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山隐逸文化探微（下）
□叶茂樟 文/图（除署名外）
隐逸是古代士人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理念，由此形成的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风景线。九日山是泉州的名山胜地，晋兴以来在此短期寄寓或长期隐居者不乏其人，形成独特的九日山隐逸文化。唐人秦系、姜公辅、欧阳詹和韩偓等“四贤”是九日山隐逸文化的代表，对泉州文化产生较大影响，彰显了士人风骨，涵养了教化之风，丰富了泉州文化之内涵。
西峰岩壁上的“九日山”三字为清代武状元马负书所写（资料照片）
“四贤”隐逸遗景
九日山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据明黄文炤主编的《九日山志》记载有三十六奇景，即秦君亭、姜相台、翻经石、石佛岩、无等岩、钓台、一眺石、醉石、葫芦石、百级石、小清凉石、碧玉峡、砌石庭、自然磉、廓然亭、翠光亭、聚秀阁、御书阁、琴泉轩、乱峰轩、思古堂、墨妙堂、水陆堂、神运殿、灵乐祠、肉身佛、东峰道场、白云井、菩萨泉、惠泉、放生池、仙人桥、晋朝松、无名木、檀越林和石砚、石盆、石碾及石灶等。偶见其他记述的古迹还有宾月轩、二贤祠、三贤祠、四贤祠、园通阁、石墙、赛鹅沟、藏杉井、出米石、白云堂、钓龙井等。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古迹或因岁月流逝，或因人为破坏，而烟消云散，时至今日已存留无多。这里就与“四贤”相关的名胜古迹作介绍，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九日山隐士和隐逸文化遗风。
■“四贤”摩崖石刻
九日山摩崖石刻历史久远，镌刻如林。《南安县志》云：“九日山为我邑第一名胜，前代名公巨卿、贤人君子来游此者，卒有诗词题咏。山中无石不刻字。”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景迹题名、登游诗刻、游览留名、修建记事和海交祈风等，其中不少与寄寓在此的“四贤”相关，这里撷取部分作一介绍。
九日山素有“山中无石不刻字”之称（资料照片）
“高士峰”“姜相峰”石刻：“高士峰”题刻位于西峰石佛岩下原秦君亭旧址左前侧，系为纪念秦隐君，为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福建提刑观察使苏才翁题刻。三字苍劲古质，如系之为人。“姜相峰”题刻位于东峰峰脊中部岩壁，为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泉州同安人苏绅（天禧三年进士）题刻。三字笔力万钧，有如姜公之耿直忠贞。关于“姜相峰”，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谒姜公墓祝文曰：“嶷嶷姜公，巉巉东峰，峰以姜名，千载并崇。”
历代游客登临题诗刻石：如南宋赵时焕、赵崇皦《题秦君亭》诗刻二首，位于西峰东坡巨岩石刻群，其一：“频年因送客，携酒访山灵。归去成何事？重来愧此亭。天宽野水白，松润石崖青。倚杖思今古，寒鸥落远汀。”二赵均系宋宗室。又有南宋陈炎子和赵韵题秦君亭诗刻，位于上述题刻上方，诗曰：“隐君在何许？把酒唤英灵。已矣成千古，悠然见一亭。雨淋碑自墨，岁老柏长青。大笑下山去，潮平月满汀。”“淳祐壬子仲夏朔三山陈炎子奉和。”
