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期，以文学改造民国性的第一篇作品。鲁迅先生在写这本作品时，他试图想给中国的国民们注入一种奋力抗敌的阳刚性格。在之后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都是以《斯巴达之魂》为源头，去推崇拜伦，尼采的恶魔风骨与强力意志，在当时的背景时期（五四运动时期）所批判中国国民的阴柔性格，同时也通过小说，在弘扬社会责任感和正义精神。但是在当时，这篇小说的出世，鲁迅先生被国人骂“崇洋媚外”。《斯巴达之魂》这本小说的出现，到底是“崇洋媚外”之学，还是有着当代意义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呢？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

一、鲁迅文学及民族魂形成的作用

鲁迅先生在1902年去日本留学，一年后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在百姓被人鱼肉，无法自救的背景下，鲁迅先生面对当时的社会，常常被三个问题困扰。根据历史考察：许寿裳说：鲁迅先生在弘文学院学习时，课余时间很喜欢看关于哲学文学的书，他常跟许寿裳谈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合在？这些问题，无一不反射了当时的中国民族性格阴柔、文弱还缺乏阳刚的抵抗力，一直被列强凌辱的国家，引起了一些先觉中国人的不满。

举个例子：在1903年，梁启超发表了推崇阳刚武勇的尚武精神《尚武论》。在《尚武论》里面，梁启超不仅作诗称赞了陆游的“诗界千年靡靡之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下，中国民族很是不满，纷纷推崇勇武的国民民魂。

《斯巴达之魂》为何会让鲁迅先生背上“崇洋媚外”的骂名呢？因为这篇小说先是描写文明曙光照亮西方世界不久的温泉关之战。主要讲述了当数百万波斯大军试图穿越温泉关，向希腊发起进攻时，斯巴达三百名壮士勇抗波斯大军，不惜以身殉国血战到底。然而在这三百名壮士中，有一位因为眼灸而退出了战场，回家与妻子团聚，结果妻子却因为他没有战死沙场而感到羞耻。当时的妻子已经怀胎数月，但她不想生下和丈夫一样的懦弱者。

便自杀在丈夫面前。妻子的刚烈死亡，深深刻在丈夫心里，他不想让妻子失望，于是他在治好眼疾之后，再次上了战场。第二年便战死在打败波斯军队的普拉塔亚战场上。当他的尸体被人发现时，深深被他妻子勇于为国捐躯的精神所感动。斯巴达国民都认为，如果没有这样刚烈的妇女，这场战役很有可能打不赢。这个故事使任何懦夫因羞耻而无立足之地。

鲁迅先生通过这篇小说，试图唤起国人的阳刚精神，希望中华民族为了争取独立自由，想斯巴达人抗击波斯侵略者那样视死如归。所以这篇小说，鲁迅先生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想弘扬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希望可以给中国的国民注入一种刚健不挠，殉身殉国，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强力性格。

鲁迅先生的文学传统是复杂的，多元的，也是发展变化的。他一直以效果去改造国民性，鲁迅先生一直在揭露当下的现实社会，让国民看清现实，同时也在推崇反抗斗争的思想。其源头则可以追溯到《斯巴达之魂》。当然，就改造国民性的侧重点看，鲁迅在留学日本时期注重的是“立”，从《斯巴达之魂》推崇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到《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推崇拜伦、尼采的强力意志，都是给国民树立一种正面的榜样。在作《斯巴达之魂》前，鲁迅曾刻过“文章误我”、“戎马书生”和“戛剑生”三枚印章，表达了自己的尚武精神。

然而以尚武的阳刚精神号召青年，始见于《斯巴达之魂》的开篇小序：“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呼唤拜伦式“力如巨涛”“精神界之战士”：“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鲁迅不但在《文化偏至论》中推崇多力善斗的尼采，还在《摩罗诗力说》的开篇与内文中征引尼采的话，从而将拜伦与尼采的强力精神联系起来。

鲁迅希望中国人像斯巴达三百勇士一样抗击异国的侵略，并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壮志。鲁迅晚年专写思考中华民族生存的杂文，给人一种行色匆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式勤劳为国的感觉，这是名副其实的民族魂，但这绝非虚矫的民族主义。鲁迅有很多日本友人，他深知以藤野先生为代表的日本文化中有踏实、认真的一面，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中华民族不改造、不抛弃不合时宜的“祖宗老例”，还难以与日本抗衡，“中国的脊梁”在苦干、实干中挺立。现在很多人吹捧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不辨是非与民族大义的张爱玲，甚至因“张爱玲热”进而掀起“胡兰成热”，却将污水泼到民族魂鲁迅的脸上，令人感到当前已到了亟需明辨是非、弘扬民族魂鲁迅的时候。

