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子姓，宋氏，名兹甫，宋桓公的次子，为宋桓公的正室宋桓夫人（卫昭伯和宣姜之女）所出嫡子。兹甫还有个庶兄目夷（字子鱼，又名司马子鱼，襄公庶兄。襄公即位，目夷为相。兄弟二人“性仁爱”、“留贤德”，行“东宫图治”，宋国国力有所增强)，而目夷的母亲只是地位一般的妾侍，因此，目夷是庶子，兹甫以嫡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

在讲宋襄公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卫宣公和卫昭伯。

卫昭伯是卫宣公的幼子，卫宣公还有印象么？前面关于卫宣公的文章有写过，这里略做回忆。

卫宣公还是公子时，便与父亲卫庄公的侍妾夷姜相好，然后就有了儿子伋（急子）。（宣公和庶母，生了大儿子，卫急子，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简单，因为生的太着急了，顾不上取名字）

卫庄公死后，卫桓公（宣公兄长）即位。桓公被州吁篡位后，州吁即位。不足一年，州吁便被石碏等联合杀死，桓公之弟卫晋即位，是为卫宣公。

卫宣公即位后，夷姜又生了两子，分别为二子公子黔牟、三子公子顽（即前文所提的昭伯）

急子成人后，宣公又霸占了急子欲娶的齐国之女——宣姜，宣姜又生了两个儿子，卫寿和卫朔。卫寿心善，与急子性情相投，卫朔野心较大，心思较多。

急子的嫡母夷姜自尽后，宣姜做了卫国夫人，为保全自己，宣姜借着一次急子出使他国的机会，派人暗杀。结果，不止杀了急子，也误杀了心善的卫寿。在左右公子的控诉下，宣公一病不起，很快便去世了。卫朔即位，是为卫惠公。

三年后，公子卫泄和公子卫职，趁着卫惠公亲自领兵伐郑的机会，将卫黔牟（夷姜第二子）接回卫国即位。公子卫泄欲杀宣姜出气，在公子卫职劝下，将其遣送出宫。卫惠公跑到了齐国，向齐襄公求助，襄公就派公孙（官职）姜无知与卫国公子卫顽（夷姜第三子）一起到卫国说情。卫顽也在齐襄公的强势下，不得不娶了庶母宣姜。

卫顽（昭伯）和宣姜生了三子二女，长子齐子（早夭），二子卫戴公，三子卫文公。长女宋桓公夫人，二女许穆夫人。宋襄公，即是卫昭伯长女嫁给宋桓公之后，所生的嫡子（前有庶长兄目夷）

宋桓公三十年(前652)，宋桓公病重。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兹甫本应是继位之人，可是兹甫在父亲面前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贤于庶兄目夷，还说：“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义，请立目夷为国君吧。”

于是，宋桓公把兹甫的想法讲给目夷听，目夷听后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说：“能够把国家让给我，这不是最大的仁吗？我再仁，也赶不上弟弟啊！况且废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啊。”为了躲避弟弟的让贤，目夷逃到了卫国，兹甫的太子之位没有让出去。

宋桓公三十一年（前651）春，宋桓公去世，太子兹甫即位，是为宋襄公。宋襄公封庶兄目夷为相，主管军政大权，辅佐自己处理朝政。

还没等宋桓公下葬，齐桓公就约各路诸侯王在葵丘相会（今山东曹县西），于是宋襄公前去赴会。宋襄公还是在守丧期间，按说不能出国参加盟会，但是，他还是去了。这个行为不合周礼，但当时齐宋同盟太过于重要，这时候缺席，非常不合适。宋襄公觉得自己该去，齐桓公也希望他来。（由此可见，在桓公成就霸业的那些年，齐宋关系是非常友好共盟的）

在葵丘之盟上，宋襄公接受了盟约。同时，宋襄公也接受了齐桓公委托他照顾齐国太子昭（后来的齐孝公）的嘱托，答应对太子予以照应。

之后几年的合作，齐桓公觉得宋襄公这个年轻人不错，管仲也是这么认为的。《左传》和《史记》写的都是，齐桓公和管仲一起，“属孝公于宋襄公”。

宋襄公八年（前643），齐桓公重病，齐国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冬十月七日，齐桓公饿死。五公子互相攻打，齐国一片混乱。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尸体上爬了出来。翌年初，新立的齐君无亏才把桓公收殓。

