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叔群，字子牧，1902年12月12 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今福州市)一个多子女的中学教员家庭。他排行第四，一出生即被外祖母严氏收养为孙，取名严农荪。他接受了外祖母的启蒙教育，学习劳动和读书识字，稍长即入私塾学习。7岁时严氏逝世，他被父亲领回， 因学费中断而辍学，他只好经常到附近学校的窗外听课，或阅读父亲的藏书和父亲给学生批改的作业，知识增进很快。12岁时，父亲见他如此渴求知识，为他谋得去福建一中免费旁听的机会，在该校学习了一年。1915年，邓叔群自作主张考取清华学堂，依靠学校的无息贷款，在1923年完成了从初等到高等共8年的学业，随即被公费派遣留学美国，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深造。1928年回国，先后在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授，讲授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等课程。1932～1941年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华文教基金董事会和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副所长。1941～1946年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1955年先后任沈阳农学院和东北农学院教务长和副院长等职，并在1951年被任命为松江省(1947～1954年东北的一个省级行政单位)人民政府委员。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特级研究员、应用真菌研究所副所长兼真菌学研究组(室)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主任。曾担任国家科委林业组长、中国林业科学院顾问、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等职。1950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两届全国委员。
邓叔群天资聪颖，童年的艰辛和少年求学的坎坷，铸造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凭借清华8年打下的坚实学术基础和练就的健康体魄，在5年留学期间，邓叔群以主科全“A”的成绩，在2年内获得农学士学位后，用 1年的时间取得了森林学硕士学位，在剩下的两年时间里，他转而攻读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在著名植物病 理学和真菌学者费茨(H.M.Fitz Patrick)和惠凑(H.H.Whetzel)的指导下，192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半边莲的 丝核菌病(Rhizoctonosis of Lobelia)”(1929年在美国Phytopathology,19:585～588上发表),这是他研究植物病理学的第一个成果。由于他的出色表现，由两位导师推荐，邓叔群获得了由美国科学研究学会颁发的SIGMA- Xi奖章和由美国荣誉学会颁发的PHI-KAPPA-PHI奖章。回国任教初期，他在讲授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同时，经常带领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随后还在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专门从事真菌分类研究，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他和学生们一起，共鉴定过2400种真菌，涉及各类真菌中的400余属，发现了5个新属，121个新种。在此基础上， 1938年他编著了英文版的“A contribution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higher fungi of China”( 中文名为《中国的高等真菌》,该著作中文增补版于1963年以《中国的真菌》为名重新出版，1996年由邓叔群未曾 谋面的师弟、康乃尔大学名誉教授Richard P.Korf以“Fungi of China”为题再次用英文编辑修订补充后，在美国 出版)。这部专著是迄今为止国内无人超越的经典著作，成为我国真菌学研究必备的工具书，也受到外国同行的高度评价，苏联曾将其翻译为俄文。在此期间，邓叔群同时开展了农作物病害的研究，发表过10余篇研 究报告，他指导沈其益从事棉花病害的研究，是我国棉花病害研究的先驱。
1955年，由戴芳澜极力推荐，邓叔群回到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真菌分类学研究，并领导真菌研究组 (室)。为加快发展我国的真菌学，他一方面制定周密的采集和调查计划，组织研究人员分工合作鉴定标本，为编写真菌志作准备；一方面开展真菌资源利用的研究，并为应用单位鉴定菌种。这种远近结合的安排，使他的工作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同时，他负责管理真菌标本室，从标本的编号到标本柜的设计，从检索系统到借用标本的规则都作了精心的规范。今天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真菌标本室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机构，除增加了计算机数据库外，基本上仍然按邓叔群奠定的基础进行管理。在这延续最长的集中研究真菌的期间，邓叔群除增补了上述中文版《中国的真菌》外，到1966年6月他被粗暴剥夺科学研究的权利时为止，经他亲自鉴定的真菌标本数以万计，达到3400余种，涉及粘菌、藻菌、子囊菌、担子菌和半知菌等真菌界的各个类群。