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王望山。

图二：王望山运动公园牌坊。

图三：王望山宋代白云亭遗址。

图四：南宋中期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对王望山的记载。

　　周书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巴中县有过一次“王望山”“望王山”山名之争，缘由当时新修《巴中县志》。有人主张“王望山”说，有人主张“望王山”说，双方据理力争，最终以“望王山”说占上风，故1980年代编修、1994年6月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巴中县志卷十九·文化·名胜》如此记载该山：“城北望王山，与县城一水之隔，三面峭壁如削，为城周至（制）高点。因李贤谪贬巴州，怀念先王，北望长安而得名。”此乃新修地方志首次将“王望山”更名“望王山”，至此“望王山”之名逐渐流传。巴中建地设市后，“望王山”名还用来做街道、路牌、公园名，成为规范使用名称。然而在民间，“王望山”名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依旧在人们口头传播。表面上看，“王望山”“望王山”是山名之争，其实是一个“文化事件”——从中可以管窥当地人如何进行传统乡土历史文化重构。本文从“名”与“实”考察“王望山”名称由来与嬗变，探讨更名“望王山”动因及依据，旨在正本清源，厘清是非。

　　一、“王望山”之名首次出现于宋代文献

　　王望山本名北山，又名王蒙山，位于四川巴中市巴州区治北。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称“巴州第一山”〔见《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八十七·利东路·巴州·景物（下）》〕。

　　十余年前，笔者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在城北，王望山巍然屹立，孤峰突兀。因孤峭、傲岸，与周边的众山形成巨大反差。它鹤立鸡群、独占鳌头，俨然众山领袖，卓尔不凡。置身巴城，稍一抬头北望，进入视野的就是王望山。天清气朗时，在白云压迫下，它蔚秀而亘古”“在巴中，从来没有一座城市的生活与一座山峰如此靠近、联系得如此紧密。王望山与巴城唇齿相依，谁也离不开谁。换句话说，王望山是巴城的最高建筑，也是一些人心灵的建筑”（见《城北·王望山》，原载《巴中文史》2010年3期，《西部散文选刊》2011年1期转载）。按理说，在这种考证文章中引用如此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抒情文字多少有些不妥，但考虑到部分读者对王望山地望并不了解，故迁就插入这些文字，便于他们更直观、感性地认知王望山。

　　查《华阳国志》《水经注》《隋书·地理志·清化郡》《〈括地志〉辑校·巴州·化城县》（原书佚，清人孙星衍等辑，今人贺次君辑校）、《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二《山南道三·兴元府》集州、巴州、壁州等九州内容阙，仅存目录）、《旧唐书·地理志·山南西道·巴州》《新唐书·地理志·山南道·巴州清化郡》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现存传世地理总志、专志及隋唐正史地理志，均无“王蒙山”“王望山”或“望王山”记载（《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因是残书传世，故不知巴州当时实情）。

　　人类发展进程中，人所置身的地理环境中的山、河等名称，一般会经历一个由俗至雅的变化过程，其间还免不了对地名的讹称。一山多名、新旧名共用现象各地比比皆是。北山——这种按地理方位命名、简单随便而带有原始印记的称谓是王望山最初的名称应该是无疑义与争议的。但它也有讹称的经历——北宋初年，被误名“黄牛山”。《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三十九·山南西道七·巴州》“化城县”条：“化城县……以县南三里化城山为名。龙腹山、胡鼻山、黄牛山，以上三山皆在郡界……白马穴，《九州要记》云：‘即黄牛山，有穴，昔有白马奔出，故名。’”

　　两宋时期，化城县是利州路巴州首县，县城遗址在今巴中市巴州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部分街区。化城山今名南龛坡（亦名南龛山），化城县因其命名。《九州要记》亦名《九州志》《九州记》，相传为西晋著作郎乐资撰，记政区沿革、山川地理、古迹民俗等，久佚。明代著名学者曹学佺在《蜀中广记卷二十五·名胜记第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北龛”条引“《志》云：‘在北山一里，有白马泉。’《九州要记》云：‘即黄牛山，有穴，白马奔出，故名。’”从北山有白马泉、黄牛山有白马从洞穴奔出故名白马洞（泉）的角度去理解，将北山等同于黄牛山。至清代，《（雍正）四川通志卷三十三·山川·保宁府·巴州》亦沿袭此说：“王望山……岩腹间有龙洞，旧志即古黄牛山也，亦名北山。”乾隆年间，学者李元考证，《太平寰宇记》引《九州要记》所载“黄牛山”即王望山。他在《蜀水经卷之十四·巴水》中写道：“……巴江又南经王望山。（王望山）亦名黄牛山……《九州要记》曰：‘黄牛山有穴，白马奔出，因名白马泉。’”随后，《（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二·地舆·山川》“王望山”条照搬照抄《（雍正）四川通志》，依旧沿袭“黄牛山即王望山”之说。

