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11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梦妮
原题:苦心校注字字较真,一修再修务求更“真”——接力近半世纪,只为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
“要校勘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红楼梦》。”今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简称“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又称“新校本《红楼梦》”)出版40周年。在出版40周年纪念暨2022年修订新版发布会上,86岁的校注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讲述了校注出版这部《红楼梦》的初衷。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也是最复杂的作品之一。多年来,围绕曹雪芹原著面貌、书中人物命运与故事结局,无数学者展开讨论,各类学术专著与通俗解说也不断问世,但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但探寻曹雪芹原著面貌一直是千万读者与相关学者的心愿。1975年至今,吕启祥参与了新校本《红楼梦》的校注与历次修订,“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是她和所有参与专家的共同心愿。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今仍在进行中。“来之不易,来日方长”——吕启祥用8个字概括了这项工作的过去与未来。
红学史上的第一次
曹雪芹生前,《红楼梦》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手抄本极为耗费人工,价格昂贵,传播范围有限。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版本被称为早期抄本,因其中有脂砚斋等人批注,又称脂本。
直到曹雪芹去世20多年后,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经过搜集、整理,用木活字排印的方式将《红楼梦》刊印出来。首次刊印版本为程甲本,第二年重新整理刊印的版本为程乙本,通称程高本,共120回。程高本的出现,让《红楼梦》由手抄时代步入刊印时代,传播数量和速度都大幅提升。
之后的100多年里,程高本及其翻刻本、评点本流行于世,广为传播。而更早的那些手抄本一直流落民间,不为人所重视,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才陆续被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藏书家发掘出来。根据各自的特征,它们分别被命名为庚辰本、甲辰本、己卯本、俄藏本、蒙府本、戚序本等等。目前发现的10余种抄本,都只有前80回的部分内容。因此,红学界普遍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未能最后完稿的著作,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后40回是程伟元和高鹗整理补上的。
图为俄藏本,早期脂本之一。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熙中多次为修订提供重要意见,在他看来,诸多抄本的陆续发现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抄本,我们只能读到120回的程高本,不可能再进行别的研究,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恐怕也看不到了。”
“红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早期抄本文字更好,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面貌,这是一个学术共识。而程高本,尤其是程乙本,已远离了原著。”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2022年新修订版召集人张庆善告诉记者,“程高本特别是程乙本,经后人整理修改的内容比较多,表面上看是通俗了,但实际上是把《红楼梦》早期抄本的典雅气息给弄没了。”
张庆善介绍,早期抄本和程高本,几乎每一页都有差异,有的是具体的字词不同,有的是段落不同,甚至有的情节也不一样,“这些早期抄本的存在,为校勘整理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红楼梦》提供了保证。”
当然,早期抄本也存在各种问题。“它们是手抄本,错误相对多,抄写的人会写错字,甚至增字、丢字,但这些错误通过校勘改过来就可以了。”张庆善解释,事实上,校勘正是《红楼梦》校注组的工作之一,“比如我觉得底本上的某个字是错的,能不能改呢?不能乱改,要对比别的抄本,别的抄本上这个字是正确的,可以按别的抄本改过来,之后再做一个校记,写清楚底本是什么字,依据什么抄本做了修改,这样既保留了底本的情况,又为研究者提供了依据。”
1975年,《红楼梦》校注组成立,决定以乾隆时期的抄本作底本,校订整理出一个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在程高本已经流行了100多年的背景下,这是第一次以早期抄本作底本进行整理普及出版工作,在红学史上都不曾出现过。
1982年版校注组赴清西陵考察。左起:吕启祥、徐贻庭、冯其庸、应必诚、沈天佑、顾平旦、陶建基。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那么,《红楼梦》校注组为什么在众多早期抄本中,选择了庚辰本呢?
