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在“多变环境下青少年抑郁防治的探索与实践”论坛上，《2022年青少年抑郁功能恢复蓝皮书》发布。
显示近五成的青少年患者病程超过2年，其中有10.24%达到5年以上；30.08%的青少年患者受影响较为严重，一周7天无法上学；近六成青少年患者的社交受症状影响明显。
近几年，对青少年抑郁的关注和研究逐渐增多。
去年，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等共同发布了《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28%，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
77%和69%的学生患者分别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易出现抑郁，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和冲突/家暴。
前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4.60%，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 7.4%；
意味着几乎每4个青少年中，就有1个有抑郁表现；意味着一个40人的班级，可能有整整10位同学患上抑郁症，其中有3个人是重度抑郁。
从这些报告可以看出，青少年群体的抑郁情况不容乐观，而临床方面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有15年临床经验、原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于宏华医生观察：
2007年刚进入临床心理科工作时，患者大多还是成年人，这十几年间，见到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如今住院的病人里有一半都是青少年。
我们的孩子经历了怎么了？为什么越来越容易抑郁？应对青少年抑郁，我们的家庭、教育系统、卫生系统、社会等或许可以进行哪些提升？
这篇文章接下来，会围绕这些问题和大家聊一聊。
01
“越来越不开心
我却意识不到自己抑郁了”
青少年抑郁症和成人抑郁症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它不易识别，也正是这个特征，间接导致孩子的抑郁症状越积压越严重。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障碍团队领衔专家、教授郑毅说，“成人患抑郁症候的典型表现为“三低”，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活动减少，伴随着食欲下降和睡眠障碍；
而对青少年来说，可能就只是表现为“烦”。
少有唉声叹气和流泪的表现，反而时常表现出易激惹、发脾气、离家出走、学习成绩下降和拒绝上学。但麻烦的是，儿童死的念头很突然，冲动间就出问题了。”
而这种意识不到自己抑郁的情况，和孩子的年龄无关。
B站曾经火出圈的短片《灯火之下》，主角纯子是高三学生。
她一开始以为自己只是心情不好，直到后来精神、身体都到达了无法承受的状态。
“每晚都会失眠，到凌晨四五点才会迷迷糊糊地睡着。上下学过马路时甚至不知道躲车，脑子里会有些奇怪的想法出来，比如死亡”，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孩子和身边人意识不到抑郁，孩子所承受的压力却还在不断加重他们的抑郁。
学业压力、身材焦虑、人际关系、校园霸凌、家庭氛围不好等各种压力袭来；
父母和身边同学老师对抑郁还不理解，觉得他们是不想上学才装不舒服、是到了青春叛逆期，忽视头疼、食欲不振、腹痛等都是常见的抑郁躯体化症状。
《灯火之下》
导致对孩子而言，抑郁已经不是房间里的大象，而是房间里的空气。
02
“抑郁后，爸妈觉得我很丢人”
比“孩子意识不到自己抑郁”更让人心痛的，是孩子后来意识到了，有些父母却不愿意承认孩子生病了。
他们对孩子抑郁有一种病耻感，觉得很丢人。青少年美如花，他们只愿意看到鲜艳的花瓣，不愿意看到脆弱的花蕊。
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她听一位家长描述过，别人介绍这位家长可以到北大六院来看看，结果家长站在门口一看这是精神专科医院，心里受不了，很难迈进来。
她接诊过一个刚小学二年级的男孩，孩子问题很严重，但他的父母始终不承认孩子有“病”，认为只是“打得轻”。
问诊结束后，小男孩不舍得走，围着她的诊桌转圈，要求父母多约几次治疗，父母却没有响应。作为医生，她看得心里很难受。
《少年抑郁症》一书中一位女孩也说道：“我隐晦地和妈妈说过，觉得自己心理可能有那么一点缺陷。我妈忙说，别胡说，你没有，你不是，你可好了。
妈妈的态度，让我觉得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这样的我是不配被爱的。”
家长原本应是孩子的心理防线，对青少年患者而言，父母是其就医前极为关键的一环。他们能否及时察觉孩子的异动，并给予有效的关注和引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来的病情走向。
但有的家长却因为病耻感讳疾忌医，不愿意正视孩子的问题，连第一步都迈不出。
孩子明明生病了，却固执地坚信孩子是“装病、不愿意学习、叛逆、不听话”，看不到孩子背后的情绪和心理问题，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03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抑郁？
虽然父母对孩子抑郁有病耻感，不愿意接受孩子抑郁的事实，但近些年越来越多孩子抑郁、甚至自杀的新闻出现，让父母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抑郁？”
