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前秦号称百万大军，实际上，真正上战场的就是寿春苻融的不足25万的嫡系兵力，与之对阵的是东晋8万北府兵。8万与25万，算不上以少胜多，因为在四年前的淮南之战中，北府兵就已经以少胜多，以3万战胜前秦彭超、俱难的14万大军了。

所以，淝水之战本质上是势均力敌的，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前秦处于劣势，东晋占有优势。

其中的优势之一，就是北府兵。

北府兵可以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机动性最强的特种部队之一，一方面有豪门谢家撑着，北府兵在财力上那是响当当的财大气粗，配备豪华。

另一方面，北府兵的将领多是当时的流民帅，这些流民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作战，战斗力强悍，朝廷征召之后，加以训练，那可是战斗力爆表。

北府兵的统帅谢玄就不说了，这是谢家的芝兰玉树，出身名门，高岭之花，品行高端，武力值自是不低。

北府兵将领有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孙无终、刘裕等人。

刘裕就是后来的宋武帝，堪称古代历史上武力值最高的皇帝之一，其他人暂且不说，只来谈谈刘牢之。

北府兵这么厉害，一战打出了东晋的高光时刻。然而，伴随着战争胜利，紧跟其后的并不是东晋北伐，收复故土，而是这支特种部队在几年之内就因内斗而消失了。

东晋打败了前秦，然而，却是两败俱伤，前秦土崩瓦解了，东晋照样分崩离析了。

国内叛乱此起彼伏，作为对外的特种部队北府兵在叛乱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最终被自己人瓦解了。

这与北府兵将领的政治觉悟密不可分，如果北府兵将领个个都像刘裕、宇文泰、杨坚赵匡胤这般，那何愁建立不了属于自己的新朝呢？可惜的是，北府兵将领属于军事上的奇才，政治上的矮子。

刘牢之，就是代表。

真正的三姓家奴，淝水之战后东晋王朝的几次叛乱，刘牢之都参与了，然而，每次他都站错了队，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旧主，最终落了个自杀的结局，可惜可叹。

东晋自淝水之战后，在军事上占据了优势，因为有北府兵。然而，在朝堂上也发生着变化，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反过来促进了北府兵的瓦解。

孝武帝委政于自己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是个嗜酒昏愚的家伙，他又将朝政委以王坦之的儿子王国宝，王国宝还是谢安的女婿。

孝武帝的母舅王恭镇守京口，和司马道子不睦。

桓温的儿子桓玄在荆州，郁郁不得志，便游说刺史殷仲堪造反。

公元396年，孝武帝驾崩，即位的是司马德宗，即晋安帝。

公元397年，王恭、殷仲堪同时举兵造反，以诛杀王国宝为名。

东晋的几次造反都很意思，都是军阀以诛杀皇帝身边近臣的名义，美其名曰清君侧。从开始的王敦造反以诛刘隗为名，苏峻起兵以反庾亮的名义，到现在的王恭、殷仲堪起兵，又以诛杀王国宝的名义。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皇帝只需要杀了身边被点名的近臣就可以平定叛乱了。然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东晋内部的荆州、扬州势力之争，东晋的整个历史都是荆、扬二州冲突的历史。王敦之乱是，苏峻之乱是，王恭、殷仲堪之乱也是，后来的桓玄之乱也是。

司马道子听闻王恭、殷仲堪同时起兵，吓得立马就把王国宝杀了。

又派人去和王、殷人求和，二人才罢兵。

司马道子又用司马尚之作为心腹，用司马尚之的计策，新立了一个江州，用王国宝的兄长王愉做刺史，又割让豫州所属的四郡归于王愉。

豫州刺史庾楷，是庾亮之孙，因此大怒，说服王恭、殷仲堪再次起兵造反。

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开始游说刘牢之。

从这时起，刘牢之被牵涉到东晋后期的这几起叛乱中，也因此葬送的自己的性命，以及这支北府兵。

王恭是刘牢之的上级，也是北府兵将领。孝武帝时，为了平息王恭和司马道子、王国宝之间的仇隙，将王恭外出就藩。公元390年，王恭担任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前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守京口。

京口，又称北府，京口本身就是北府兵的根据地。

397年，王恭和殷仲堪第一次起兵时，刘牢之担任的是司马之职，兼任南彭城内史，加拜辅国将军。

因为王恭出身名门，虽然刘牢之作为部将为他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然而，王恭依旧看不起刘牢之，认为他只是一介武夫。

刘牢之心中自然不高兴。

第二次王恭起兵时，刘牢之是劝谏过的。

刘牢之对王恭说：“去年相王司马道子已经杀了王国宝，今年他任用的人，没什么大错，割出庾楷辖下的四郡来配给王愉，对将军您来说有什么损失呢？难道还能再搞一次清君侧吗！”

实际上，第二次王恭造反本身就没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如果说第一次造反是以清君侧、诛杀王国宝为名义，那这一次造反完全就是听了庾楷的蛊惑。