齐国太子昭逃到宋国，向宋襄公求救。尽管当时宋国十分弱小，但因齐桓公死前曾委托他照顾太子，宋襄公还是答应全力帮助太子昭回国即位。

宋襄公九年（前642），各国诸侯接到宋襄公通知，请他们共同护送公子昭到齐国去接替君位。但是宋襄公的号召力不大，多数诸侯把宋国的通知搁在一边，只有卫国、曹国、邾国三个小国派了一些人马来。宋襄公率领四国军队向齐国进发，齐国的贵族对公子昭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不清楚宋军实力，就把无亏与竖刁杀了，赶走了易牙，在国都临淄迎接公子昭回国。公子昭回国后当上了国君，是为齐孝公。襄公因此小有名气。

齐桓公死后，诸侯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侯，确立霸主地位。目夷劝谏他说：“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患。”襄公不听。

宋襄公十年（前641），宋襄公扣押了滕宣公（姬婴齐，滕国君主），又邀曹共公、邾[zhū]文公两国君在“曹南会盟”，而后，又命邾文公把鄫国国君当作祭品押到睢[suī]水郊外去祭祀，想借此来威胁东夷臣服（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济水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各部落与方国）。曹南会盟，又称“曹南之会”，也是宋襄公滥施淫威的表现。

曹南，今山东菏泽，古称曹州，因古曹国南鄙之山，曰曹南山。相传山下有会盟坛，故文人墨客常将曹州称作曹南。唐代诗人李白经过曹州，创作《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答谢曹州官员的热情招待，可知唐代曹南已经是曹州代称。

曹国，周代诸侯国，国君为姬姓、伯爵。周文王第六子曹叔振铎受封于曹，建都陶丘（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辖地范围大致为菏泽市定陶区、牡丹区、曹县等。西周时期，曹是一方大国，与鲁国共守王朝东土，起过重要作用。春秋时，曹国与周围的强国相比，国力相对较弱，但还是除“五霸”之国外，较强大的国家。

春秋时期，曹国成为晋楚争霸的对象之一。宋襄公十四年（前637），晋公子重耳落难时经过曹国，受到曹共公的无礼对待（听说重耳是胼肋，好奇心驱使，趁重耳洗澡时偷看）。宋成公六年（前631），晋楚城濮之战（在今山东菏泽市鄄城境内）时，晋国伐曹、卫以救宋，把曹共公俘虏。楚国失利后，曹国听命于晋国。

春秋末期，曹伯阳继位，脱晋侵宋。宋景公伐曹，晋国没有派兵救援，曹伯阳被杀，曹国灭亡。曹国历二十六世，立国五百五十八年。

菏泽牡丹历史悠久。《曹南牡丹谱》载：“至明、而曹南牡丹甲于海内”，清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还把曹州牡丹珍品“葛巾紫”、“玉版白”神话为仙女，写了脍炙人口的名篇《葛巾》。菏泽也是我国最大的观赏牡丹输出基地。

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因为曹国不服，发兵包围了曹国。同年冬天，陈穆公邀诸侯重修齐桓公之好，于是陈、蔡、楚、郑等国在齐国结盟。这样，在诸侯中就变相形成了两大集团，楚、齐、郑、陈、蔡等国为一大集团，而图谋称霸的宋襄公一党只有卫、邾、曹、滑等几个小国。

春秋中期，宋襄公用仁义对待国人，积极发展经济，国力迅速增加，本来就是中原大国的宋国开始强大起来。

宋襄公见自己治国有方，桓公亡故，也想自己做一下盟主，也想与那些霸主一样，以宋国的名义，召集诸侯进行一次会盟。

宋襄公十一年（前640）冬，宋襄公在与楚国商定以后，发出通知，定于次年（前639）春天，约楚成王和齐孝公，相约鹿上（今安徽省阜南县，楚地）会盟。消息传到鲁国，鲁国大臣臧文仲幽幽地来了一句：“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意思是：让自家的想法随着别人走，是可以的；想让人家跟着你的想法走，很难做到。虽然没有直接评论结果会如何，但是，明眼人一下子就明白，其中隐藏的含义和明确的指向。

宋襄公十二年（前639年）春，鹿上之盟如期举行。参加会盟的有宋、齐、楚三国的国君，很多国家没有来，比如鲁国。宋襄公表示，要作这次会盟的盟主。楚成王愕然之余，还是勉强答应了。于是，宋襄公主持会盟，当了一把理论上的盟主。

除此之外，宋襄公还请求，楚国把它的附庸国分给自己几个，楚成王犹豫后也答应了。（《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