二、雅典精神

“开放的雅典社会”，雅典民主不是所有人的民主，而是“大约有三四万男性公民的群体”的民主，在这些年满二十岁的“公民”之外，大约有三十多万奴隶，还有不少来雅典的外邦人，他们都无此权利。雅典民主还是一个烦琐的民主，公民大会作为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出席公民大会的法定人数需要达到6000人，一年当中要举行40次会议，对所有重要事务进行投票表决”。百分之十的“公民”享受着雅典民主，哪怕“最贫穷的公民也依然拥有一系列令人艳羡的权利，温饱也有保障”，每隔不到十天聚到一起开大会聊天，一年大约七十多天还得参加节日庆典，保障这些美好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奴隶，他们在流血流汗、饥寒交迫。足见雅典民主制度的根本保障具有“寄生”的特征。

雅典民主政治的意义：雅典民主政治无论是在当时的古希腊还是对于当代，都是一块价值极高的瑰宝。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势，创造出法制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广大公民直接参与，原则上公民都有权利决定和管理国家大事，通过选举担任各级政府官职。这种先进的古代政治制度，为公民创造了广泛的参政机会，激发了公民的自由，开拓精神，推动了雅典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性。

具体而言就是，民主有利于正确决策；有利于修正错误；有利于监督政府为公服务，减少以权谋私的可能；有利于促进文化广泛深入发展；有利于群策群力，激发公民参政的积极性。

对于当代来说，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创造出法制基础上的差额选举、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等民治运作方式。这些制度影响持久深远，对现在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三、雅典民主的阴暗面与淋漓的斯巴达

• 雅典民主的阴暗面可以用苏格拉之死来述说

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用苏格拉底之死来抨击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苏格拉底并不是在他在世的时候就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当时普通的雅典人眼里，他更多是一个“智者”，一个行为古怪且言辞大胆的人，只有他的少数弟子和追随者，如柏拉图，才会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哲人。他“伟大哲人”的形象源自于柏拉图对他的描述，所以现代人认为他是个伟大的哲学家。

其次，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的时候并非说一定判处他死刑。苏格拉底遭到墨勒托斯等三个雅典公民的起诉，控告他毒害青年和不敬神，雅典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代替他人提起诉讼，对伤害公共利益的人提出指控，所以对苏格拉底的起诉是符合雅典法律规定的。关于罪名，在现代人看来也许是莫须有的，但是在当时雅典人看来是常严重的指控。

审判苏格拉底的陪审团是五百人，这是审理因公诉讼案件时最小的陪审团，说明雅典人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在原告控诉和苏格拉底申辩后，陪审团有280票认为苏格拉底有罪，220票认为他无罪，这个票数相差较小，只要他多争取30票就无罪释放了。在雅典审判中，原告与被告的常用策略是博取陪审团的好感与同情，而苏格拉底完全没有这么做，但即使这样仍然与220人认为他无罪，接下来的审判更能说明问题，原告提出应判处苏格拉底思想，而他拒不认罪，提出他非但无罪而且因为提醒雅典人他们无知反而有功，如果要惩罚的话，就罚他在雅典的国家食堂吃饭，雅典的国家食堂是招待贵宾的，受到宴请都是一种荣誉。

这样的“挑衅”无疑让陪审团厌恶，最后的投票结果是360票认为死罪，140票认为无罪。如果苏格拉底提出流放或者高额罚款，态度诚恳一些，完全可以避免死刑。他的死某种程度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坚持自己的信念，此时决心一死。

• 淋漓的斯巴达

斯巴达的历史通过柏拉图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深深吸引了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美国革命之父亚当斯、哲学家尼采，甚至于希特勒。《古希腊人》在“不可思议的斯巴达人”一章，开门见山地详述了惊心动魄的温泉关之战。霍尔认为，斯巴达人的刚勇、强力来自于他们“把自己视为古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后裔”，“精神上已经与自己荣耀的祖先融为一体”。鲁迅先生也高度赞扬斯巴达勇士刚健雄大的尚武精神，在开篇序言中他慨然写道：“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