　　“黄牛山即王望山”其实是曹学佺、李元等人的误解，亦是两宋时期文献之误载。

　　宋神宗熙宁末至元丰初年，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该志卷八《利州路·巴州》“化城县”条记载化城山，不载“王蒙山”“王望山”，也无“北山”。北宋末年，欧阳忞撰《舆地广记》。该书卷三十二《利州路》巴州内容阙，有无“王望山”“王蒙山”“北山”记载，不详。

　　据现存传世文献看，“王望山”“王蒙山”出现在南宋中期成书的《舆地纪胜》中。该书卷第一百八十七《利东路·巴州·风俗影胜》引郡守杨概《王望山二亭记》“倚东楼而望栏楯之外，若与山相接，太守宜朝夕得游处于其上”句，“王望山”直接出现在时人游记标题中（《王望山二亭记》今佚），“二亭”即白云亭、驾鹤亭。

　　杨概，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任巴州知州，尝在巴州南龛题《大宋淳熙元年六月二十日，巴南守杨概值先考朝请忌日谨赞》诗〔见《（道光）巴州志·艺文志》〕。《舆地纪胜·巴州·景物（上）》“龙洞”条：“在王蒙山之岩腹间，有洞深不可测……”王蒙山即王望山别称。《舆地纪胜·巴州·景物（下）》“白云亭”条：“在蒙山。”蒙山即王蒙山之省写。又《景物（下）》“驾鹤亭”条：“在王望山。世言骑鹤上扬州，盖扬为天下第一，此山亦巴第一山也。”《舆地纪胜》编撰者王象之称王望山为巴州第一山。该书《巴州·古迹》还专门介绍王望山：

　　在江之北岸。自郡城绝江而登，山高二里许，岩径极险，占一郡之胜。相传云王真人得道于此。真人名蒙，故称王蒙山。旧记云：“唐元宗控白驴至此山，望见京阙，语曰此去京师不远，因改名曰王望山。”

　　《舆地纪胜》详细记载了王望山方位、海拔、形势，信息量大，内容丰富。由此可知，王望山原名王蒙山，是因王蒙在此山成仙得名；后改名王望山，是因唐元宗至此山望见京师长安得名。

　　唐元宗即唐玄宗李隆基。两宋时期，为避宋真宗创造的祖先赵玄朗名讳，“玄”改“真”“元”等字，多将“唐玄宗”写成“唐元宗”；清代，为避康熙帝玄烨名讳，亦将“唐玄宗”写成“唐元宗”。

　　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多引宋代以前地理总志和当时的地方志。巴州地方志——《清化前志》《清化续志》所载内容亦被他引用，有时注明出处，有时未注明。因《清化前志》《清化续志》佚，今人已不知他引用的材料到底是出自《前志》还是《续志》。《舆地纪胜·巴州·碑记》：“《清化前志》，教授刘甲编；《清化续志》，教授李钧编。”“教授”为当时学官名。“清化”即清化郡，巴州的古雅称谓——北魏延昌三年（514）于大谷郡北置巴州，隋大业三年（607）改巴州为清化郡；唐武德元年（618）曾改郡为州，天宝元年（742）又改州为郡，乾元元年（758）再改郡为州。唐代有二百七十四年间都叫州，可有十六年叫郡，故《新唐书·地理志》中一个地方往往有某州某郡两个名称。其实一州就是一郡，均指一个地方。两宋时期，“巴州清化郡”州郡名连用，加个郡名，只是延续以前建置而已，或者说设立郡名官员可以封爵使用；还有，州名加郡名仅仅是一地“古雅”的表征，并无实际意义。《清化前志》大约成书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清化续志》成书时间不详，但二志成书时间均在《舆地纪胜》椠板前。由此推论，无论是“王蒙山”“蒙山”还是“王望山”，均出自巴州清化郡本地志书及“图经”的记载。

　　南宋末年，祝穆撰、其子祝洙增订的《方舆胜览》椠板。该书卷六十八《利州东路·巴州》“王望山”条：“在江之北岸。自郡城绝江而登，山高二里许，岩径极险，占一郡之胜。相传云王真人得道于此。真人名蒙，故名王蒙山。旧志云：‘唐元宗控白驴至此山，望见京阙，曰此去京师不远。故名。’”《方舆胜览》照搬照抄了《舆地纪胜》“王望山”条文字。

