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球村的村医，生命需要我在什么地方我责无旁贷”。

来源：诊锁界

作者： 宗正

迪亚拉身上有很多标签——首位获得中医博⼠学位及博士后的外籍人士，现任中非友好联盟副主席；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专家、志愿者、无国界医生、世界中医药学联合会中医诊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WHO STOPTB/HIV 阻止艾滋病、结核病，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CAPT 客座教授，中非研究院特聘教授，2013年CCTV 年度慈善⼈物，北京联慈健康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国际部主任等。

抛开闪亮的标签背后，他是一名踏踏实实“治病救人”的医者，无论是红河州的边陲诊所，还是令人却步的麻风病高发区，他的身影从未离开过中国乡村医疗战线的最前沿。

跨越文化与国界，他如何追逐自己的“中医梦”？扎根基层30年又有怎样的观察与感悟？诊锁界与迪亚拉博士就中医和基层医疗发展两大话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01｜辨证论治才是医术的追求，中医也非“慢郎中”

1984年他放弃去欧洲学习的机会，到中国学习西医，进修普外科。在学校时一件小事改变了他，当时校园里一位同学踢足球把脚扭伤了，痛得很厉害，可是校医为他针灸后，片刻该同学就可以站起来并跟他们走回宿舍。当下迪亚拉感觉非常神奇，并开始思考：既然到中国为什么不学习属于中国特色的中医?

于是他决定“从西转中”。他曾先后在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岭南名医“靳三针创始人”靳瑞教授，巴蜀名医“神针杨”杨介宾教授，以及司徒铃教授、张家维教授、邓铁涛教授、罗元凯教授等老师门下学习。“跟学众名师，博采众方术”，在老师们的教导下“汇通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杨教授在课余时间经常为迪亚拉讲述《内经》《难经》等中医著作，让他明白了熟读经典的重要性，毕业时这些典籍他都做到了全部背会。

迪亚拉和他的老师——国医大师孙光荣合影

在老师们的身上，他也感悟到了很多道理。“你如果能够医好感冒，你就是一个好医生了。”——这是迪亚拉博士生导师在毕业答辩时对迪亚拉的一句话。当时，迪亚拉表示不解，认为自己通过了三年硕士三年博士，居然连感冒都不能医治。多年后，迪亚拉理解到了老师的良苦用心——辨证论治才是医术的追求，而非笼而统之。迪亚拉回忆起老师的教诲，说：老师的一句话，可以真的是“胜读十年书”。

回归经典，取师名医。他认为中医药之所以几千年来能传承下来，是因为历代名医都是在"读经典拜名师"，但目前的状况看其实现在是没有传承好，尤其是中药这方面——医和药分家了，很多中医生不认识药了。现在用的药和古人或《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所用的药完全不一样了，有时候是药没有变但是名称变了，或者某药的功效戴上其它药，导致看病无效。重新回到经典仍然非常重要。

迪亚拉的老师孙光荣曾说，迪亚拉是个真正的中医，他“对中医药学真爱，真学，真懂，真用”，对每一样药的作用和组成，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

他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旁人证实了中医不是“慢郎中”。在一次去往昆明的火车上，一位年轻人因输液加上口服青霉素而出现呼吸困难，全身起皮疹，心率160次每分钟。虽然车上有两个华西的博士生，但因为火车晚点，到下一站要两小时后，车上没有其他药物可用。迪亚拉便用自己随身带的针具给他治疗。体针开四关穴，加曲池穴。耳针取肾上腺、心、肝、脾、内分泌。每五分钟曲池穴行透天凉手法，四关穴平补平泻手法。15分钟后呼吸平稳，心率92次每分钟。经过一个小时的治疗，小伙子全身皮疹消退。中医不是“慢郎中”，迪亚拉说：中医也可以很“快”，慢的是我们人的思想，慢的是我们的心。

迪亚拉和一足村的孩子们合影

02｜对话迪亚拉：不能像培养西医那样去培养中医，内外结合才应是主流

诊锁界 宗正

一百年前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现代医学，同时也引发了中西医的争论，您作为第一个外籍中医博士，怎样看待中西医文化冲突的一个变迁过程？

