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认为修筑长城是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但是在詹姆斯·斯科特的《作茧自缚》当中认为，长城最初的功能类似于监狱的围墙，是为了防止边民逃跑。
比如世界上最早的长城是苏美尔人建立的，长度超过250公里，它主要功能就是防止百姓逃跑。汉朝时，与匈奴订立的盟约其中就有一条，如果边民逃往边外，匈奴人需要协助送回来。
过去我们受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影响，认为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是华夏子孙，是因为有龙的血脉，因此自发聚集在一起，在这个共同愿景推动下，我们华夏文明逐渐壮大。
国家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子呢？或许我们在考古遗迹当中找到答案。
李硕新书《翦商》，便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揭示了真实的商朝，也就是国家诞生之初的样子。作者认为商朝的残酷远超大家的心理承受极限，其血腥程度可以用“罄竹难书”来描述都不为过。
比如在安阳殷墟，一座墓葬当中埋了73名人牲，死者包括老年人、青年人，甚至婴儿，这些人都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分三批被处死。同时墓葬当中还有大量的青铜器和被打碎的陶器，根据这些铭文，可以判断这是贵族戍嗣子一家，因为触怒了纣王，所以被当作祭品。
更令人恐怖的是，像这样的墓葬不止一处，有高达上千座，根据现有的材料，初步统计有1.4万人，当然真实的数字肯定不止这个数。
过去我们认为纣王性格残暴，喜好杀戮，然而考古发现，纣王不过是遵照商人的习俗，用人作为祭品来取悦神明罢了。
在商人的世界观里，世界是残酷无情的，充满了暴力与不确定性，自己所信奉的神与祖先也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会随时降下灾难。
为了让神满意，必须频繁展开宗教祭祀活动，那什么东西最珍贵、也最好吃呢？那就是人。当然，被祭祀的级别越高，诚意也就越足；哭号越惨、声音越大，享受祭品的神灵也就越满意。
所以文王在纣王的逼迫下吃下自己儿子，并不是《封神榜》杜撰出来的。在殷商那个时代，上层商人把小国国君做成肉干与众人分享，是祭祀的一部分。
这份血腥与残酷并非我们的文明所独享，电影《启示》阿兹特克文明末期的故事也是如此。在中美洲，阿兹特克军队劫掠俘虏，女人被带到奴隶市场卖掉，而男性则被捆成一团，送到金字塔上献祭。周围民众欢呼雀跃，与围观角斗场的罗马民众如出一辙，每个文明的底色极其相似。
到了商朝的晚期，妇女和儿童会用各种标准操作流程进行献祭，从宫廷到民间，商人把这一套祭祀活动搞成了盛大的演出，甚至普通商人盖房子，通常都要把人埋在柱子下面，让鬼神保护房子的安全。
利用恐惧所产生的的强大威慑力，商人维持了自己几百年的统治地位。
如果我们把国家比喻为公司，就能理解商人为什么用这么残暴的方式维持国家的运转。
赵汀阳在《满天星斗》一书当中描述，经过后世考古及分子生物学发现，我们华夏文明就像满天星斗一样散落在黄河中下游，不但没有所谓的中心，更没有统一的政权。
那么你该如何对这些百姓收税呢？如果你走了50公里山路才找到一户家庭，收上来的税还不够一天的口粮，这样的生意怎么看都是折本的。
当年新中国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数量众多的小农户，管理成本太高，收上来的税还不够养这些税务官。于是新中国面对这种难题，学习苏联的集体农庄，把农民集中起来，成立了集体公社。
商朝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把游离在各处的“满天星斗”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替自己耕种，同时杀戮那些不在纳税范围内的百姓。后一点非常重要，没有杀戮做保障，也无法把民众集中在一起。
公司为了盈利要降低管理成本，国家想要不断运转下去，也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保障集中管理收益的同时也要尽量减少“非国家空间”的人口，把更多的人纳入国家空间当中，实现规模化效应。
汉武帝末期，整个户籍人口减半，这些人并不是死亡了，而是社会失序，人口逃到“非国家空间”当中，这是任何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所要极力避免的。
当然为了防止百姓逃跑，可以抓逃民，修长城，可是这种养兵与修筑长城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一不小心就还有可能造成公司的破产，所以早期的国家都是在资源集中的地区，或者有天然屏障的地方，以最低成本实现“非国家空间”的控制。
人类早期的文明主要起源于大河冲积的平原地区，比如埃及文明起源于尼罗河三角洲，中国的早期文明集中在河姆渡、大汶口，都离大河入海口不远。苏美尔人一开始是定居在幼发拉底河靠近入海口的沼泽地带，埃及人选择在尼罗河三角洲，商朝人也是一路由黄河下游迁徙到黄河中游地区，这些不是巧合，而是“非国家空间”控制的结果。
这些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在大水退却之后，只要撒下种子，来年就会有很高的收成。美国考古学家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尝试过，只要带上一把镰刀，工作3周就可以存够一年的口粮。除此之外，这些冲积平原附近还有森林供采集果实，沼泽当中水塘可供捕鱼，先民们在这里根本就不会饿肚子，是最适宜生存的场所。
当然天然屏障也有利于国家的形成，你看古埃及，除了尼罗河能够适宜人类居住，周围全是沙漠，老百姓想跑也跑不成。我们早期的先民，也不会离开黄河太远，否则真的会吃不饱肚子。在先进农具没有发明之前，在黄河冲积平原，用手就可以刨开泥土，这是黄河成为文明源头的重要原因。
古代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收税，税收成本越低，这个国家的运营成本也就越低，国家也就越成功，除了上述把百姓集中到一起，当然还要保证收上来的税能够保值。
无论是中东、埃及还是中国，无一例外都把税收建立在谷物之上，要么是小麦，要么是小米。如果单论口味与营养，小麦肯定不如鹰嘴豆、扁豆或者豌豆。
中国很早就驯化了大豆和芋头，而中东也早就驯化了鹰嘴豆，如果论热量值，芋头与鹰嘴豆完胜，但是相比于小麦与小米，芋头与鹰嘴豆最大的缺点是不容易长期保存。另外像鹰嘴豆这种农作物，一年可以多次开花，多次结果，税务官不可能隔段时间就往乡下跑，这样就极大提高了收税成本。
与其说是小麦、小米等谷物驯化了人类，应该是国家这种运营模式同时驯化了我们人类和谷物。
目前全世界超过90%的人类主食谷物，也超过90%的土地由国家构成，谷物不但可以食用，还是天然的税种。
总结
如果采用国家的视角，长城不仅是抵御外敌的工具，还是防御边民外逃的监狱，谷物不是最好的食物，但是却是最好的税种；当然恐惧不是最好的统治工具，却是最经济的统治方式。
据《逸周书》记载，武王就深深地活在恐惧当中，武王的睡眠质量极差，一直深受恐怖噩梦的折磨。如果武王反商失败，代价就是活活被献祭， 那种惨烈的哭喊声，让他想想都不寒而栗。因此武王弟弟周公要经常用解梦的方式替武王解压，比如“梦是反的”就是最好的心理治疗方式。
如果回到4000年前，世界上90%的人口生活在“非国家空间”当中，即使400年前，还有很多地区不知道国家为何物。
在“想象的共同体”文化塑造下，我们甚至认为共同起源于“三皇五帝”，误以为先有了国家才有社会，甚至把税务官被称为父母官。然而如果从国家视角来看，国家就是一家公司，如何以最低成本收税，如何运营下去，才是这个组织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