当年校注工作总负责人、红学家冯其庸专门写了一本书《论庚辰本》,阐述庚辰本与曹雪芹原著的接近性。“这部过录的庚辰本,它最初的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改定本,这时离曹雪芹去世只有三年。截至现在,我们没有发现比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因此,可以说这个‘庚辰秋月定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
校注组最终决定新校本《红楼梦》前80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参考其他10余种早期抄本及程高本,后40回则以程甲本为底本。“《红楼梦》以120回的面貌流传了这么多年,如果只有早期抄本的前80回,应该不会赢得那么高的地位,所以还是选择用120回的来满足读者的需求。”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此次新修订版专家之一孙伟科介绍。
孙伟科认为,后40回最重要的是把两点保留了,一是贾宝玉父子矛盾的悲剧,贾宝玉不按家族的要求光宗耀祖,最终离家出走;二是宝黛爱情的悲剧,后40回把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矛盾保持了。这两个矛盾是《红楼梦》里最主要的矛盾,把这两个矛盾保持到底,是后40回的贡献。
“《红楼梦》后40回一些情节,虽然不符合前80回的线索,但有一些章节写得相当不错,最重要的是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是非常了不起的。”张庆善说。
为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
“从来没有那么多红学家为一部书的校注聚在一起!”采访中,谈起当年校注组的工作,不止一个人向记者感叹。
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孙逊、沈天佑、沈彭年、应必诚、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扬华、顾平旦、陶建基、徐贻庭、朱彤、张锦池、蔡义江、祝肇年、丁维忠,7年里,先后有20位红学领域的专家参与校注,共整理校记6000多条,实际采用1000多条,撰写注释3500多条,实际采用2300多条。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堆放着各种文献书籍的办公室里,编辑胡文骏为记者翻出了学者们当时的原始发稿本,上面有多位专家的勾画与批注。“已经很难辨认是哪些专家的笔迹了,但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工作状态。”胡文骏说。
第一版注释发稿本。“校注组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标点断句,二是校勘,也就是文字的订正,还有就是注释。”张庆善告诉记者。
当年,在恭王府前石狮子的右侧,有一座叫琴楼的楼,里面每间房都小小的,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校注组刚成立时,专家们就在那里工作,一人一小间。多年后,李希凡在《往事回眸》中回忆:“上午校订,下午阅读,校订是大家在一起,读出各种版本的每一句话,斟酌取舍。”他这样形容在琴楼的日子,“似是到了‘世外桃源’。”
如今,琴楼已被拆除,但吕启祥仍然记得当时工作的情景。在校勘过程中,大家坚持己见,寸步不让,常常为了一个字、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究其原因,不外是为了坚持自己心目中的‘原著面貌’。”
第一版校记手稿。工作中,与吕启祥相处时间最长的学者是陶建基。吕启祥曾在新校本《红楼梦》出版25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回忆这位“端方正直”的老先生:“陶老年纪大,身体也不甚好,可愈是琐碎吃力的事,他愈是认真落力去做,一次查找《不自弃文》的出处,为了赶时间,他不避暑热路远,大礼拜天乘公共汽车跑到北图,找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从卷二十一《庭训》里把《不自弃文》全文抄录下来,字字清晰,一笔不苟。”
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老红学家担任校注组顾问。那时启功居住在小乘巷一间陋室中,吕启祥曾回忆起去他家求教的情景。“那时,为了《红楼梦》校注的事,我大约隔些日子便会到小乘巷启先生家中去。记得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角有一株芭蕉树,先生住其中一间平房,屋内泥土的地,纸糊的顶棚,已经破旧,上有耗子穿梭游走,冬天生一个炉子,一把藤椅已年深月久,跐牙咧嘴,扶手上的钉子突了出来,坐上去要十分小心。”
