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父母心理攻击对个体抑郁症状发展可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基于上述发展创伤理论、抑郁的人际理论、图式理论和潜在易感性理论等理论框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二者间的关系。

童年期父亲心理攻击的水平越高个体成年后的抑郁症状越高，童年期经历的言语攻击与包括抑郁在内的多种精神病理症状有关。

近来逐渐将关注重点转移到考察父母心理攻击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关系。最近的两项横断研究中，父母心理攻击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正相关，以伊拉克5-14岁儿童青少年的主要教养者为被试的大样本研究表明，遭受父母心理攻击的儿童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

另外一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横断研究也发现，5-6年级小学生遭受父母心理攻击越频繁其抑郁症状水平越高。

父母心理攻击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随后的抑郁症状。儿童9岁时的父母心理攻击不能够显著预测其15岁的抑郁症状。

由上述可知，已有研究初步探讨了父母心理攻击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横断研究相对一致地发现了童年期父母心理攻击与儿童抑郁症状间的正相关，但已有纵向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这可能与纵向研究中测量间隔时间的不同有关。

有发现父母心理攻击对儿童抑郁症状的显著预测作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个体由童年期进入到青少年期，环境因素会发生较大改变，可能会存在一些新的保护因素，能够缓冲父母心理攻击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可能较难在一个较长的、跨发展阶段的时间窗内观察到父母心理攻击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聚焦于某一发展阶段，采用时间相对较短的追踪间隔或许有助于更好地理清父母心理攻击与抑郁症状间的关系。目前尚没有追踪研究聚焦于童年中晚期，探讨父母心理攻击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影响。

总之，迄今为止，中西方文化背景下关于父母心理攻击对儿童抑郁症状影响的研究都十分有限，且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儿童发展创伤理论等关于儿童发展风险因素的理论均指出，长期、反复的人际逆境经历会对个体发展产生更为消极的影响，即风险因素会随时间推移动态累积，对儿童发展存在累积风险。

近十几年来，研究者开始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从动态视角来考察风险因素随时间的发展变化。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采用截距和斜率两种基础“增长因子”描述变量的发展变化趋势，截距代表了变量的初始水平，斜率代表了变量随时间的发展变化。

风险因素的斜率对于儿童发展的预测作用，即代表了风险因素随时间的动态累积过程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揭示了风险因素的累积效应。

迄今为止，已有相关研究，无论是横断研究还是追踪研究，均仅考察了某一时间点的父母心理攻击“水平”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影响，尚没有研究揭示父母心理攻击的动态累积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影响。

其次，长期以来，儿童发展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儿童的主要教养者母亲的作用，与此一致，父母心理攻击方面的研究也大多仅关注了母亲心理攻击行为，对父亲心理攻击行为的重视不够。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父亲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家庭教育中来，父亲教养行为对儿童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影响。

例如，一项关于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关系攻击的元分析表明，父亲、母亲的积极教养行为和严厉管教行为均与儿童关系攻击存在显著相关，且父亲教养行为的效应大于母亲。

目前为止，仅有一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横断研究同时考察了父亲、母亲心理攻击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影响，发现父亲、母亲心理攻击均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抑郁症状，有必要进一步采用追踪研究设计分别考察父亲、母亲心理攻击行为对儿童抑郁症状的累积影响。

再者，绝大多数已有研究还是基于传统“变量中心”的研究取向，旨在从个体间共性的角度探讨变量间的“平均”关系，但实际上变量间关系在不同个体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例如，很少遭受父母心理攻击的儿童，其抑郁症状与心理攻击的关系可能并不密切，但对于长期遭受父母心理攻击的个体，父母心理攻击可能是导致其抑郁症状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二者紧密相关。

因此，基于“变量中心”研究方法得出的一般性发展规律尽管可以帮助从整体上理解变量间的关系，但在实际应用中可能缺乏针对性，尤其是在对某一个体身上的变量间关系进行解释时，甚至可能存在生态谬误。

换言之，个体低水平的父母心理攻击可能并不意味着低水平的抑郁症状，而高水平心理攻击与抑郁症状间的密切关系可能由于被“平均”而弱化，进而导致实践工作者忽视了父母心理攻击的风险。

近来，研究者提出了“个体中心”的研究取向，开始着力探讨不同个体身上变量间的关系，强调个体间存在的差异性。

基于“个体中心”的视角，不同个体身上风险因素动态累积的过程可能存在差异，对儿童发展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关于风险因素对抑郁症状的动态累积影响，研究者提出了两种潜在的模式：风险恶化假说和慢性风险假说。

风险恶化假说假设那些风险因素呈上升轨迹的个体可能比那些一直处于中风险或高风险中的个体有更高水平的抑郁症状；而慢性风险假说假设随着时间推移的平均风险水平能够预测抑郁症状的发生，即无论风险因素上升还是下降，那些持续处于较高水平风险情境中的个体更易产生抑郁症状。

迄今为止，仅有一项追踪研究采用“个体中心”的方法，探讨了个体不同父母心理攻击发展轨迹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母亲言语攻击高稳定组青少年报告了最多的抑郁症状，上升组和下降组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不存在显著差异，均高于低-稳定组。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母亲言语攻击随时间推移上升还是下降，平均更高水平的心理攻击与更多的抑郁症状有关，支持了父母心理攻击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影响的慢性风险假说。

然而，风险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因发展阶段而有所差异，仅有的一项研究是以青少年为被试，尚没有研究关注童年期异质性父母心理攻击轨迹亚组儿童的抑郁症状水平存在何种差异。此外，不同家庭中父母心理攻击的共同发展模式可能存在差异，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影响也可能有所不同。

具体而言，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均持续较高的家庭中，儿童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可能也最高，而仅父亲或母亲一方心理攻击水平较高的家庭，以及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均持续较低的家庭，儿童抑郁症状水平可能相对较低。目前尚没有研究考察父母心理攻击的共同发展模式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影响。

基于此，有必要从“个体中心”的视角出发，考察父母心理攻击异质性轨迹亚组以及父亲和母亲心理攻击的联合发展轨迹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影响，这对于高抑郁风险儿童的识别和儿童抑郁症状的精准预防有重要意义。

抑郁水平较高的个体倾向于消极报告自身经历，更易产生报告偏差。因此，考察父母教养行为与个体抑郁症状间的关系时，使用多主体报告的数据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尽可能准确地测量父母心理攻击行为，减少单一来源偏差。

最后，前文所述的抑郁人际发展模型强调了儿童性别在人际创伤与抑郁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基于这一理论模型可以推测父母心理攻击这一人际压力对女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可能更强，但相关实证证据还较为缺乏。童年期父母心理攻击对成人抑郁症状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