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松平定信离任后，三河国（爱知县）吉田藩的藩主松平信明出任老中首座，本多忠筹等老中继续留任。宽正改革方针在稍作调整后，基本上仍得以贯彻。文政元年（１８１８）松平信明去世后，沼津藩主水野忠成升任老中首座，同年，水野忠成采取了一项重要政策：改铸货币。所谓“改铸”，就是将市场上流通了９０年的金币“元文小判”逐渐回收，重铸新的金币“真文二分判”。

翌年，幕府又对银币采取了相同政策。采取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减少货币成色。以金币为例，“真文二分判”和“元文小判”虽然重量相等，但是成色差异不小，二者比率为５６．４１％比６５．７１％。自文政元年（１８１８）至文政九年（１８２６），幕府财政因改铸货币而获得的黄金收益达１８４万两。水野忠成良好的“政绩”得到将军的赞许，从而权势更加扩大。水野忠成也出身于旗本家庭，也曾担任将军德川家齐的“小姓”，因此被称为“当今的田沼”。两者还有一点更像，那就是热衷于金权政治，沉迷于权钱交易。关于水野忠成索贿受贿的事例，史籍中多有记载。如当时经常出入官府的儒士松崎慊堂在日记中写道，曾目睹某大名差人将装了１０００两银子的箱子送往水野忠成的府邸。

古河藩主土井氏在江户的家老，也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向幕府权臣中野石翁行贿的事。这种“情实”（徇私舞弊）和“赠贿”的事例，在史料中屡见不鲜。官员贪腐和将军疏于政治直接相关。据历史记载，德川家齐在江户幕府历代将军中有两个“最”，一是在职时间最长，达５０年；二是拥有侧室最多，达４０人。高尾彦四郎以笔名“柳亭种彦”描述的德川家齐奢侈糜烂的“大奥生活”，就是例证。将军既然如此不堪，官员纲纪松弛，贿赂公行自然难以避免。与官商坑灌一气和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不聊生，而民不聊生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造成的。

纵观日本历史，江户时代自然灾害的发生最为频繁，受灾程度也极为深刻，如享保、天明、天保三大饥馑；宝永、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２２年第５期安政年间的震灾；明历、明和的火灾；享保、安政的疫情。江户时代因自然灾害而改元达１３次之多。以江户时代“三大改革”的年号为例，取义《后汉书》“享兹大命，保有万国”改元“享保”，是因为发生了“大饥馑”和“天变地异”。取义《左传》“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改元“宽政”，是因为发生了“天明大饥馑”。取义《孟子》“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改元“天保”，是因为当年七月京都发生了强烈地震。必须强调的是，自然灾害不仅是“改元”的背景，同时也是“改革”的背景。江户时代第三场改革“天保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天保四年（１８３３），以奥羽地方为中心，气候异常，水稻欠收。“民以食为天”。天保八年（１８３７），暴动和骚乱在日本全国各地爆发。而且与以往不同：“以往一个村或充其量数个村的请愿，扩大为藩和代官所支配的整个区域，即几个村的联合。这种大范围的‘强烈要求’被称为‘全藩一揆’。”在当时波及日本全国的动乱中，最著名的是爆发于大阪的“大盐之乱”。

大盐平八郎名后素，字子起，通称平八郎，是阳明学派儒者，１４岁承袭父职担任了大阪“町奉行”（市政长官）的“与力”（助理）。天保元年（１８３０）辞去公职开设私塾“洗心洞”，专事教育与著述。“凶作”（欠收）后，被称为“天下厨房”的大阪米价急涨，引起平八郎不满。他向町奉行迹部良弼提出了“穷民救济策”。但是，迹部良弼不仅不予采纳，还威胁他说，你已离职隐居，若干预政事将受处罚。原本就对町政极为不满的平八郎遂决定起事。“大盐之乱”影响波及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大盐平八郎则被誉为“名实相副的阳明学者”，因为他实践了阳明学的基本理念：知行合一。他的讨伐檄文以汉文写成，慷慨激昂。在此择其一段，从中可见其起事之诉求：“我等兴师问罪，不同于乱民之骚扰；既欲减轻各处年贡诸役，并欲中兴神武天皇之政道。待民当以宽仁为本，应该重建道德纪纲。须一扫年来骄奢淫逸之风，令四海共沐天恩。

今生得养父母妻子，脱离当前苦难，来生去安乐世界得见于今日。尧、舜、天照大神之盛世，虽或难于重现；而中兴气象，当可光复。”“大盐之乱”同年，德川家齐把职位让给了次子德川家庆，自己当了“大御所”。德川家庆幼名敏次郎，继任将军时已４５岁，但因“大御所”的存在并不掌握幕政实权。天保五年（１８３７）闰正月，水野忠成病逝，水野忠邦出任幕府老中首座。天保十二年（１８４１）正月三十日，６９岁的德川家齐寿终正寝。水野忠邦不失时机地领导并推进了天保改革。这场改革得到了将军德川家庆的信任和支持。天保十二年（１８４１）五月十五日，幕府官员聚会于江户城，为德川家庆贺寿。德川家庆当众宣布：“所谓政事，自当代代考虑，然享保、宽政之路线不应违背，望诸君勉力遵行。”水野忠邦的改革首先从整肃幕府纲纪入手。德川家齐在世时，他身边的一些人索贿受贿。由于这些人得到宠信，无人敢检举揭发。德川家齐死后，那些人甚至趁幕府举行葬礼，管理松懈，偷盗公家财物。水野忠邦得到儒官成岛司直汇报后大怒，对作奸犯科者严加惩罚。

