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了便于梳理元代理学的发展情况，姚大力曾以1235年为界，把理学从金末到元灭南宋之前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按照理学传播的规模分为两个阶段。而徐远和则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金末理学潜伏期、南宋理学北传期以及北方理学学派形成期。

(一)元初理学在北方传播的原因

1.北方理学之学术基础

北方地区虽以苏学为显，但二程之学并未绝迹。为说明理学在北方有一定的学术基础，现再举几例。被称为“元初理学名臣”的郝经的理学思想就有家学渊源，“高曾而上，亦及(程)先生之门，以为家学。传六世至经，奉承余绪，弗敢失坠”。

而且据郝经的描述，“北方学者，河东知有先生”:金末李俊民亦得程氏之传，且得邵雍《皇极》之学，但他“退而不仕，以所学教授乡里，从之者甚盛，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济州人徐之纲，曾“以河南二程,江南朱、胡、蔡为根柢，穷《春秋》、《易》二经”田。这三个例子说明，二程之学在北方地区并未绝迹，始终绵延不断，其中也不乏“潜心伊洛之学”的儒士。

只不过在长时期内，洛学不为时人所好，不属于显学，多以“家学”形式世代流传，直至金末才趋于“复盛”，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另外，朱熹的学说在经历了宋代的“庆元党禁”之后，才在南宋得以逐渐确立，随后通过宋金信使等交流途径，始传入北方地区。以上便是元初北方地区程朱理学发展的学术基础。

2.金代学风之弊

金代儒士皆以遗留的诗赋、经术为学，对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典的阐释也严格固守师说，不敢相违，亦不敢阐发。苏天爵就曾描述道:“乡间老儒说经正传疏义，为文金习律赋”。这种旧学风使得学术愈发僵化。因此，以直接孔孟道统，主张从经典原文中去了解先儒本意的理学取代旧的传注之学就有了历史必然性。

3.理学名家之推动

赵复北上所传授的程朱理学，打开了北方儒士的视野。在此之前，他们的治学范围局限于汉儒章句之学,而理学的哲学思辨性令当时的儒士耳目-新。据载，赵复在太极书院讲学时，“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才其间”。这种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赵复著作《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等，极力宣扬理学道统观，所以郝经称其“先生之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学者抑何厚耶”回，孙奇逢也评价赵复是“振一代之学术”。其后姚枢、窦默、许衡等人又相继大力推崇理学,使得北方理学逐渐发展起来。一时，“伊洛之学遍天下”。

可以说，“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这些名士均以传播理学为己任，他们不仅要保存儒家文化，而且要将儒家的道统接续并传递下去，所以，杨惟中的“慨然欲以道济天下”，姚枢的“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许衡的“不如此则道不行”，都清楚的表明了这种态度。中经过他们的推动，儒家的道德与仁政学说被元廷所接受，并以此为其治国方略。

4.理学之历史契合性

理学传到北方之时，北方还处于战争时期。此时北方的儒士还肩负着文化救亡的使命。理学道统的建立，给了北方儒士学术的坚定，特别契合了北方儒士接续行将断裂的文化脉络的需求。理学对伦理纲常和道德践履的强调，还满足了北方地区政治秩序的恢复以及社会秩序建立的需要。这使得北方儒士自觉自愿的接受并推广理学，终将其推至官学的地位。

(二)理学在元代北方的传播

自赵复在太极书院广授生徒，理学在北方地区得以迅速传播。随着理学家的进一步推动，北方地区的理学学派开始逐渐形成。这些北方理学家群体，在教育中以理学为主，在社会生活中也以理学之伦理纲常进行道德教化。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将理学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以理学为理论依据。

而在南北统一之后，理学在北方的影响愈大。后经理学家的推动，元廷于延佑年间重开科举，理学被列为科场程式，其地位也不断提升，终成为元代官学。时人对此描述道“朱子之学盛行于今，上自国学，下至乡校家墊，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莫非朱子之书。”下文将对此情况再作详细论述。

三、北方理学学派的形成

随着书院讲学及理学在北方的传播，理学传授开始有了师承关系，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派。元代北方理学学派，服庸义理，见诸实用。在《宋元学案》中，北方著名的理学学派有:怀卫地区以许衡为首,其弟子附之的“鲁斋学派”;真定、保定地区以刘因为中心人物，安熙衍之，直到苏天爵的“静修学派”:还有处于关中地区的、由张载创立到元代以杨氏父子、萧刺、同恕为中心的“关学学派”。