　　《舆地纪胜》所引“旧记”、《方舆胜览》所引“旧志”，即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记·巴州》“北龛”条所谓的“《图经》”、清代李元《蜀水经·巴水》所谓的“州志”。《图经》具体指哪一部文献，今已无法查考。唐宋“图经”类文献众多，且绝大部分佚失。学者赵贞指出，《图经》通常包括地图和经文（文字说明）两部分内容，是描述“州郡地理”情况的专门著作。传世《图经》并不多见，其内容多散见于史志、类书及地理书中。就形式而言，往往是经存图亡，通常仅有州郡地理描述的说明文字，至于具体地图则亡佚不存。《图经》资料来源，既有前代史志文献的征引，也有古老相传的旧闻和神异、灵验故事，还有来自民间社会的搜求和采访。官修《图经》遵循一定的格式和体例，且在《图经》“旧本”的基础上，根据地方风土改移情况，不断进行地方志补充或续修，以便更好地反映州县地理方物变化。中央通过地方州县定期报送的《图经》，尽可能对天下诸道州府的民风政情与山川形势有所了解，进而为中央决策提供地理依据。唐代是《图经》地志之学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图经》的定期造送之制，在五代、北宋仍在继续。在《图经》定期编修与造送中，州县官员兼有纂修当地《图经》的职责，由此使得官修《图经》中以州县《图经》居多，其中州《图经》尤为普遍。基于州府官员三年或五年造送《图经》通例，唐代三百多州府中，每一州府都应编有《图经》。唐代的《图经》是以道、州（府）、县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而进行编纂的，其中以州为单位编纂的《图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成效上，始终都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见《论唐代〈图经〉的编修》，原载《史学史研究》2013年4期）。《蜀水经》所谓“州志”，即《清化前志》《清化续志》。从史料来源看，再次证明，南宋中后期地理总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在编撰过程中，广泛征引相关地方志及《图经》的事实。

　　元代地理总志《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四川等处行中书省、西蜀四川道廉访司·广元路·巴州·景致》“王望山”条，亦沿袭《舆地纪胜》引旧记“唐元宗控白驴至此山”记载，云：“唐元宗控白驴至此山，望见京阙曰：‘此去京师不远。’故名王望。”

　　地名雅化往往是将自然的地名赋予文化内涵，寄予文化诉求，一般少有将文化地名再赋予自然名称。“北山——王蒙山——王望山”，山名由简单的方位指代过渡到充满神秘色彩的神话传说，从俗到雅，赋予其宗教内容。同时，还将它误名“黄牛山”，讹传后世。

　　　　二、北山·北龛·龙洞辨误

　　明代，《蜀中广记·名胜记》（《名胜记》即单独刊印行世的《蜀中名胜记》）记载巴州北龛时，将北龛与王望山再次混为一谈——据现存传世文献看，首次搞错的是《舆地纪胜》。《舆地纪胜·巴州·景物（上）》“龙洞”条：“在王蒙山之岩腹间，有洞深不可测……又杨羲仲《游龙洞记》谓：‘左曰东洞，门如镵凿，高几三百尺，耀若太仪之庭、兜率之宫。又百余步，则空穴开明，有琉璃洞及释迦像、石犬、石鸟，凡石之诡形怪状，莫不毕献。又六七里，适后山之根，右曰西洞，其奇怪亦亚于东洞。’”出错原因在于王象之错引杨羲仲《游龙洞记》。《游龙洞记》（原文佚）本是描写巴州城东东龛的龙洞，王象之却说龙洞“在王蒙山之岩腹间”。如果进一步深究的话，错出在《太平寰宇记》所引的《九州要记》。