而就像有问题的水里，自然会养出有问题的鱼，需要吃药的是孩子，但生病的却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家庭、学校、社会……
在《少年抑郁症》一书中，作者提到了“功利性教育”一词。在学历贬值、内卷越来越严重的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成绩看得很重。
《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纪录片中的女孩钟华，妈妈对她的要求是，一路考进名校。如果她考得不错，妈妈就会问：第一是谁？如果她考了第一，妈妈又会问：全年级第一是谁？你排多少名？
她感觉妈妈永远不满意自己，高强度的学习加上精神压力，最终把她给压垮了。
而功利性教育的另一面，则是家长对孩子的心理滋养却看得很轻，控制、打击、否定、对孩子要严厉等教育方式，已经形成一种惯性。
2020年，微博大V@愁容骑士典当记的一条讨论青少年抑郁症的微博获得了超150万的点赞。
他分享一位患抑郁症的孩子去复诊，等的时候在看书，医生就夸了句“这孩子真用功”。没想到妈妈立刻说：“用功，假用功。”
在青少年抑郁症的病因里，总是有中式家长不可撼动的位置，而且他们自己还意识不到。
而据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王慧，孩子大脑当中负责情绪调控的脑区直到成人期才会成熟。因此在儿童青少年期，他们会长期体会到压力情绪，但又无力表达清楚或完全排解。
在这种情况下，功利性教育会雪上加霜，让他们遭受更大压力。
这一点，也在生物研究上得到了证实。发表在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y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在童年时期多次受到严厉教育的青少年，前额皮质和杏仁核更小，而这两个结构在情绪调节和焦虑和抑郁的出现中起着关键作用。
2022维也纳ECNP大会上，Evelien Van Assche博士也报告了他们的研究发现，身体对孩子DNA的解读方式可能会因为父母的严苛教育而改变，严苛教育增加了孩子在青春期和以后生活中患抑郁症的生物风险。
不过家长的功利性教育，不全是家长的原因，家长也是教育环节中的一环。
现在的有些教育，像流水线式教育，孩子整天上学、上课、考试，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转，他们自身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价值感、意义感的，像得了空心病一样。
可即便知道这样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发展，但当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焦虑中，家长自然害怕自己的孩子被落下。
就像上篇我们聊到的普职分流，职高与普高录取比例近乎 1:1 ，有多少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学技术，将来可能成为一名蓝领呢？
另外，孩子抑郁不仅是关乎家庭、学校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的结构性问题，还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是一种时代病。
Z时代的孩子大量时间都在盯着电子屏幕，而据美国心理学家简·特温格发现：
一方面，同抑郁和其他自杀类似的结果诸如想自杀或尝试自杀存在显著相关的，只有两种活动：一是使用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二是看电视。
他的研究指出，若孩子们每天闲暇时盯着屏幕不超过2个小时，他们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并不会升高。但只要每天的屏幕时间超过2小时，那么每多看一小时的屏幕，抑郁症的风险就会相应增加。
和大量事件盯电子屏幕相对应的，是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少和同伴玩耍，如人类学家项飙提到的“附近的消失”，邻里、社区里孩子之间的接触很低频。
而过去60、70年代的孩子，父母忙于工作，各家的孩子们就一起在院子里玩，孩子和他人的情感链接、人际关系方面问题较少。
北京安定医院网络成瘾门诊副主任医师盛利霞，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就诊的70% - 80%被家长认为是手机成瘾的孩子，最后都被诊断是抑郁状态，沉迷手机只是他们缓解抑郁症相关症状的行为表现。
像一个孩子就表示自己不是很喜欢打游戏，但打游戏能让我跟别人有连接，能跟别人交流。
尤其是疫情这三年，长期在家里上网课、见不到同学，孩子们心理治疗的需求变大了。
心理问题原本就很复杂，是生物易感性、成长环境和社会系统的综合因素造成的，青少年的抑郁问题更是如此。
04
我们或许能怎么办？
因此面对青少年抑郁症的高发，我们或许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应对：
比如，在家庭方面，或许可以尝试家庭疗法。
在美国心理学界早已得到验证的“家庭疗法”强调，家庭是一个系统运作的组织，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会直接塑造孩子的人格与心理状态。治疗孩子的抑郁，需要整个家庭都跟着改变。
原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于宏华医生，也在《少年抑郁症》一书中提出了“心理养育”家庭疗法。