为了注释《红楼梦》中妇女的服饰和配饰,校注组的专家们曾到故宫珍宝馆参观实物。为了弄清楚书中提到的医药、器物,他们请教了医药界与故宫的多位专家。书中每条注释的确定,都经过多次商讨,并力求找到典故或史料的最早出处。
经过7年努力,1982年,新校本《红楼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逐渐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红楼梦》读本。据胡文骏介绍,40年来,这一版本《红楼梦》,普通版、珍藏版、大字本、有声版等各种形态加在一起,累计发行近1000万套。
不同装帧形态的新校本《红楼梦》。四十年打磨不寻常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辛苦不寻常”。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新校本《红楼梦》,40年来也经历了不断打磨的过程。
“校勘《红楼梦》的根本目的,是要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给广大读者提供最好的通行本。”张庆善说,“这样一个本子需要根据红学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
事实上,40年来,不断有读者和学者向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会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提出意见与建议。1994年和2007年,校注组专家又对新校本《红楼梦》进行了两次全面修订,并分别于1996年和2008年出版第二版、第三版。2008年,根据最新红学研究成果,新校本《红楼梦》的署名由过去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了“(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2007年修订时校注组专家合影。左起:吕启祥、冯其庸、林冠夫、胡文彬。“新校本《红楼梦》发行量大,不少读者发现问题就会提出来,有的学者还专门就校注问题写成论文发表。这些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了校注组专家以及红研所的老师们,我们出版社也曾收到读者的反馈。”谈及修订意见的收集,胡文骏这样说。
第三版序言里讲述了读者来信指出校勘错误的往事。第47回中,柳湘莲对贾宝玉说:“眼前十月一,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消。”校注组一开始将“十月一”改为“十月初一”。读者在信中说,“十月一”是北方为已故亲人送寒衣的民俗节日,不能改做“十月初一”。冯其庸他们请教了周围的老北京人和北方的朋友,都说至今仍有“十月一,送寒衣”的民俗,因此在第三版出版时,恢复了庚辰本底本的“十月一”。
在出版40周年来临之际,原校注组专家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研究所相关专家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一起,再次对新校本《红楼梦》进行全面梳理修订。
“我们这次仍然是把各方面的意见收集起来,大家在一起一条一条地讨论,看法比较一致的就直接通过,不一致的就会更慎重些,有的意见就留到将来有新的研究成果出来再解决。”张庆善说。
此次修订时的工作照片。此次修订过程中,校注组老专家胡文彬去世。孙伟科回忆,早在2020年12月份,他就收到胡文彬发给他的几百条意见,“一开始胡老师还参加了我们的讨论,遗憾的是,他在2021年5月去世了。在最后的时间里,胡老师都一直牵挂着这件事。”
老专家们强烈的责任心给孙伟科留下深刻印象,“你能感觉到,如果作品中间存在任何一个小的差错,都会让他们寝食难安。”
事实上,40多年过去,与吕启祥一起工作过的大多数专家都已去世。在出版40周年纪念会上,吕启祥说,继续修订是对这份事业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对他们的告慰和最好的纪念。
“吕启祥老师说自己年纪大了,看着周围的同道一个个离开,很着急,特别希望赶紧修订,把这份事业继续下去。”胡文骏说。
吕启祥参与本次修订。据统计,此次修订共订正正文及标点150余条,校记30余条,注释200余条。“每次修订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忠实于曹雪芹原著,忠实于底本,吸收新的可靠的研究成果,改正错误。”张庆善说。
他介绍说,此次修订一个重要改动,是第63回芳官唱《赏花时》,第二句“闲为仙人扫落花”,之前校注组根据汤显祖原著《邯郸记》,将其校正为“闲踏天门扫落花”。但根据最新红学研究成果,“闲为仙人扫落花”来自雪芹祖父曹寅致友人的诗注,“这句曲子表达了曹雪芹对家族的怀念,他应该是有意这么写的,因此此次修订改回了底本原文。”张庆善说。