迪亚拉 博士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中医跟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不能拿一个体系直接去评价另外一个体系。

西医来中国不足200年，如果中医不行，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如何延续至今？中医建立在古人在自然界生活时、与疾病做斗争过程中总结出的一系列防病、治病的方法之上，理解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局部，再结合自然界的天地、阴阳。

而西医不同，它是个别看待，比如为什么会发烧，要找到具体的原因，是细菌还是病毒，是A型还是C型？再把它消灭掉。中医医的是人，是整体；西医医的是人所生的病。二者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长，让彼此更强。如果是外国人提出质疑的话，我还可以理解，我会给他解释中医的道理；但如果是一个中国人觉得中医没有用的话，我就觉得好像相当于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代码一样，是不应该的。

神农尝百草，他在自己身上尝试了上百种草药，才知道这些药的作用，而不是在动物身上测试后再用到人身上。所以中医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诊锁界 宗正

疫情爆发后中医防疫效果显著，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愈发突显，但有的中医人认为中医走向国际的过程，不免会用西医的标准和逻辑来阐释中医，您怎样看待这一争论？您认为中医全球化过程中应当坚持的本质是什么？

迪亚拉 博士

中医国际化的话很简单，再怎么样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本，不能忘记中医是姓“中”的，这个需要守住，是一个底线。中医的基本理论、特点特色是不能丢掉的，要坚守在这个框架里去发展。

目前传到国外的多为中医医术，而不是中医药文化，中医药的根在文化，中医必须要在中国被中医药文化熏陶以后，才能在国外真正发展起来。

其次，我们中医药治病不是靠成分，西药是要讲成分，中医药不应该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医药不能像西医那样抗病毒、去降血压血糖。我们可以通过整体的调理，把人体的正气扶起来，激发身体的免疫力，让你的抵抗力和所谓的正气去抗这个邪，使这个邪它不仅不能发出来，甚至可能被完全清除掉。

具体要怎样研究，去研究是a引起的还是b引起的，这是西医的事，这不是中医要去分析的，我们只要知道中医可以做到就行。有时候中医有一些特色的东西，西医是完全解释不了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理论去解释。

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国际麻风病研讨会，英国皇家热带疾病研究所所长说了他去印度考察麻风病病人时发现的一个现象。当地的麻风病病人的脚都肿得很大，西医上称之为“象皮脚”，也叫“慢性丝虫病”，但当地的患者从不吃药，而是大清早盘坐在地上练习深呼吸，在一呼一吸中度过45分钟左右，慢慢地持续一段期间，肿得像大象一般的腿就神奇地消肿下去了，这位来自英国的研究所所长感觉到非常震惊也十分不解，作为一个热带疾病研究专家，他完全找不出原因。

为什么这些人光靠练习呼吸就可以治疗这种疾病？他把这个问题带到了会议上，在场的学者和专家一开始都沉默。我就说这是《黄帝内经》早在2000年前就解决的问题，他不知道肺朝百脉吗？你在练习呼吸的同时就是在调整肺部的功能，把呼吸调整好后激发了肺功能，缓解肿的症状，这都是几千年前中医实践且印证过的。

中医关注的是是否有效，完全可以按照中医的行医逻辑来判断中医自身的优劣，而不是人云亦云。

诊锁界 宗正

现在中医行业的发展好像都比较依靠老中医，出现了青年中医的一个断层，青年中医人才比较缺乏，对于培养青年中医您有怎样的建议？

迪亚拉 博士

如果人人都去找老中医，这样只能把我们累死。老中医到了一定程度的话，他就不能是这种天天坐诊，而是在他还有精力的时候去带一些年轻人师承，他弟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向老师请教，和老师讨论，实在搞不定再请老师出诊。

对于年轻医师来说，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不能成为优秀有经验的医师。我们当时在广西柳州办中医专科建设培训时，培养了一批青年医师，这批从中医专科建设“黄埔军校”出来的年轻人，在2012～2013年间以科室带动整个医院，让他们所在的两三个中医院无论是门诊量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超过了当地的人民医院。年轻人是可以成功做到的。