所以，刘牢之的劝谏是对的，可他是武将，武将的本职就是服从命令。

王恭对刘牢之许诺，如果这一次成功了，就把北府兵交给他。

由此可见，北府兵这时是由王恭统帅的。这一支打败外敌入侵的东晋特种兵，实际上不仅仅是朝廷的军队，更是这些世家大族的私人军队，开始是谢家的，这时又是王恭的。

北府兵的尴尬处境在于，它不仅靠着朝廷供养，也要靠这些世家大族供养。

所以，本应属于东晋朝廷的军队，却在几次叛乱中，和朝廷作对，北府兵优秀的将领也大多死在了这几场内斗中。

司马元显派人游说刘牢之，答应事成后，许诺他代替王恭的官职和封号。于是，刘牢之被策反了。

王恭许诺他的是北府兵统帅，司马元显许诺他的是王恭的位置，对比之下，刘牢之选择了后者。

刘牢之派遣儿子刘敬宣和东莞太守高雅之进攻王恭，王恭被刘敬宣击败。

因为刘牢之的背叛，王恭这一次起兵，最终以失败结束，王恭被杀。

刘牢之代替王恭，接管兖、青、冀、幽、并、徐、扬七州及晋陵的军务。

这就是刘牢之的第一次背叛，背叛王恭，投靠司马元显，司马元显是朝廷一派，从某种意义上看，也算是刘牢之投靠了朝廷。

但王恭也是东晋朝廷的官，掌管着七州军务，本质上还是东晋内部的政治斗争，只是王恭失败了。

但刘牢之就赢了吗？

不见得，既然有了第一次的背叛，那么就会又第二次、第三次…

王恭第二次起兵造反是和殷仲堪、庾楷协商一起的。

王恭被杀了，司马尚之也击败了庾楷。

而殷仲堪却因为用了桓玄、杨佺期做先锋，一路凯歌，杀到了石头城下。

桓玄是桓温之子，杨佺期是弘农杨氏出身，东汉太尉杨震之后，梁州刺史杨亮之子，这两人都是名门。

东晋的起义和其他朝代不同，其他朝代末期都是因为民不聊生，农民被逼起义。东晋不亏是门阀政治的巅峰，连起义都是名门造反，为了争夺朝廷的控制权。

殷仲堪到了石头城，朝廷不得已，就启用殷仲堪做荆州刺史，桓玄做江州刺史，杨佺期做雍州刺史，三人才罢兵。

公元399年，桓玄兼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长江上游的势力尽归桓玄一人。

桓温没有实现的霸业，桓玄就要实现了。

这时候，又为他送来了一名大将，就是刘牢之。

刘牢之本身是低级将领出身，凭出身，他肯定比不过王恭、桓玄这些人，这时候刘牢之就重用心腹徐谦之等人，加强自己的势力，镇守在京口。又因为平定了孙恩起义，名声大振，就连后来的宋武帝刘裕都在刘牢之帐下做参军。

公元402年，荆州发生了大饥荒，东晋朝廷决定趁此良机讨伐桓玄。桓玄也正有兴兵南下之意。

桓玄此时势力正盛，又没有起兵造反，为什么朝廷要讨伐他呢？

这与东晋掌权者有关。

此时，掌握朝廷实权的是司马元显，司马元显年纪轻轻，就颇有才气和计谋，而且，他的身边有大将刘牢之。桓玄兼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之后，势力大增，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屡次无视朝廷的调令。实际上谁也不愿意听命于一个软弱无力的朝廷，桓玄握有实权，如果任由朝廷征召，放下兵权，那还不是任人宰割。

所以，司马元显才决定主动讨伐桓玄。

那么，刘牢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实际上，就是他想得太多。

朝廷讨伐桓玄，桓玄也是没底的，担心手下的士兵不会为他所用，不愿意跟着他和朝廷作对。

而朝廷这边呢？司马元显虽然下令讨伐桓玄，可他也怕啊，怕打不过桓玄。但他有刘牢之啊。

讽刺的是，刘牢之也怕。

刘牢之怕什么？一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北府兵将领还有什么好怕的。

刘牢之怕的竟然是自己打败桓玄后会不会不被朝廷容忍，司马元显会不会容不下他，毕竟功高震主。

事实证明，想得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你怎么没有后来刘裕的气魄呢？既然容不下你可以取代朝廷自立啊。

桓玄打来了，一路东下，竟然没有遇见朝廷讨伐他的军队。

原来司马元显去找刘牢之，让刘牢之讨伐桓玄，刘牢之一是崇拜桓玄的名声，低级将领出身的刘牢之崇拜名门出身的桓玄，这也说得过去。二来，刘牢之作为军人，竟然不服从朝廷命令，司马元显让他打桓玄，他倒好，竟然投降了桓玄。

桓玄派人来与刘牢之联络，给他说了高鸟尽，良弓藏的典故，刘牢之就被游说过去了。

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何无忌劝阻刘牢之，他都不听。实际上，他该听刘裕的，刘裕的眼光或许不会错，如果刘牢之能一心一意为朝廷，桓玄必败，后来刘裕就因此打败了桓玄。所以，刘裕是宋武帝，成了开国皇帝，而刘牢之，却是三姓家奴。