(一)鲁斋学派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怀庆路河内县(今河南沁阳)人，世称“鲁斋先生”，其学派也因之名为“鲁斋学派”。许衡自幼勤读好学，之后为避战乱，常来往于河、洛之间，从姚枢处得宋二程及朱熹著作，与姚枢及窦默相讲习。元宪宗四年(1254年)，许衡应忽必烈之召出任京兆提学，授国子祭酒。

许衡在没接触理学之前，在河朔一带已有一定的声望，是闻名一时的大儒。自从得程朱著述之后，许衡便深入钻研《伊川易传》《四书集注》《小学》等理学著作，且颇有体会。可见其对理学的亲近及推崇。许衡一生“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因，同时他亦是元朝重臣。他一度出任中书左丞、数度任国子祭酒。

在任职期间，他一方面为元廷出谋划策，一方面推崇理学，发展教育。他建立了一套教学秩序，以理学教授弟子。数十年的坚持不懈，使得元朝“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门人矣”园，可见他对元廷人才培养的贡献。

许衡的弟子也秉承其志愿，致力于理学的推广与传播，使得北方“儒风为之巫振”田。许衡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可谓厥功至伟。苏天爵对其赞誉有加，“圣朝道学一脉，题自先生发之。继往经开来学，功不在文公下。虞集也曾盛赞许衡:“鸣呼!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

以许衡为首的“鲁斋学派”，是北方理学大宗，《宋元学案》中鲁斋学派的代表人物收录多达40人以上，可见其规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学名家有:姚燧、耶律有尚、姚枢、窦默、郝经等。这些人对于理学都颇有造诣，且都关注理学的经世致用之功，其影响及于有元一代。

(二)静修学派

刘因的高祖父、曾祖父都曾仕金。他也曾有的短暂仕元经历，但其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隐居不仕，以授徒教学为主的。故而被忽必烈称为“不召之臣”。刘因自幼天资聪慧，颖悟过人，《刘因传》记载说他:“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为文,落笔惊人”。

刘因少年时胸怀大志，在其18岁时作《希圣解》，便以“希贤、希圣、希天”自期，并曾以“天地间一清才”自诩。刘因“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而后倾心理学。黄百家认为刘因是从赵复那里得闻程朱之学，但从时间上来考察，可知刘因直接师承赵复，在时间上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赵复对其理学思想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刘因也将理学思想融入教学当中，亲自编订和撰写了辅助教材及参考书籍，以自己的教学和著述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刘因还主张人们为学之时，既要注重性理的阐释，也不能荒废注疏考据。

此外，他还提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明确表达了“六经皆史”的思想，对后来的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元学案》中记载的静修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乌冲、郝庸、李道恒、刘君举、李天篪、林起宗等人，大多也是隐居之人。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及其弟子苏天爵和杨俊民，曾积极弘扬刘因之学，使得刘因的知名度大为提高。

(三)关学学派

关学是由北宋张载创立并于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的地域性理学学派，亦称关中理学。关学的创始人虽并非在元代，但是关学学派在元代的特色及其影响还是值得肯定。关中学人从宗张载的关学而走向了宗濂洛关闽之理学，尤推崇程朱之学，这成为关学在元代的一个新动向。

之所以形成这一动向，主要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张载因与二程有亲属关系，故而在学术上原就有密切交往，二是因关中地区在宋金对峙之时，一直处于金人的统治之下，关学学术日渐衰微，而在元代金后，程朱理学的北传受到学者的普遍接受并成为学术之正统，再加之大儒许衡的影响，使得关学后学转而推崇程朱之学，将自己纳入程朱理学传统。国金末元初关学有影响的人物是杨天德。

杨天德肇端高陵之学，后由其子杨恭懿发扬光大。杨恭懿倡其家学，一生恪守程朱，“穷理反躬，-乎持敬”，“赫然名动一时”。从一定意义上说，高陵之学代表了金代关学的学术水平。关学在金代处于低迷时期，后经杨天德父子、杨奂、萧蚪、同恕等大儒维系，关学学脉得以延续。

结言

元代关学开始有所起色，是由于以京兆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曾是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之时的封藩之地。宪宗四年(1254),忽必烈诏许衡为京兆提学,随后“许鲁斋衍朱子之绪，一时奉天、高陵诸儒与相唱和，皆朱子学也”。一时，关中大兴学校，先后兴建了鲁斋书院、横渠书院、正学书院等颇有影响的书院，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时他们尽力扶植和提倡的是程朱理学，这与当时程朱理学盛行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