强调家长要学会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如何支持孩子，经营家庭关系，并给出了心理养育的5个要点供参考：
以整个家庭为“治疗单位”，不只在孩子身上找原因；
与其改变孩子，不如改变教育方式；
通过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模式来治疗抑郁；
家庭成员一起努力解决问题，而非相互指责；
矫正“功利性教育”，更关注孩子的心理发展规律；
而在包括学校在内的教育系统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加大支持力度，包括但不限于学校心理老师资源的配置、心理老师专业性的提升、对患病孩子的应对措施等。
一位孩子患抑郁的家长曾感慨，“每个有抑郁症孩子的家庭，都是一个孤岛。”她的女儿生病以来，她很少感受到来自学校的帮助。
学校按规定配备了两名心理老师，但学校有五十多个班，两位老师承担心理课教学任务已经不堪重负，无暇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
还有的地区有的学校迫于心理老师资源短缺、升学压力等原因，开根本没有心理老师、也开不了心理课。
华东师大心理系一毕业生，曾是按心理老师职位入职家乡一高中的，但升学压力之下，学校不想浪费多余的课时开心理课，于是她不得不转而教政治。
心理老师资源和学校心理课程可能是一个问题，心理老师专业性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曾有患病孩子去医院就诊前，寻求过学校心理老师的支持，但“老师不太专业，还向我透露了我认识的同学的秘密。”
即便是在北大这样的高校，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李雪琴曾在接受采访时，分享大三时，她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去北大心理中心求助，结果心理中心的老师表示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学院的老师。
她自述当时自己就差跪在地上，痛哭着哀求，这辈子没有那么求过人。说求你不要告诉我的学院老师。老师答应了，但最后还是告诉了学院，这是她对北大最失望的一次。
另外，有的学校从管理的角度，可能还会对患病的孩子选择劝退。
对孩子而言，学校的重要程度仅次于家庭，或许加大支持的力度，才能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以及在卫生系统方面，或许可以加大更多的投入，建立与教育系统更密切的联系。
中国精神专科医院并不多，精神科医生也少，专门从事青少年抑郁症诊治的医生可能就更少了，跟不太上社会的需求。
像全国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一共只有大约500人，而且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且在精神科医生的规范化培训里面，大多也没有心理治疗的培训。
可借鉴的，在德国、加拿大等国家，这方面的投入更多，教育系统与卫生系统的联系非常紧密，政府下属的心理卫生机构与医院和学校之间，能够随时沟通、跟进学生的情况。
另外，在社会方面，或许可以增加更多正规的心理卫生机构、培养更多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扩大抑郁症科普，减少对患抑郁症孩子和家庭的歧视、逐渐消除患病孩子和家长的病耻感。
现在社会上的心理卫生机构可能鱼龙混杂，有些并不正规，里面的心理咨询师不够专业。即便是执业的心理咨询师，也可能没有经历完善的培训体系，缺乏医学相关的知识。
孩子是社会单位中最敏感脆弱的部分，青少年抑郁症不仅是一个医学、心理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家庭、包括学校在内的教育系统、包括医院在内的卫生系统、社会、时代等各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当诸多方面都得到完善，我们的孩子或许能及时预防抑郁，得到规范的系统心理治疗。
不过，即便确实有很多方面可以去帮助青少年应对抑郁症，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给孩子创建一个健康、良性运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
如心理治疗师莫雷·鲍恩所说：“孩子呈现的不只是孩子自己，还有成长的家庭。”
父母是离孩子最近的人，也是孩子最依赖的心理健康防线。
我们一方面要转变观念，意识到孩子首先是一个鲜活独特的生命，是一个应该被尊重的独立个体，其次他才是你的孩子；
另一方面，如儿童精神病学家唐纳德所说，“抚养一个孩子成长为情感健康、可与他人形成健康连接的成人：需要父母给予一定量的情感互动、共情和持续的关注作为燃料。”
我们要能对孩子保持关注并及时觉察到孩子的情绪和心理问题；正视和重视孩子的情绪和心理感受；对孩子的负面情绪给到积极地正反馈，在孩子发出求救信号时给予回应……
这条心理养育路道阻且长，但值得我们慢慢跋涉。
参考资料：
1.陈雪峰, 张侃, 傅小兰, 陈址妍等(2021).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19-2020)》.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中国新闻周刊：《儿童精神科挤满了抑郁症小患者，这届孩子为什么这么“烦”？》
3.人物：《那些得了抑郁症的孩子背后，往往是一个生病的家庭》
4.《少年抑郁症》台海出版社
5.Strict parenting may hard-wire depression risk into a child's DNA (ECN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