天了。
唐朝宫廷经常乐舞不断，上行下效，各藩镇府署、文人士大夫以及民间富豪，也纵情于乐舞百戏享乐，这一方面隐喻社会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但另一方面也隐喻社会的虚无与危机。
进入盛唐以后，唐玄宗开始似乎比较清醒，对这种“莺歌燕舞”风气抱有一定警惕，但由于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家给户足，社会安定。
后来，唐玄宗终于放松了警惕，满足现状，也开始沉溺于这种奢华的社会风气，于是不再“刻厉节俭”，也尽情追求享受，自然也放开了各级官员的歌舞娱乐，甚至在开元二十五年（737）还下达了《许百官旬节休假不入朝诏》和《许百官游宴诏》，提倡百官游宴享乐。
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安史之乱，于是藩镇割据局面逐渐形成。此后，虽然宫廷乐舞已非从前，然而各级官府、富豪、士大夫和军营的乐舞享乐却仍旧奢华，丝毫未减。
可以说，此时，乐舞已经渗透进了各级官宦、士族们的血脉，深深扎根于他们的灵魂，也由此慢慢侵蚀着唐王朝的基业。这是人之过，还是音乐之过？值得我们深深思考。因此，音乐可以给人带来欢乐，促人奋进，但也可以使人沉迷不醒，走向极端和迷幻。
在隋唐时期，音乐的工具隐喻价值得到充分利用，这也是后来唐朝社会得以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因此掩盖和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内乱和农民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