他在1957～1965年期间，通过大量的野外采集和调查，编写了近40万字、600余幅彩图的《蘑菇谱——中国的食用菌和毒菌》(未出版)。为了研究南方真菌，1963年他在广州创建了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 (现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前身),成为我国南方真菌研究中心。同时，在他的指导下，利用虫生真菌防治农林 害虫、利用真菌发酵制造纸浆、利用外生菌根真菌造林和食用及药用真菌的栽培等应用研究也全面开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迁往重庆北倍，作为林学硕士的邓叔群，认为是研究我国西部森林的好时机。1939年，邓叔群与中央农业试验所合作，由该所提供经费，带领了一支小分队，开始了我国大西南部的森林勘察。他们深入云南丽江以北原始林区，调查了多种林木的蓄积量、生长量和病虫害，写出了“今日中国的林业问题”、“洪坝森林的研究”和“我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等论文，根据这些调查结果提出了森林的经营方针、更新方式和保护森林的策略和措施。1941年，邓叔群到兰州，担任了甘肃省水 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他有计划地对洮河流域上游—— 白龙江和祁连山地区进行了考查，为了解决我国 西北地区黄河上游水土严重流失的状况，他在进行了大量勘察后，绘制了我国自己的林型图，设计出干旱地区“水平沟”的造林方案，为保持水土和提高造林成活率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并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问题。他曾利用水利林牧公司的有限资金，在甘肃省卓尼县洮河上游买下了一片森林，举家搬迁到现 场，亲自动手领导职工建立了洮河林场，规定了一整套确保营造、合理采伐、不断更新的经营管理制度，这些 制度至今仍被沿用，洮河林场依旧郁郁葱葱。
1954年，邓叔群被林业部任命为中国林业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林业大会，在大会上作了“新中国的林业”的报告。1958年，中国林业科学院组织西南高山林区森林综合考察时，邓叔群曾不辞辛劳，深入四川马尔康、米亚罗高山林区考察，在野外鉴定了大量真菌标本；为了防止高山水土流失，对采伐方式提出了宝贵意见。
邓叔群在人才培育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邓叔群被借调到东北筹建沈阳农学院，任副院长兼教务长。虽然受到抗美援朝战争和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的影响，校址和校名有所变迁，但年近 知命的邓叔群举家迁至东北，从校舍基建到课程设置和人才延聘，乃至开发东北真菌资源的科学研究等，他都和同事们齐心协力，为创建东北地区农业专家培育基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60年，邓叔群受林业部委托，在北京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培训了50名森林病理专业的骨干，这个高级研究生班的学制分别为一年和两年半。在培训过程中，他精心授课，谢绝奖励，使学员们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年的学员后来成了为我国从事森林病理学的高级研究人才和管理专家。在近40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培养了一批卓越的科学 家。其中有欧世璜、凌立、沈其益、周泳曾等一批著名专家。
邓叔群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科学家。13岁考入清华学堂时，他在命题为“入清华有感”的作文试卷中，一开头就写道：“清华的建立是我国的国耻。满清政府昏庸腐败，榨取民脂，屈辱卖国，美国用庚子赔款 创办了清华，故为国耻。”从此科学救国的抱负坚贞不渝。1928年在受到祖国大学的招聘后，他为了不耽误开课时间，毅然放弃了博士论文答辩，准时回国。日寇侵占南京前，他甚至要留下与敌人同归于尽。1938年 他在《中国的高等真菌》一书的扉页上写道：“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September 18,1931,the Japanese invasion into Manchuria,since then most of the present work has been done. ”在文革中他受到非人待遇时，他脑海里经常思考的，竟是飞机播种，荒山造林绿化祖国和发展我国的蘑菇人工栽培。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我要把 《蘑菇谱》重写出来，要实现微生物炼油、探矿、荒山造林 …… ”
邓叔群一生专注学术，刚正不阿，为工作奋不顾身。R.P.Korf在《MYCOTAXON》40卷第107～128页(1991年)中指出，邓叔群是过去120余年中，在康奈尔大学工作过的有突出贡献的42位真菌学家里唯一的东方人。2004年5月21 日，邓叔群的塑像在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揭幕，为后世留下了永久的怀念。
1940年邓叔群在大西北卓尼林区曾经写过一首充满激情的英文诗，有一句是：“Let your hot boiling blood keep you aglow. ”有人翻译成：“让你们沸腾的热血，使你们永远光辉灿烂!”邓叔群的事业必将在人类科学事业中光辉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