修建记事石刻：如南宋赵竹屋重修三贤祠、 秦君亭纪事石刻，位于西峰“九日山”三字巨岩之东，上山石级路右小岩东南向；南宋黄汝嘉重修姜相墓纪事石刻，位于东峰东南坡姜相墓后岩壁；南宋陈晋接等重建三贤祠石刻，位于东峰南麓石刻群悬崖前小岩间。这些三贤祠、四贤祠入元即渐毁圮。
南宋陈晋接等重建三贤祠纪事石刻
■“四贤”现存古迹
高士峰和姜相峰：九日山有东、西、北三峰，俗称三台，海拔112米。秦系隐居于此，被称为“高士”，西峰又名高士峰，宋王十朋有诗咏西峰诗“山中高隐欲逃名，不谓名随隐处成”，系亦因此峰而永志，高峰隐士，相得益彰。东峰（东台）因谪相姜公辅寄迹，又名姜相峰，又因形似麒麟，俗名麒麟山。
秦君亭旧址：西峰苏才翁题刻“高士峰”三字岩右即秦君亭旧址。唐为纪念秦系筑室长隐此山，于其筑室处建“秦君亭”，几兴废。五代时陈洪进重修葺新，并立秦系像于亭，是为三十六奇景之一。至明复废，清嘉庆间秦系裔孙秦时中知南安县时，重建是亭并立碑纪事于其东侧。秦系长隐西峰时另有石砚、石盆、石碾、石灶，已散失难寻。近年来，于石佛岩东侧摩挲僧慈中于明成化十一年所凿之刻石纪事，有“X君砚”等字，疑该凿有长方形、圆形两石穴之岩石，即秦系当年之石砚、石盆。
此石疑为秦系的石砚与石盆（资料照片）
姜相台：唐相姜公辅贬谪泉州后隐居九日山东峰，其庐前有巨岩一片，岩顶平坦，可坐十余人。前眺金溪，右对西峰，为当年姜相在此闲坐眺览、啸傲山水，并与西峰秦系相呼应之处。后人称之为“姜相台”，以寓纪念之意。明黄克晦诗云：“姜相登临处，青山客落晖”，写的就是此台。
姜相墓：姜相墓在九日山东峰东南麓，即姜公辅坟墓。公辅当年被谪，只身来泉，筑室九日山东峰长隐，与秦系相依十三载，于永贞元年（805年）因病客死于此。妻室子女均远在爱州日南老家（即今越南河内南部地区），未能来此送终，秦系为其营葬于此。因景仰他的耿直和同情他的际遇，历代均有官吏名宦、文士诗客，到此凭吊思古，郡守邑令也时为修护。
姜公辅墓道碑
■“四贤”湮没古迹
聚秀阁：又称东峰道场、东台，建于北宋，石刻多有记载。阁在九日山东峰姜相台后平地，系姜公辅隐东峰时筑室旧处。历代游人登临，必至此阁宴集瀹茗。南宋时或曾改作道观，故称“东峰道场”。朱熹曾两度登临。历代建筑虽屡有易，但“东台”之称至今不变。清末至民元，附近农民祀金苏二夫人于此，故俗称“东台妈”。近又重建祠宇一座，复祀金苏二夫人于此。
思古堂：亦称“怀古堂”，南宋朱熹建，并题“仰高”二字为堂匾，寓景仰姜秦二公亮节高风之意。《闽书》所载“半山里许道上”，确切地址不明，可能在今“九日山”三字巨岩平台处。南宋石刻有“憩息于怀古堂”记述。入元已废。
二贤、三贤和四贤祠：二贤祠，南宋绍兴初泉州太守赵令衿所建，祀奉秦系与姜公辅，称“姜秦二公祠”，祠在延福寺东侧；三贤祠，祀奉秦系、姜公辅及韩偓，具体祠址不明；四贤祠，祀奉秦系、姜公辅、韩偓和欧阳詹四人。宋时修建的这些祠入元即渐毁圮。历代均有吟咏，如宋进士傅定保有《四贤祠次韵》：“草荒丞相墓，云锁隐君亭；助教衣犹绿，翰林山尚青。”
钓台：此台在石佛岩前山下，时秦系隐居九日山，自号“东海钓客”，常于此台垂钓，其诗作有“苍黄倒藜杖，伛偻睹银钩”句，即秦系其在钓台垂纶的自我写照。千百年来溪岸前移，距山脚达百米，已难觅当年钓台旧迹。
晋松：晋朝衣冠南渡所栽种，共百余棵，为隐逸孤高之象征。历代诗文均有吟咏。《新唐书·秦系传》云：“九日山大松百余章，俗传东晋时所植。”南宋仅存其一，宋王十朋诗云：“孤山陈柏已物化，九日晋松犹后生。”经历元明三百余载，至清朝顺治年间，最后一棵晋松最终为台风撕拔，就此消失。
“四贤”之隐逸诗文