鹿上之盟“圆满成功”，宋襄公认为自己已经成了盟主。庶兄公子目夷（子鱼）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警告宋襄公说：“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小国争当盟主，这是祸事呀！宋国大概要灭亡了吧！如果只是失败而不亡国，那真是万幸！）但是，宋襄公并没有把子鱼的话放在心上。

齐国、楚国国君相聚在一起，襄公以盟主之位自居，引起齐君和楚王的不满，宋襄公又自做主张，没有经过齐、楚的同意，就约定当年的秋天再次在盂地（今河南睢县)会合诸侯。当时，楚成王和齐孝公都在口头上答应了宋襄公，以及他提出的以宋国为盟主会面，约定效齐桓公“衣裳之会”，不以兵车，择定日期于宋国的盂[yú]地会盟。但是，由于出现了意外，并没有什么盟约，习惯称之“盂地之会”。

春秋时代的会盟，主盟者一般是强国（如齐、楚、晋）或周王室的宗亲（如鲁国，当时国力也足够强大）的君主主持。

而宋国，是殷商的后裔，不是王室宗亲。论国力，又不能与齐、楚相比，根本不具备主盟的资格，尤其是没有资格跟不讲中原规矩的楚国争夺盟主的位子。鹿上之盟抢当盟主，让楚成王内心很是不爽。

没想到，当上“盟主”的宋襄公急于过瘾，当年秋天就召集一些国家在盂地（今河南商丘市睢县西北）开会，办理附庸国的移交手续。参会的除了宋、楚以外，还有陈、蔡、郑、许、曹五个中等国家。这五个国家都靠近宋国，很有可能都是楚国答应“移交”给宋国的附庸国。

但是，这五国中，除了许国十分弱小，只有一座孤城以外，其他四国却并不弱，蔡国、郑国对楚国的盟约都不是很服帖，更何况宋国。这里可看出，楚国本就没打算分附庸给宋国。但是，宋襄公不那么认为，已经开始准备接受这些小国了。

七月，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宋襄公的哥哥目夷向宋襄公进谏道：“楚，蛮夷也，其心不测。君得其口，未得其心。臣恐有诈。”襄公不以为然，说：“寡人以忠信待人，人岂忍欺寡人哉？”不听目夷之谏，传檄征会，先遣人于盂地筑起坛场。

目夷又进谏说：“楚强而无义，请以兵车往。”襄公说：“寡人与诸侯约为‘衣裳之会’，若用兵车，自我约之，自我堕之，异日无以示信于诸侯矣。”目夷便说：“君以乘车全信，臣请伏兵车百乘于三里之外，以备缓急如何？”襄公说：“你用兵车，与寡人用之何异？必不可！”临行之际，襄公又恐目夷在国内起兵接应，失了他的信义，要目夷同往。目夷说：“臣亦放心不下，正想同去。” 于是君臣同至会所。

春秋会盟有两种方式：一是为了方便或防止意外的事情发生，都带兵车，称为“兵车之会”。二是有时怕带兵车会引起别人怀疑，便约定不带兵车，称为“衣裳之会”。《谷梁传·庄公二十七年》载：“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shà]血之盟也，信厚也。”但也有的国君心怀叵测，背信弃义，答应人家“衣裳之会”，自己却暗中带兵车作以埋伏，会上对人家搞突然袭击，楚成王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这是后话，一会分解。

陈穆公款、蔡庄公甲午、郑文公捷、许僖公业、曹共公襄，五位诸侯陆续而至，楚成王熊恽[yùn]却是最后才到。这次聚会，齐孝公没参加。

登坛后陈牲歃血，推盟主为尊时，楚成王竟毫不客气地立在第一个位次。宋襄公和楚王辩理时，他的臣子成得臣、斗勃卸去礼服，现出重铠，招来跟随楚王前来的上千兵士飞奔上坛，先把宋襄公两袖紧紧捻定，指挥甲士，掳掠坛上所陈设的玉帛器皿之类。

楚成王逮捕了宋襄公，众甲士将公馆中所备献享犒劳之仪及仓中积粟掳掠一空。宋襄公的随行车乘全被劫掳。然后，楚成王带领人马，押着宋襄公，杀向宋国国都睢阳。

但楚成王没料到的是，目夷在宋襄公被劫时伺机逃回了睢阳，向司马公孙固等告知，宋襄公被劫一事，众人大惊，都说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宋襄公不在，群龙无首，公孙固建议目夷暂摄国政，布署守城。目夷认为那样是大不道。群臣一致建议，国家将亡，为救国家，唯有如此。目夷不得已，只好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