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
马歇尔首次提出了“溢出效应”的概念，并认为“溢出效应”和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具有相似的含义，萨缪尔森也持相同的观点。
在一个由金融纽带、经贸联系和市场预期等串联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各国之间相互独立而又彼此依赖，因为主权独立而能单独制定经济政策，而又因为彼此联系和依赖而能产生外溢。
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经由各种传导机制而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这其中，研究货币政策的国际间溢出效应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从理论分析来看，从上世纪以来，研究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经历了几次理论框架的迭代。基于凯恩斯主义的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模型；
而后出现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则引入了微观基础、黏性价格和长期变化等因素，从而形成了更贴近实际的分析框架，也成为目前的主流理论框架；
当前，则出现了全球金融周期的研究框架，即认为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能够通过驱动全球金融周期，从而通过全球流动性和国际间资本流动对各国产生溢出效应。
由于美国居于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因此研究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研究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主要有两个研究路径，一个是从理论上进行研究，一个是运用实证和计量的方法进行研究；
主要有两个研究取向，一个是研究美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一个是研究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理论分析回顾
一、MF模型
Mundell和Fleming将凯恩斯IS—LM的分框架用于开放经济中，形成了Mundell—Fleming模型，用于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问题，这成为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一个标准的MF模型，包含两个国家，每个国家生产一种特殊的贸易品，两个国家之间资本自由流动，MF模型用一系列方程来描述两国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各国的货币市场均衡、总需求均衡都有各自表述，将两国联系起来的关键是利率平价条件。
即在资本自由流动假设下，本国的利率应等于外国的利率加上汇率的预期贬值率，由此可以把两国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开放宏观经济模型。
因此，可以说，MF模型将两国利差、汇率变动、资本流动情况、贸易、国际收支和产出水平等纳入模型，主要以凯恩斯主义的IS—LM曲线为分析工具，为研究浮动和固定两种汇率制度下的一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提供了理论框架。
在MF模型中，IS是产品市场均衡曲线，衡量了利率和产出水平，曲线向下倾斜；LM则是货币市场均衡曲线，衡量了货币需求，曲线向上倾斜；BP曲线则平行于横轴，表示一国的国际收支，三个曲线的交点即表示一个国家的内外经济均衡。
运用MF模型分析一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的主要方法，是根据货币政策变化而在坐标轴上相应移动IS曲线和LM曲线，并对外国的IS*和LM*曲线移动产生相应的影响，最终重新交汇的点即为新的均衡状态。
在浮动汇率下，当本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LM曲线向右移动，这将导致本国利率下降、产出增加，由于本国收入增加，因此进口也增加，这会带来外国的产出增加，在其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外国将有利率上升压力，因此外国的IS*向右移动。
接下来，本国货币贬值，导致出口增加，因而本国IS曲线向右移动，外国货币升值导致外国出口下降，因此外国的IS*向左移动，这样两国就会达到新的均衡状态。在浮动汇率下，本国货币扩张往往会带来“以邻为壑”效应。
在固定汇率下，假设本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则本国具有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压力，为了维护固定汇率，这时候本国货币当局必然要动用外汇储备，以卖出外币而买入本币，这一幅度恰好与货币扩张的比例相同，因此在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扩张就是无效的。
Dornbusch通过引入理性预期、产品价格粘性、跨境资本流动及利率与汇率可自由浮动等假设对Mundell—Fleming模型进行了拓展，形成了Mundell—Fleming—Dornbusch（MFD）模型。
在汇率超调引入到模型后，曲线的移动会因为汇率的超调向均衡值回归而产生额外的移动，以达到新的均衡。克鲁格曼则在MF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了DD—AA模型，具体用于分析汇率和产出的关系。
总之，MF模型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演化出来的分析模型，具有非常简洁的分析形式，能够将复杂的经济逻辑清晰明了地呈现出来，模型所涉及的贸易渠道、汇率渠道、资本流动渠道等仍然为现在所采用，收入吸收效应和支出转换效应等基本概念到现在仍然被使用。
但也要看到，仅靠曲线移动来判定经济平衡，只能达到感性认识，而难以实现精准的定量分析，同时MF模型还缺乏微观基础，难以进行动态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恰恰为后续的理论创新留下了空间。
二、Hamada模型
从一般意义而言，Hamada模型主要是对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展开论述，但是国际经济政策的溢出和协调密不可分。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一国货币政策会对另一国产生溢出效应，所以才需要进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同时，由于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关注中国经济体量与美国的比值越来越大如何影响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经济体量的因素是重要因素。
而Hamada模型则首次把经济规模因素引入到模型中，因此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因此，在文献综述部分需要对Hamada模型进行总结回顾。
Hamada在《货币相互依赖的战略性分析》一文中，将博弈论和货币当局的目标函数引入到模型中，形成了一个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
Hamada假定，每个国家的货币当局的决策都是为了使其目标函数最大化，而货币当局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会增加信贷，如此一来，货币当局就需要在信贷扩张的情况下平衡本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国际收支情况，二者的平衡即构成了货币当局的目标函数。
Hamada预设了一个具有n个国家的世界体系，并且按照有一个领导者国家而其他国家都是追随者的假设，计算出了n国博弈的斯塔伯格解。
Hamada模型的最终解非常简洁，也非常耐人寻味。假设以wi表示一国货币总需求占世界货币总需求的份额，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来说，其通货膨胀率和国际储备增长率的边际替代率可以表示为wi/(1-wi)。
这个最终解将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比重纳入进去，说明经济体量因素在经济政策国际溢出和协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具体而言，当wi越大，wi/(1-wi)也越大，这意味当一个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大，那么其通货膨胀率和国际储备增长率的边际替代率就越高，这意味着经济体量相对大一点的国家可以通过降低更小的国际储备而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在国家经济规模不对称的情况下，国家经济规模的相对大小会对经济政策溢出和协调带来影响。
正如孙杰指出的：“事实上，世界经济现实中最重要的，最不可忽视，也是理论逻辑和模型设定中最应该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国经济规模的不对称性。对这个不对称性的理解设计国际关系中的权力问题、领导者和追随者的问题”。
Hamada模型为分析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作出了开创新的贡献，同时，这一模型也缺乏微观基础，缺少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这也为后续的理论创新留出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