大凡彪炳史册之隐士，多为非凡之人。“隐士”之人，实在是“贤人之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他们“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隐逸山川，自然有一份超脱世俗的闲情野趣，流露在笔端，则成为“隐逸诗”“山水田园诗”，别有一番韵味。九日山“四贤”均为当朝名士，除姜公辅之外，其余三人还是著名诗人，他们或自抒性情，或与友酬唱，留下来不少诗作，成就了九日山隐逸诗文。
秦系是中唐著名隐逸诗人，五言诗与刘长卿、韦应物鼎立诗坛，唐代文学家权德舆深爱其诗，尝云“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宋李昭玘称其诗“辞意深远，讽而不怨，有古诗人之凤”。北宋初，陈洪进榜书秦系诗二十篇于秦君亭。乾隆版《泉州府志·九日山》收秦诗六首、康熙版《南安县志》收八首，据《九日山志》作者黄柏龄考证，秦系隐居九日山期间诗作共十一首。秦系从唐德宗建中初年（780年）始，于九日山筑室长隐，长达二十五年。这些诗就是他隐居生活的写照。如《山中赠诸暨丹丘明府》：“荷衣半破带莓苔，笑向陶潜酒瓮开。纵醉还须上山去，白云那肯下山来？”《晚秋拾遗朱放访九日山居》：“不逐时人后，终年独闭关。家中贫自乐，石上卧常闲。”
与友人的酬唱之作，是秦系诗作的重点。作为中唐著名诗人，秦系与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朱放、皎然和丘丹等诗人名士交往甚厚，隐居泉州后，这些友人常赠诗书，彼此牵挂。以五言诗著称于世的刘长卿，多次书赠秦系，如：“群公谁让位，五柳独知贫。惆怅青山路，烟霞老此人”（《赠秦系征君》），“向风长啸戴纱巾，野鹤由来不可亲。明日东归变名姓，五湖烟水觅何人”（《赠秦系》）；品性高洁的韦应物也寄书秦系：“知掩山扉三十秋，鱼须翠碧弃床头。莫道谢公方在郡，五言今日为君休”（《答秦十四校书》）；又有戴叔伦赠诗：“五都来往无旧业，一代公卿尽故人。不肯低头受羁束，远师溪上拂缨尘”（《送秦系》），等等。面对友人的牵挂，秦系也赋诗相赠，如《山中崔大夫有书相问》：“客在烟霞里，闲闲逐狎鸥。终年常裸足，连日半蓬头”；《寄浙东皇甫中丞》：“闲闲麋鹿或相随，一两年来鬓欲衰。琴砚共依春酒瓮，云霞覆著破柴篱。”展现了一个纯粹的隐士形象。当节度使、御史大夫张建封奏请朝廷加封其为“校书郎”时，秦系丝毫不为名利所惑，回复张建封大夫：“久是烟霞客，潭深钓得鱼。不知芸阁上，遗校几多书”（《张建封大夫奏系为校书郎因寄此作》），“昨日年催白发新，身为麋鹿不知贫”（《山中书怀寄张建封大夫》）。依旧钓鱼自乐，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欧阳詹诗名卓绝一时，他与秦系、姜公辅同代而晚辈，时泉州刺史薛播赏识欧阳詹的才华，对他优渥有加，时邀携游九日山，与秦系交游，谈文论道。欧阳詹有关九日山的诗作共两首，其一，《旅次舟中对月寄姜公》诗云：“中宵天色净，片月出沧洲。皎洁临孤岛，婵娟入乱流。应同故园夜，独起异乡愁。那得休蓬转，从君上庾楼。”另一首为《山中老僧》，诗云：“笑向来人话古时，绳床竹杖自扶持。秋深头冷不能剃，白黑苍然发到眉。”
