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劳动报

喻军

因与钱老生前的一段字画缘，特意赶早去了一次桐乡，走访君匋艺术院，赴桐乡博物馆参观。出来时刚到午时，未作停留，直接驰向15公里开外、约莫半小时车程的石门镇，专为访谒丰子恺先生故居缘缘堂。

丰子恺、钱君匋既是同乡，又系师生。1923年春，钱君匋从家乡来到上海，进入某艺术师范求学，图画老师便为丰子恺。某年我去杭州虎跑，见梦泉石雕旁弘一法师的灵骨塔，知系丰子恺筹措，钱君匋、叶圣陶等人辅力而建的纪念塔。丰子恺于世出世间的层面，均与弘一法师有情同父子般的缘分，故钱君匋与弘一法师便有再传弟子的维系。

而“缘缘堂”的取名，实可谓“缘”上加“缘”。当年寄迹上海的丰子恺，曾请弘一法师为他的永义里寓所取名。弘一法师让他在几张小纸片上写下若干可以相互搭配、又自己喜欢的字，再揉作纸团，撒在一张供桌上，经两次抓阄，均显示为一个“缘”字，颇令闻者称奇。从此“缘缘堂”三个字，便跟随丰子恺卜居各地，成为流动且固定的堂号。不仅如此，丰子恺一生所著文集，冠以“缘缘堂”的即有四种：《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和《缘缘堂续笔》。这样的缘分，虽因偶然因素促成，却以某种信守贯穿丰子恺后半生，终以他的祖居地石门镇作为缘缘堂的事实归宿。

“缘缘堂”从初建、推倒、建成、烧毁再到重建，过程颇为曲折，以下略作梗概。

丰先生老家惇德堂始建于道光年间，原系染坊兼住家。80多年下来，早已破损不堪。直到1932年春，丰子恺因勤于著述攒下一笔稿酬，决定秉承母愿，拆旧建新。考虑到在上海还兼着差事，不能亲自监工，便委托懂行的乡人代为照应。哪知缘缘堂砖墙砌起之时，回乡来的丰子恺发现东、南墙并非直角，要求立即停工。家人劝丰子恺，若改成直角就要浪费东边一块斜角地，还是尽量用足为好。放在今日，东南斜向的建筑倒是常见的。然家人的考虑，和丰子恺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坚信做人处世要正大光明、“直人住直屋”的丰子恺，说决不可留一幢歪房子给后代。如果你们再坚持，这歪房子我就不造了，说完气呼呼地回了上海。最后家人只能妥协，丰子恺又多花了几百元，把墙体推倒重砌，也使得“缘缘堂”的竣工期延至1933年春。

丰子恺为建成后的“缘缘堂”亲题“欣及旧栖”四个字，雕于门墙水磨砖上，并请相交甚笃的马一浮题“缘缘堂”隶字匾额并附长偈。除全家入住外，丰子恺亦辞去所有职事回缘缘堂定居。镇日著述，埋头书画，几年下来，竟成一生创作的高峰期。他十分惬意于新居舒适幽雅的环境，然这段宁静、闲适又高产的日子，终毁于日寇燃起的战火。1937年11月6日，日机轰炸石门镇，丰子恺不得不挈妇将雏，流徙各地。身后的缘缘堂，不久即在炮火中化为瓦砾。

缘缘堂从被毁到重建落成，已是48年后的1985年9月15日，其时正值丰子恺去世10周年纪念日。这48年间的时事变迁，使缘缘堂旧址上，出现了一家名曰“石门镇印染小组”的手工作坊，里面还住着好几户人家，地权也已归属公家。缘缘堂无遗存，须从一砖一瓦建起。不光建屋费用，前期拆迁及给作坊人家安排新住处也须不菲的出资。后由丰子恺爱女丰一吟出面，写信向丰子恺生前挚友、已定居新加坡的广洽法师求助。广恰法师立刻汇来三万元钵资以供造屋之用。另由桐乡当地再拨款三万余元，从而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来缘缘堂增造的部分，由丰子恺子女售卖祖上产业得款3000余元、全家自资2000余元，外加当地政府资助一部分，才使得如今300余平方米、分前后两个庭院、三楼三底建制的缘缘堂得以完工。其建筑样式，大体符合旧居的设计。

落成后的缘缘堂目前只有两件物品为原物，一是柱子的一块基石；二是当年被战火烧焦的大门。赖幸当年丰子恺的堂兄丰嘉麟从废墟中抢出，并由后人保护近半个世纪，才给今日的凭吊者留下这点念想。那日我在前院镂有“高风亮节”的卧石和丰子恺石像前的石凳上默坐；或于陈从周题匾的“丰子恺故居”门前庭院扶摇的芭蕉中，思及丰子恺简朴无华、寓意隽永的画风及文风，以及他终身为之恪守，决不随人俯仰、媚时取宠的品次怀抱，以为于近现代一流画家中，其所成就者殆未可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