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幼立志学医,目睹当时社会愚昧落后,人民羸弱多病而又缺医少药,儿童健康尤无保障,堪为甚者;痛感不振兴我国医学事业,则无以拯救中华民族之体制,立我民族于强国之林。——高镜朗
11月份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老校区(以下称“湘雅老校区”)掩映在浓浓的绿荫之中,三栋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建筑小礼堂、老办公楼、外籍教师楼点缀其中。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湘雅老校区中,有一座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书库,随着2003年湘雅新校区的投入使用以及媒体时代的高速发展,也逐渐“无人问津”。时至今日,已尘封了20年。
11月份的某一天,在抢救保护老书库所藏书籍时,惊喜地发现了一本由我国著名儿科医学先驱、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首届医学生高镜朗先生1934年7月主编的《儿童传染病》,蓝色的封面格外醒目,轻轻地拂去灰尘,封底清晰地写着“敬赠湘雅医学院图书馆 高镜朗”。而令人惊叹的是,11月份又是高镜朗教授诞辰130周年。时间的巧合,让人感叹。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6月份,张孝骞、汤飞凡、高镜朗等10名首届医学生毕业100周年。掩卷沉思,深知这本书籍的厚重历史及作者情系母校的款款心意。
高镜朗主编的《儿童传染病》(1934年7月出版)及封底的亲笔签名
高镜朗(1892年11月-1983年11月),浙江上虞人,中国著名儿科医学先驱,一级教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发起人之一,儿科医学一代宗师,与诸福棠院士并称“南高北诸”。
1921年6月1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医学生张孝骞、汤飞凡、高镜朗、任廷桂、应元岳、吴绍青、萧元定、徐维达、梁鸿训、彭治朴等 10 人毕业合影。
1921年6月18日,高镜朗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毕业,获医学博士,开启了60余年的从医执教的人生。1927年,35岁的他追随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任校长颜福庆博士辗转上海,共同实现“为中华民族自办独立的一流医学院”的宏愿而艰辛前行。在而后的人生中,作为重要创办人之一,他先后参与创建了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儿科医学系、新华医院、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
“经高医师诊治后才可放心”
高镜朗在湘雅求学时光,正是颜福庆博士主政湘雅期间。为达到精英教育的目的,颜福庆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严格、严谨、严厉”的“三严”精神。当时使用的全系英文原版教材,教学、病例讨论、病历书写等一律使用英文,“惟考试之严,为东西各国所罕见”“故学生多勤奋,学生中配眼镜者占百分之九十五”。首届医学生入学时18名,经过层层淘汰,毕业时仅10人。据统计,颜福庆校长培养的前八届医学生平均淘汰率74.3%(150/202),平均每届仅6.5人毕业。经“湘雅熔炉”锻造的高镜朗,在6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用患者的口碑证明了他“不负颜福庆校长之望”。在他创办的上海最早儿童专科医院—福幼医院,“一般日看百余号,最高达140—150号”,对病儿严密观察、极端负责,赢得了患儿家长“经高医师诊治后才可放心”的赞语,这与他求学期间打下的坚实的医学基础是分不开的。
“祖国好,社会主义好”
面对内忧外患、民族危难的困境,颜福庆校长坚持开门办学、联系社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学生时代的高镜朗目睹了国家山河破碎、主权沦丧、任人宰割、饱受屈辱,积极参加学生革命运动,为救国而呐喊。1919年6月19日出版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会刊《学生救国报》第四号中,22岁的高镜朗发表了《讨卖国贼》,“内争未息、外祸日逼,民不聊生,千钧一发,转危为安,唯全国人民是赖呜呼”“则今日卖一青岛、明日卖一山东,我三千余万方里之锦绣山河,为吾列祖列宗裂肝涂脑死守以遗我者。若于时将被若辈国贼售罄矣,痛哉!”。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1928年,高镜朗怀揣“振兴儿科事业之心终不敢或忘”的夙愿,相继赴美国、奥地利、丹麦、德国、法国等进修学习,几乎遍访了欧美主要国家著名的儿科中心。1930年,学成归国,尽己所学建设我国的儿科医学事业。
1919年6月19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会刊《学生救国报》第四号刊登了高镜朗撰写的《讨卖国贼》。
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高镜朗的爱国之心矢志不移。平反后的第二年,他出国探亲、考察,两年后毅然回到祖国。他坦言:“当地学术人士曾图挽我侨居海外,并请著书立论,余则婉言拒之……我为炎黄子孙,奚能在海外写书办刊而忘祖国?此终不敢也。”一下飞机,他激动地老泪纵横,第一句话就说:“祖国好,社会主义好。”临回国时,他还教导子女:“你们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医学事业发展作贡献。”
我国儿科事业从“零”起步,在最开始的六十多年探索历程中,几乎每一个进步都有高镜朗的身影。他对我国的儿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1983年11月11日,91岁高龄的高镜朗因病在上海逝世。
作者:刘志胜 彭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