不过，作为年轻医师，一定要沐浴在中医文化里，医术的提升不仅靠在门诊看病那几个小时，更多的是要在日常去思考学习中医文化，这是根本。同时对中医的技术、中医的基本理论一定要掌握。我不觉得自己很厉害，但至少我的那几个老师，有研究妇科的、有研究疑难杂症的、有研究药理中药的、有研究瘟病的……我希望我能成长为一个真中医，而不是例如中医儿科就只会看儿科。

从历史上回顾，扁鹊是一个真正的中医，就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中心，然后再加上各个科的特点。但是现在我们的中医大学和中医院就像培养西医那样去培养我们的中医，分成妇、幼、内、外、皮肤等科，而不是从整体上把握人体，从全身上下表里辨察病情，这会害了我们的学生。

我们读书的时候，当时只有医疗系、中药系、针推系这三个专业。历史上，所有的中医都是内外结合的，张仲景他只开经方吗？难道他没用过外治？如果你说张仲景没有用外治，那就是你对《伤寒论》还不够了解，要回去翻看熟读，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做到，希望年轻中医师在一开始先从全科起步，把中医的内外治结合起来。

针药并用是中医的基本手段，古今名医大家多是针药并用、内外结合。我看到现在我们一些年轻的中医师，只知道开方，这样是不行的。中医临床一定是在中医思想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内治（中药、食疗等）和外治（针灸、按摩等）的方法，甚至有时候还有加上一些导引（八段锦、太极拳等）。

03｜扎根基层医疗30年，他培训了5000多名中医乡村医生

除了中医，迪亚拉还和我们聊了他在基层行医的一些观察和感悟。

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享受不到西药和大医院的资源，迪亚拉决定培养“乡村医生”来回馈中国，他自掏腰包，包揽他们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让他们来学习，毕业后也送给他们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表等三大件。

自2001年起，迪亚拉和他的团队在云南省红河州开展了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项目，包括乡村医生培训、中医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饮水改厕项目、健康教育、艾滋病预防教育、麻风病康复项目等。2008年还在广西柳州中医院开展了中医特⾊专科培训并建⽴了53家科室。

他不断地往返云南、青海、贵州、广西、湖南还有四川等地，培训了村医5000多名。在云南红河州6个老少边穷县，他让90％的村都有了自己的乡村医生。迪亚拉在蒙自成立了专门的培训中心，免费培训山区村寨零基础的赤脚医生。“拉祜族第一个乡村医生就是我的学生。他们有些根本不懂汉话，每次培训，我就请人慢慢翻译给他们听。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药材，各村寨也有自己的本地经验。我专门写了一本书，跟中国的中医典籍中的用法进行比对，弄清这些药材的药性和使用方法，再教给这些学生。”

（迪亚拉的学生）

迪亚拉认为乡村医生曾为中国医疗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当时的赤脚医生为基层的老百姓服务，让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传染性疾病，当时的赤脚医生头顶草帽，身背药箱，走在田间地头，给缺医少药的农民防病治病。在疟疾盛行时，也是这些赤脚医生挨家挨户问诊。这种高效的医疗模式，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称赞。

乡村医生曾经有这么一段辉煌的历史，但到了今天，乡村医生的处境却变得越来越窘迫。据卫健委统计公报，我国目前现存60多万名村医，100多万家乡村医疗机构，每年以5万人、5000～6000家的速度在减少。当我们把这个数据告诉迪亚拉时，他说他感到十分地痛心。

中国基层医疗的“底盘”非常大，远超城市三甲医院的体量。从这个层面看，村医的存在直到今天对基层医疗的意义和价值仍旧重大。迪亚拉培训过的乡村医生中，有不少渐渐离开了医生的岗位。那些留下来的基层医生实际上要担任两种身份，既要在村里当村干部，同时兼任乡村医生。迪亚拉的一些学生后面就卸任了乡村医生，专职做村干部了，迪亚拉说他能够理解，无论选择如何，都是在为村子做贡献。

另外一些离开的医生，是觉得乡村医生的工作太辛苦了。他举例说如果把村卫生室比作医院的话，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他既是院长又是医生，同时还是护士和后勤，再加上之前防疫的公卫任务，非常地劳累。虽然有些条件好的地方有两三个乡村医生可以互相配合，但他们要管几百户甚至几千户，任务依然很繁重。