　　《蜀中广记·名胜记》广泛征引前代多种文献，力图全面呈现四川各地历史文化的丰富性。然而，编撰者曹学佺对这些来自前代的各类文献并未细加考订，也不可能一一开展田野调查实证文献的信度，最终遴选可资利用的相关材料，不管真伪，结果书中错讹多多。《蜀中广记·名胜记·巴州》“北龛”条：“《志》云：‘在北山一里，有白马泉。’《九州要记》云：‘即黄牛山，有穴，白马奔出，故名。’《碑目》云：‘王望山，旧名北山。山半石壁隐出老君像，唐人为赋北山老君影迹诗。’《图经》云：‘王望，字子蒙。开元初，尝与玄宗遇，俗传为晋时人。旦跨白驴入长安市，暮复回。’《胜览》云：‘王望山，在江之北岸。自郡城绝江而登，山高二里许，岩径极险，占一郡之胜。相传王真人得道此山。真人名蒙，故名王蒙山。’旧志云；‘唐玄宗控白骡至此山，望见京阙，曰此去京师不远，故名王望。’志云：‘龙洞在王蒙山岩腹间。’杨羲仲《记》云：‘左曰东洞，门如镵凿，高几三百尺，耀若太仪之庭、兜率之宫。又百余步，则空穴开明，有琉璃洞及释迦像、石犬、石鸟，凡石之诡形怪状，莫不毕献。又六七里，适后山之根，右曰西洞，其奇怪亦亚于东洞。’杨虞仲《游王望山》诗云：‘白云环其巅，流水绕其趾。古木与云齐，偃蹇龙蛇似。飞仙渺何许，风驭难慕企。手种空流传，岁月尚谁记。化鹤空归来，其树还可指。仙凡隔咫尺，世人谬千里。丹灶空伏火，河车争挽水。学仙仙益远，槁死空山里。我欲问真诀，岂惮航一苇。便当捐冠簮，超然谢尘滓。仙人拍手笑，外物倘来尔。个中自昭昭，一点非非是。随缘了世缘，他年竟语子。’”〔“个中自昭昭，一点非非是；随缘了世缘，他年竟语子”，据《（道光）巴州志·艺文志·历代诗》补。杨虞仲，字少逸，眉州（今眉山）人，见《（道光）巴州志·杂纪志》。“杨羲仲《记》”即杨羲仲《游龙洞记》，“杨羲仲”疑为“杨虞仲”，《游龙洞记》《游王望山》疑似同一作者〕

　　曹学佺引《图经》《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文献将真人王蒙、唐玄宗李隆基再次附会于王望山，清康熙年间，引起著名学者顾祖禹质疑。顾氏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八·四川（三）·保宁府·巴州》中写道：“王望山，州北三里。岩径极险，为郡之胜。《志》云：‘山本名黄牛山。唐天宝中，有王望者字子蒙，隐于此，因改今名。亦名王蒙山。’又云：‘玄宗幸蜀，尝登此山，北望京阙，故名。’似误。”顾祖禹在爬梳文献时，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警惕，对旧志附会“唐天宝中，有王望者字子蒙，隐于此”“玄宗幸蜀，尝登此山，北望京阙”于王望山深表怀疑，所以在引用旧志相关文字时，一并表明自己存疑的态度——“似误”，目的在于提醒读者。顾氏非四川人，对巴州的情况知之甚少，但他做学问求实求真的严谨作风令人敬佩！

　　《（雍正）四川通志·山川》“王望山”条依旧沿袭诸志：“在州北十里。江岸自州城绝江而登，山高二里，岩径极险，占一州之胜。相传有王真人得道于此。真人名蒙，故名王蒙山。唐玄宗尝至此望京阙，故又名王望……有东洞、西洞，又有王蒙堡。”

　　乾隆年间，李元对以上文献记载或转引真人王蒙居王望山、唐玄宗骑白驴至王望山望宫阙之事更是直接否定，《蜀水经·巴水》：“……按：《图经》谓晋仙人王望之所居，望字子濛，常骑白驴，朝入长安市，暮回汉昌。唐开元中，元宗幸蜀遇之。州志谓元宗控骡于此而望宫阙。夫元宗避难何得迂行至此？且此山又安得见京阙？志乘家之附会不通，往往如此。《图经》已属荒唐，州志更为悠谬。”然而《（嘉庆）四川通志》记载王望山时，仍沿袭旧志，照搬照抄了《（雍正）四川通志》的相关文字。

　　《蜀水经·巴水》：“……杨羲仲《记》曰：‘山有二洞，左曰东洞，门如镵凿，高几三百尺，耀若太仪之庭、兜率之宫。又百余步，则空穴开明，石犬、石马诡形怪状，莫不毕献。又六七里通后山之根，右曰西洞，其奇怪亦亚于东洞矣。’”此段引文出自《舆地纪胜·巴州·景物（上）》“龙洞”条，之前亦被《蜀中广记·名胜记》《（雍正）四川通志》引用，记载王蒙山“岩腹间有龙洞”，《九州要记》所载的“白马泉”在黄牛山，白马泉从龙洞流出，龙洞又在王蒙山“岩腹间”，黄牛山即王望山——从南宋之前的《九州要记》至清中期《（嘉庆）四川通志》，诸志一直都在偷梁换柱，误将北龛记载为王望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