韩偓寓居南安长达十三年，在这里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其先后定居的丰州招贤院和龙兴寺均属于九日山范围，韩偓晚年诗作体现了这段隐居生活和心境。如《南安寓止》诗云：“此地三年偶寄家，枳篱茅屋共桑麻。蝶矜翅暖徐窥草，蜂倚身轻凝看花”；《春尽》诗云：“惜春连日醉昏昏， 醒后衣裳见酒痕。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江岸闲步》诗云：“一手携书一杖筇，出门何处觅情通。立谈禅客传心印，坐睡渔师著背蓬。青布旗夸千日酒，白头浪吼半江风。淮阴市里人相见，尽道途穷未必穷。”韩偓对九日山延福寺情有独钟，《赠延福寺僧》诗云：“尽说归山避战尘，几人终肯别嚣氛。瓶添涧水盛将月，衲挂松枝惹得云。三接旧承前席遇，一灵今用戒香熏。相逢莫话金銮事，触拨伤心不愿闻。”为九日山隐逸诗文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贤”隐逸文化之影响
中国古代对“隐士”的称谓种类繁多，如处士、高士、方士、隐民、逸民、遗民、幽人、高人、山人和隐君子等，士人隐逸的原因也纷繁复杂。不管其动机如何，隐逸行为都展示了士人们独特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和人生追求，形成我国特有的隐逸文化。以秦系、姜公辅、欧阳詹和韩偓为中心的九日山“四贤”，也形成九日山特有的隐逸文化，对泉州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彰显文人志士之风骨
本质上说，大多数士人的隐逸行为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是士人保存自我的方式和人格追求。九日山作为一方名胜，一直受到南迁中原士族的青睐，他们栽种青松，登高远眺，寄托乡思，成就了九日山之名。
在九日山作短期寄寓或长期隐居者，除了“四贤”之外，名声在外者，还有唐代名僧无等、傅笋；北宋陈瓘；南宋李邴、朱熹、陈知柔、僧无可；明代僧天辟、黄克晦、黄养蒙，等等。他们以自己的行为方式昭示文人志士风骨。九日山西峰秦君亭下，唐代高僧无等禅师筑石隐居四十四年不下山，后人称此岩为“无等岩”。而在无等岩下，至今还有一座保存完好之古墓，即琴者孔希岛之墓。孔希岛，何许人也？根据清道光版《晋江县志·卷60·人物志·仙释·孔希岛》载：“孔希岛，不知何许人。善鼓琴，遨游海上。问其家，不答。问其年，不知。夏裘冬葛。遗之钱，不受，受则与人。时辄慷慨取琴鼓数行。遇权贵即避去。强之，终不肯鼓。”不论出身，来去无踪，鄙视金钱，不畏强权，此乃隐士之铮铮风骨。
九日山“四贤”，更以他们的人格魅力为后人所折服。千百年来，来此怀古凭吊“四贤”者，数不胜数，留下大量的诗词祭文，彰显了“四贤”风骨。如南宋泉州太守赵令衿《姜秦二公祠记》：“二公皆唐伟人，名在简册，邦人景仰之若山斗焉。姜之坟号曰姜相峰。秦之故居榜曰秦君亭，而又俞其山之巅曰高士峰，以示后人，使仰其高躅而不忘也。”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谒姜公墓祝文》：“建中贞元之相，垂二十人。而以清名直道标表百代者，公与陆宣公而已。”明成化年间进士傅凯《重修姜相墓碑记》：“惟其直节不回，可以质天地而无愧，此其所以虽屈于一时，而起敬于千载之下者，尚未艾也。”
■涵养泉州教化之风