活多但待遇不高，拿到的钱少，是村医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曾经有个学生对迪亚拉说“做了那么多才拿这么一点钱，我不如出去打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迪亚拉都会耐心地劝说他们，但时常都是无能无力没能劝住。

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迪亚拉觉得可惜，还是会去到工地上把他们拉回来。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迪亚拉也会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谈起自己前几天还在朋友圈帮他之前的一个学生卖蜂蜜，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减轻学生的负担，让他能够安心在村卫生室工作。

迪亚拉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得让乡村医生能够体现出他的价值，让他们不用去打工或兼职才能养活自己。乡村医生对基层群众的预防、保健、卫生工作仍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维护着基层的医疗卫生网络，因此待遇的提升非常重要且迫在眉睫。

其次，他还认为要发挥中医药在基层医疗中作用。中医药一定要更加下沉到基层去，走到村卫生室里去，目前西药已实行零差价售药，村医的收入骤降，很多农村地区的村医甚至连基本的补贴工资也保证不了。部分村卫生室也已经没有西药，乡村医生能做的只是打打预防针。但是如果有了中医适宜技术，例如艾灸、针灸、拔罐、刮痧等，乡村医生学会这些技术，一方面可以为老百姓解决痛苦，一方面自己也能挣到钱解决生活难题。

中医药有“简、便、验、廉”的优势，在基层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基层中医馆总数已经达到3.63万个，85.4%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80.1%乡镇卫生院都已经设置了中医馆。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的诊疗量已经占到40%以上。

诊锁界认为，在强基层的大趋势下，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中医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强基层就是要复兴中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基层医疗的发展最大的机会在中医领域的深度挖掘和耕耘。

政策也在不断地推进，鼓励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

迪亚拉说“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落实到实处，现实状况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每个村卫生室都有中医技术，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政策大力推动但在基层却没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普及，他认为这是各个县卫生局领导们需要去突破的工作和要去承担的责任。

政策鼓励乡村医生发展中医适宜技术，但乡村医生没有工具同样举步维艰。“你培养一个兵但不给他武器，他怎样上战场？”迪亚拉感叹道，“你叫他去做艾灸，但他没有钱去买艾灸，他该怎么办？”政策说可以去乡卫生院领艾条，但一些乡卫生院还要拿艾条卖给乡村医生，价格比其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还贵，这样一来加重了乡村医生和村民的负担，“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卫生院买这个艾条来发展中医适宜技术呢？”

除此之外，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乡村人才流失得亦较为严重。交通的发展使得农村患者前往县级或市级医院就医更便捷，西南地区比较落后的一些村子，即使新建了村卫生室，却空在那里没有医生，也没有病人。

他鼓励更多的青年医师去到基层锻炼，认为这对年轻人的成长帮助很大，在基层才能真正开始独立思考，锻炼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他觉得基层接触到的患者量大，能够更好地和患者建立良好、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在行医过程中也可以体会到作为医生的职业满足感——就是救死扶伤，“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从《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开创医学以来，医学一直都在为回应他人痛苦而努力。读了《大医精诚》后，他意识到医人治病靠的是医术，但更多也靠的是德行。1998年中国大洪灾的时候，大堤失守的那天他母亲去世了，接到病危通知书时，所有人都劝他回国看望母亲。但他坚持要留在中国，他说“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在另外一个世界见到我母亲，请她宽容我的不孝，眼前有这么多人马上需要我去救助，我怎么舍得走呢，我心疼，因为我是地球村的村医，生命需要我在什么地方我责无旁贷。”

在基层工作过程中，很多村民会在看病后的第二天前来迪亚拉家门口，打招呼说谢谢医生已经好很多了，“今天可以下地干活了”，与村民之间像家人般的相处让他更加感受到自己背负的责任。在《我是演说家》节目中，很多人问他来到中国付出了那么多到底图什么，他举起一顶青海玉树村民送给他的帽子，说他不是为了图这些小恩小惠，那顶帽子是对自己的鞭策，好让自己每时每刻记住那些殷切的眼神，还有那么多需要他的患者，虽然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他还是希望把治病救人、把中医药文化传播到世界每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