这就是刘牢之的第二次背叛，背叛司马元显，背叛东晋朝廷。

司马元显也因为这次刘牢之的背叛手足无措，最终失败了。

桓玄打败了司马尚之，夺取了历阳。兵临建康城下，司马元显被击败。桓玄进入建康，以自己总掌国事，受命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加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

桓玄杀了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二人。

实际上，若不是刘牢之的背叛，司马元显很可能打败桓玄，本身就是朝廷讨伐桓玄，桓玄也因为畏惧起兵之事而准备不足，一直担心不会成功。却因为刘牢之的投靠，桓玄意外的成功了。

但是，刘牢之就因此可靠了吗？

并不会，他已经背叛了两次，不在意多背叛几次。

刘牢之已经背叛了两次上级，第一次是王恭，第二次是司马元显，他的两次背叛都导致上级失败被杀。

桓玄是很精明的，怎么可能真正的信任刘牢之呢？万一再被这样的人背叛，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于是，桓玄就想要除去刘牢之。

桓玄任命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将其调离京口。

京口是北府兵的根据地，也是长江下游扬州的势力范围，桓玄将刘牢之调离，意思就是不信任他，不让他参与到重要势力范围中来。

刘牢之也意识到了，桓玄派人送给他“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自己的确是良弓，只是高鸟和狡兔是司马元显，而不是桓玄。

司马元显没了，刘牢之对于桓玄而言，也就失去了价值。

桓玄在招降他的时候对他说，英雄霸主尚不信任手下的功臣大将，更何况那些凶残愚昧、平庸无能之辈呢？功高震主自来有之。

这下看来，那些凶残愚昧、平庸无能之辈就是桓玄。桓玄既然知道这个道理，那刘牢之自然不会被容得下了，迟早会有杀身之祸。

于是，刘牢之想要起兵反桓玄。

可是，这时候北府兵中已经没有信任他的将领了，他已经背叛了两次上级，这样的人还敢信任吗？上级不敢信他，下级更不敢信他了，没有人愿意帮他。

他手下的参军刘袭对他说：“不能做的事没有过于反叛，而将军早年反王恭，不久以前反司马元显，如今又打算反桓玄。一个人一生当中三次反叛，怎能够立足于天地之间呢！”

他手下的将领都离开他了，无奈之下，刘牢之打算北逃广陵，投靠广陵相高雅之。他的儿子刘敬宣返回京口转移家室，一直没有回来。刘牢之以为儿子被害了，愈发心灰意冷，就自缢而死了。

一代名将，北府兵将领，战争狂人刘牢之，就落了个自缢身亡的结局，真令人唏嘘不已。

遥想十几年前，刘牢之以五千兵力在洛涧大破前秦名将梁成的五万兵力，斩杀前秦数十名大将，一战成名，多么威风，多么霸气。

一个从无败绩的前秦名将，竟然败给了北府兵新人将领刘牢之，五千破五万，兵力之悬殊超过了任何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

也正是因为洛涧之战，才注定了淝水之战前秦的惨败。

然而，谁能想到，19年后，曾经的战争狂人竟然因为三次背叛，落了自杀的凄惨命运。刘牢之自杀后尸体被手下将领下葬。

桓玄听闻刘牢之自杀后，竟然下令开棺斩首，将刘牢之的尸体暴露在街市上示众。

实际上，桓玄已经知道了刘牢之要背叛他的消息，如果刘牢之没有自杀，桓玄就要攻打刘牢之了。在刘牢之还效忠司马元显时，桓玄派人与他联络，就有杀了刘牢之的想法。

这样反复无常的人，桓玄不敢用。即便日后他不反叛，可有这么一位功高震主的人在身边，难免会被其他人利用，刘牢之在军事上虽然是个大才，然而却没有政治觉悟。好在，他自杀了，桓玄也算是除去了大患。

刘牢之死后，桓玄就正大光明的篡位了。

公元403年，桓玄废掉晋安帝自立。

纵观刘牢之的三次反叛，我们假设一下，第一次王恭之乱，如果刘牢之没有背叛，或许王恭就成功杀入建康，杀了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

第二次，如果没有刘牢之的背叛，司马元显或许就能打败桓玄，维护东晋朝廷的威严了。

第三次，如果刘牢之不想着背叛桓玄，和桓玄一心，桓玄或许不会被刘裕打败。

无论是哪一次，成功之后，刘牢之最终就是一个功高震主之人，正如桓玄给他的劝告，鸟尽弓藏。作为武将，功劳太大，难保不会被猜忌，或许他就成了白起，成了韩信，这就是武将的悲哀之处了。

但历史没有如果，刘牢之最终自杀身亡的结局，相比起他的下属刘裕，是有些凄惨，但这也是武将的最终归宿之一。

然而，刘牢之的政治失误，致命之处在于不仅害死了自己，还害了北府兵，北府兵诸多优秀将领如王恭、孙无终、何谦、何无忌都在这几场叛乱中丧命，这才是长远影响。

一支战无不胜的，屡次打败外敌的东晋特种部队，没有被外敌击溃，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内斗中，最终被刘裕重整，反倒成了东晋的掘墓人，这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