九日山自古以来吸引了无数的名人雅士，或登高望远，或隐居避世，或筑室苦读，因此，九日山从来就不是一座单一的宗教名山，而是儒道释三教的统一体，多元文化的宝地。聚集在这里的名人雅士及访客仕宦，经年谈经论道，形成特有的文化氛围，涵养了泉州教化之风，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以九日山“四贤”为例，无论短期寄寓还是长期隐居，从来就不是他们四人的孤独生活。秦系隐居山中，与后来的姜公辅，论史注书，笑傲山水，尽管秦系流下来的诗作不多，“注书不向时人说”，但并不有损于他作为中唐著名隐逸诗人的形象；而姜公辅没有诗作传世，却以敢于直谏的忠臣形象征服时人及后来者。仰慕秦系、姜公辅的高尚人格，交游身边的就有泉州刺史薛播、席相及士人欧阳詹等大批名士。欧阳詹成为泉州进士第一人，就是得以薛播、席相和姜公辅等人的提携、鼓励。欧阳詹进士及第归泉后，又到九日山追随秦系，与秦系、姜公辅成为忘年之交。贞元九年（793年），泉州刺史席相在东湖二公亭设宴，为欧阳詹和八名赴京应试的举子饯行，请姜公辅作陪。“一时老幼来窥，尽室盈岐，闾里之士，皆以为荣，竞劝于学”，对泉州学风产生巨大影响，心怀感恩的欧阳詹曾作《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又撰《二公亭记》追述其事。据明代理学名臣蔡清《欧阳行周文集》序：“自是闽士始知所向慕，儒风日以振起，相师不绝。迤逦至于杨龟山、李延平辈，分河洛之派，授之朱子，而正学大明，道统有归，吾闽遂称海滨邹鲁矣。”这固然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不能不说，欧阳詹进士及第对泉州甚至闽地学风影响甚大。除“四贤”之后，在九日山筑室就读者不乏其人，如唐代进士傅笋，登科前于白云坞筑“白云书屋”，潜心苦读；北宋士大夫精神的代表陈瓘随父陈偁知泉州时，因慕秦系高隐，于西峰秦君亭畔筑“读书山房”，等等。
■丰富泉州文化内涵
九日山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吸引大量的文人志士登临题咏，留下大量文辞诗笺，成为九日山名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文收录于《泉州府志·九日山》及《南安县志·艺文》共计百余篇；现存山中石刻二十余篇，见诸其他诗文集三十余篇。总计一百七十余篇，作者百余人（其中不少为历代名家名士），可谓蔚然大观。其中与九日山“四贤”相关的诗文、碑记、序跋等达三分之一。“四贤”及其与友人酬唱之作，后人凭吊“四贤”之作，是九日山隐逸文化之主体。
除“四贤”之外，据不完全统计，从有唐至民国，共有戴叔伦、刘长卿、韦应物、钱熙、陈瓘、吴栻、邓祚、傅伯成、陈知柔、张思、王十朋、傅定保、欧阳至、傅凯、李廷机、刘佑、陈世清和林骚等五十余名士，创作大量关于“四贤”之诗文，不少为名篇佳作，如南宋泉州太守王十朋《姜秦峰》：“郡侯不识国元勋，释子那知姜与秦？隐士有灵应抚掌，相公死亦不容身。”元人欧阳至《题四贤祠》：“唐像衣冠古，空山笔砚灵。老僧新栋宇，隐士旧池亭。茶灶云根白，书灯鬼火青。残碑藓花碧，小篆雁书汀。”世易时移，物是人非，“唐时贤士今何在？晋代青松独此存。往事悠悠何处问，金鸡山色又黄昏”（宋代刘涛《吊秦隐君》）；“草荒丞相墓，云锁隐君亭。助教衣犹绿，翰林山尚青”（元代傅定保《题四贤祠》），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岂不让后人扼腕叹息？“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文章幸”，九日山蔚然大观的隐逸诗文，丰富了泉州文化的内容，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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