之后，水野忠邦定下几条规矩：第一，向长官汇报不能报喜不报忧；第二，对上峰不当作为提出批评绝非不敬；第三，如果对政事有自己看法，即便超出职权范围，也应大胆提出。同时，幕府对各官衙的经常收支开展调查，以惩治贪腐，精简开支。在围绕如何开展改革方面，幕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但是在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等强力支持下，水野忠邦仍推行了改革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

（一）颁布“株仲间解散令”和“降低物价令”。水野忠邦认为，“株仲间”（行会）的垄断性经营，是导致物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因此下令解散江户“问屋仲间”等所有“问屋”，免除“冥加金”，同时废除一切商业特权，规定商品销售“由民间直接自由买卖”。幕府任命了一批市场监察官员，加强幕府对市场物价的监控；同时多次颁布“降低物价令＇特别是命令降低土地、店铺的租金，以降低商品成本。

（二）农政改革。天保十二年（１８４１）十一月，幕府向全国代官提出了农政改革方针，基本内容是：１．在收受年贡时采取正确的方法、手段；２．禁止农民奢侈；３．鼓励开垦荒地；４．促进“见取场”（刚开垦的生地）的高收入化。５．奖励储粮备荒；６．节俭村行政开支；７．精简代官所的开支。为了使上述方针得到贯彻，幕府又发出了一系列指令，主要精神是强调“民为邦本”的儒教仁政思想；重视稻米生产；８．厉行节俭，严禁奢侈。

（三）参拜“日光”和颁布“上知令”。水野忠邦重新实施了参拜日光东照宫、祭祀神祖德川家康的计划。参拜东照宫始于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由将军率领大队人马从江户出发，沿日光街道行进。德川吉宗和德川家治为了厉行节俭，力戒仪仗华美，行列总人数仍达１４至１５万人。但是，安永五年（１７７６）第十代将军德川家参拜后，一直没有施行。重新参拜东照宫，其用意就是显示幕府的威严，要求社会各界对幕府将军忠诚和服从。

水野忠邦还实施了几项“开源”措施：一是采纳“堪定吟味役”根本善左卫门提出的建议：征收“御料金”，即向豪商等课征用于政府财政开支的税金。二是开发“印旛沼”（位于千叶县北部的湖沼）。“印旛沼”开发始于田沼时代，后因资金不足多次停顿。天保十三年（１８４２），幕府起用代官篠田藤四郎为负责人，重新开工。三是颁布“上知”令。“上知”又写作“上地”，即要求各大名将部分领地交还幕府。天保十三年（１８４２）六月初，幕府向江户周边拥有领地的大名、旗本发出了“上知”令。四月中旬又向大坂周边的摄津、河内、和泉、山城、大和国发出了“上知”令。

最终，江户、大坂近郊５０万石大名、旗本的“知行地”被一举纳入幕府领地。幕府另封以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这项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江户幕府成立以来的领地分配原则。水野忠邦推行的天保改革的三大举措，除征收“御料金”相对比较顺利，另两项让大名旗本“割肉”的举措则引起极大不满。水野忠邦和德川家庆也因此矛盾日益加深。天保十四年（１８４３）闰九月七日，德川家庆命令撤回“上知令”。十三日，德川家庆又以水野忠邦“独断专行”为由，罢免了他的老中首座职务，并令其“谨慎”（禁闭）。水野忠邦主要支持者的职务也相继被罢免。对于将军的这项命令，不仅水野忠邦的政敌和豪商弹冠相庆，而且因征收“御料金”和“上知令”而须多交年贡的农民，也欢呼雀跃。在水野忠邦被勒令“谨慎”的当天黄昏，大批民众将其府邸包围，往里投掷石块。

十年后，江户幕府在内忧外患中，在波涛汹涌的“倒幕”浪潮中覆灭。结束语纵观世界历史，各国政府推行的改革，本质都是权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江户幕府推行的三大改革亦是如此。享保改革使日本开始社会转型，但是这种转型是强化幕府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集权控制，不是激发社会活力和使民众享有更多权益。宽政改革更是“决意将日本引向绝对主义”。到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的天保年间，幕府为了维护幕藩体制让武士们“割肉”的举措，更是引起后者极大不满，为“倒幕运动”的兴起留下了伏笔。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不难理解在“佩里叩关”、日本结束锁国后，“尊王攘夷”为何能够成为社会变革和标志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最终形成的旗峡。

结语

“如果把明治维新的定义限制在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６８年的那些事件上，那么，它所构成的就仅仅是一场政变，是统治权力从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向另一些人手中的转换。”政变所以发生，根本原因是江户时代的三大改革孕育了深刻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