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表明，2022年末中国人口总规模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于2021年达到峰值，从2022年开始进入了负增长。生育率从高到低、人口增长率从正到负、老龄化率从低到高，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也是符合预期的。然而，中国这一人口变化新趋势，固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时机上却出乎意料之外，值得在认识上予以重视，在政策上做出及时应对。
面对人口负增长，既不应掉以轻心，也无须谈“负”色变，更不必在“乐观”和“悲观”之间选边站队。鉴于这个人口新趋势迄今尚未引起社会上的足够重视，本文从三个角度着眼，对人口负增长问题进行解析，澄清一些广为流传却容易误导公众的认识，希望能够对形成正确认识、进而做出有效的政策应对有所助益。
蔡昉
人口负增长 来临早于预期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人口变化趋势是已知的，也就没有必要反复提及和过度渲染新出现的这个人口负增长现象。问题在于，面对一种国情的变化情况，终究要从政策上做出适应性的调整，才可以做到有备无患。更重要的是，人口负增长的到来，比我们原来预期的时间早了很多，以致在认识上和应对措施上还缺乏准备。
鉴于中国没有定期发布的人口预测数据，所以大多数人对人口变化的认知，相对于现实来说明显滞后。不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局人口处，经常性地根据各国（地区）提供的基础信息，对人口趋势进行预测并予发布。该机构在2019年的预测，仍然显示出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后达到峰值，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即老龄化率）的预测也明显低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人口数据后，我们才发现，中国人口达峰年份和老龄化程度，至少比联合国的预测领先了五年。
人口峰值、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不仅仅是从认知上造成了一次冲击，更重要的是可能导致政策应对上的延滞。跨国数据和一些国家的个案都表明，在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会在供给侧遭遇冲击；总人口达峰并转入负增长，还会在需求侧遭遇冲击；特别是在老龄化率越过14％这个拐点之后，消费需求通常趋于转弱。因此，对于突如其来的人口负增长和更严重老龄化，我们需要在认知上补课，既认识到这个趋势的必然性，也了解所面对情况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科学冷静地认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增量的挑战和总量的机遇
有人以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仍将保持庞大为依据，认为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不会对经济增长施加实质性的干扰，因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个认识视角只有部分的正确性，同时却会导致对现实挑战不该有的忽视。当我们讨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着眼点在于增量的变化，而不在于总量的规模。也就是说，人口是正增长、零增长还是负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不一样，足以产生在方向上南辕北辙、在程度上天壤之别的结果。
首先，在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加速，导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比原来的趋势进一步下降。在2011年～2022年，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到总人口达峰期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仍然处在缓冲期，年平均减少0.14％，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在2022年～2035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年均速度将提高到0.83％。这将产生降低潜在增长率的结果，包括：劳动力短缺，造成工资成本提高；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减缓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本投入快于劳动力投入，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转移即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下降。
其次，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的老龄化使需求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中国人口、经济和消费的增长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近年来已经同步减速。不仅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受到低就业率、劳动收入和保障水平制约，大龄就业者也由于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赡养家庭老人和预防性储蓄等负担，受到明显的消费抑制。在一些城市的调查显示，居民在23岁到85岁的这个生命周期，年龄每提高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
跨国数据显示，在老龄化率超过14％这个老龄社会门槛后，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趋于降低。对中国来说，不仅人口负增长将对消费增长造成更大的冲击，2021年老龄化率达到14.2％，标志着成为老龄社会，居民消费也进入相对疲弱的轨道。
最后，人口抚养比加快提高，削弱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从人口峰值前后各十余年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与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即老年人口抚养比年均提高速度，预计从2010年～2022年期间的3.8％，显著增加到2022年～2035年期间的4.5％。由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具有的“现收现付”性质，即社保缴费和支付在当期同步完成，在缴费者和领取者人数日益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堪忧。
规模庞大的人口存量仍然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也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从供给侧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但是，就业结构调整仍然可以大幅度增加劳动力供给。202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为23％，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设想农业就业比重降低的三种情景：降低1个百分点所释放的劳动力，就超过诸如马里、也门这样国家的劳动力存量；降低1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则超过诸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这样国家的劳动力存量；降低2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甚至超过了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劳动力总和。
从需求侧来看，庞大人口规模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2021年，中国人口在世界占比为17.9％，而居民消费总支出仅为世界总额的12.8％，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缩小这个明显的差距，即让中国的消费和人口的全球占比达到相等，可以把中国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增加39.4％，这个增量总额甚至大于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消费支出。
应对负增长 改革的紧迫性凸显
有人指出，人口负增长并不会终结经济增长，劳动力质量替代数量、机器（人）替代劳动者、人工智能和ChatGPT提高生产率，均是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因素，无疑是增长的新动能。
然而，这些积极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人口红利的消失趋势掉以轻心。经济学家在指出一个新挑战时，基本出发点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那些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并不因人口负增长而自然而然地被挖掘出来，如今需要面对的是，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加快开启新动能的紧迫性。
重视人口负增长这一新情况，就是要以此作为更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警钟，认识到挑战和机遇在哪里，从政策上做出主动回应。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都是由现实需求而引发和推动的。在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遇到更严峻挑战时，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加快弱化的条件下，对新的体制机制、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的需求也愈加强劲，改革紧迫性更加突出，改革方向也更加清晰：
从供给侧，以改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我们在预测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时，预设了两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假设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不变，由于人口红利消失，2021年～2035年期间的GDP年均潜在增长率为4.4％，如果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13％，潜在增长率可提高到4.8％。在新的人口条件下，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着眼于：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让市场主体依靠生产率水平进退存亡、优胜劣汰；稳定制造业比重，创造更多的高生产率岗位，防止劳动力内卷化。
从需求侧，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尚有未满足的消费需求、消费受制于后顾之忧，同时具有更强的消费意愿。因此，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既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有助于挖掘庞大的消费市场。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农村脱贫人口、进城农民工和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满足这些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加快将其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显著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改革越来越具有红利丰厚、报酬递增，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的特点。从这方面看，有一些改革领域特别突出。例如，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还可以大幅度提高新市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又如，深化教育特别是延伸义务教育年限，既有财力基础，又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假设公共教育支出保持GDP占比4％，到2035年之前，公共教育支出可实现年均4.3％的增幅，同期义务教育负担率（即4岁～18岁人口与19岁～64岁人口的比率）却以年均2.2％的速度降低。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作者：蔡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