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匮书》开始撰写於明崇祯元年(1628年),自序道:“经十七年,明亡后,携副本屏迹深山,又十年而成书,五易其稿,九正其讹。”脱稿后犹时加删改,“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缺勿书”,

前后历五十年。〈志〉和〈列传〉有总论和附论,有“石匮书曰”为评论。

《石匮书》因崇祯朝无〈实录〉和〈起居注〉,材料不全,止于天启。

内容分:〈本纪〉、〈志〉、〈世家〉、〈列传〉;〈志〉有天文、地理、礼乐、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马政、盐法、漕运、艺文诸目。〈列传〉下有循吏、独行、行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逸、名宦、宦者、胜国遗臣、盗贼、兀良哈、朵颜三卫、朝贡各国。

张岱撰写《石匮书》经历了明亡前和明亡后两个不同的思想发展阶段:明亡前:根据《石匮书自序》:“余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遂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跡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

崇祯元年(1628)时年31岁,修史动机有二:家庭修史背景和史料的积累:“自幸吾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班、彪。”②“余家自太仆公以下,留心三世,聚书极多。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则茂先家藏三十余乘,亦且蘯为冷烟,鞠为茂草矣。”③更主要的是为了纠正实录和私人记载的失实和阙误。

“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个诬妄之世界。”此话虽然有些过激,但却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明代史学不振的原因。明朝实录严重失实,朝廷禁忌极多,“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

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浚以奸险操觚。

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典,张孚敬以矫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玉,不肯阙疑。博洽如王弇州,

但誇门第;古鍊如郑端简,纯用墓铭。《续藏书》原非真本,《献征录》未是全书;《名山藏》有拔十得五之誉,《大政记》有挂一漏万之讥”。谈迁在《国榷自序》也曾经说过同样的话:

“泌阻之憸险也而史;江陵⑦之严刻也而史;杨士贞、董太简之偏也而史,史之权不有所欹,则有所避。”此外,谈迁还痛切地批评统治者施行种种限制,封锁修史材料,“木天金匮之藏,每乘舆代兴,则词臣云集而从事。

既奏竣,扃与之秘阁,即荐绅先生不得以一目剽。”朝廷禁绝外人接触实录等记载国家大事的资料,使著史者无所取材。任用皇帝亲近侍臣修史,编写出来的史书成为朝廷诏书的翻版。

“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备经筵侍从,既夺名山之咎,而前后有所编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议如筑舍。”由于史臣丧失独立的思想,根本不能为后留下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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