还有第76回中的名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句话后半句曾校订为“冷月葬诗魂”,此次修订又改了回来。张庆善解释说,在庚辰本底本中,这里是“葬死魂”,旁边有墨笔改为“诗魂”,因此曾校订为“冷月葬诗魂”。但其实“葬死魂”的“死”,很可能就是“葬花魂”的“花”。林黛玉的诗也多次提到“花魂”,比如“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另外,从格律上讲,“花”与前一句“寒塘渡鹤影”中的“鹤”也更对得上。“总之,是‘葬花魂’还是‘葬诗魂’,不是好和坏的问题,而是对和错的问题。”张庆善告诉记者。
这次修订中讨论得最多的,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细节。《红楼梦》第28回中,大家说起为林黛玉配药,贾宝玉对王夫人说:“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于是,贾宝玉开始解释他要配些什么药,之前的版本是“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但“三百六十两不足龟”这里,大家总觉得读不通。“360两是清楚的,贾宝玉让他妈妈掏360两银子,可是‘360两不足龟’又是什么呢?”张庆善说,经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一方面是标点错了,一方面是批语误入正文,也就是说“三百六十两不足”应该是抄本的抄写者把脂评抄到了正文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分析,并没有版本依据,为了尊重原著,就将这句话改为了‘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这样一下子就全通了。”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注释解释为什么这样修订,“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也可以参与思考讨论。”
注释中,一个重要改动是贾宝玉出场时的两首《西江月》,过去对这两首词的注释比较简单,这次扩充为“借世俗的眼光描画贾宝玉的形貌和性情,寓褒于贬,出语精警,意味深长,是嘲笑也是自嘲,是讥讽也是反讽。其词在看似轻松的语句中包含着深沉的愤懑和某种追悔,世人包括家人并不理解这古今无双的个性,揭示出主人公的孤独和受谤是必然的”。这样深入的解读,能让读者更深刻理解贾宝玉这位看似单纯实则复杂的人物。
人人可成校勘家
《红楼梦》的魅力经久不衰,吸引着无数学者与普通读者步入这个动人的世界。在孙伟科看来,《红楼梦》是一出悲剧,但曹雪芹不是简单写人物命运多么悲伤,而是通过他们来彰显人格理想的价值。“林黛玉为什么死?她捍卫了一种价值。宝玉为什么出家?他信守了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实际上是曹雪芹所崇尚的崇高人格。”
南京曹雪芹纪念馆中的曹雪芹像。新华社发正因为《红楼梦》的巨大魅力,还原曹雪芹原著面貌才有如此大的有吸引力。然而,尽管几代红学家投入了许多时间精力,但要想在现有条件下恢复曹雪芹原著面貌,却很难很难。
《红楼梦》未及完成,曹雪芹便在贫病中去世,再加上他的手稿迄今为止都未能发现,也没有他生前付印的定稿。“现有的抄本都是过录本,要想根据这些抄本完整恢复曹雪芹原著的面貌,实际是不可能的了。”孙伟科感叹。
但修订工作以后还会继续下去。在张庆善看来,“古籍整理是非常重要、非常艰难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的认知在不断发展,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发展。比如芳官唱的《赏花时》中,那句‘闲为仙人扫落花’,就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底本是有意写错的。这是学术研究成果在我们校订工作中的反映。”
参与本次修订的专家学者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前排左起:陈熙中、张庆善、吕启祥、孙伟科。后排左起:胡文骏、徐文凯、董岑仕、石中琪、孙大海而在吕启祥看来,新校本《红楼梦》底本所选择的庚辰本,是不是最好的也是可以讨论的,她举了一个例子,林黛玉眉眼的描述,作为底本的庚辰本是这样的:“两湾半蹙鹅眉,一对多情杏眼”,虽是通的,但与其他抄本对比却并不好。因此,初版时便根据甲辰本和己卯本,将这句话改为“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待俄藏本《红楼梦》回归后,又据俄藏本改为“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这里为了文字的择优,我们违背了体例,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留存底本,而放弃了其他抄本更优的文字。”
总之,《红楼梦》的版本很复杂,“这10余种抄本的源流、关系究竟如何,现在都不很清楚。在校勘过程中,真伪、先后、优劣是取舍的依据,会因对各个本子的不同见解而有所不同。”吕启祥说。
当年,吕启祥他们开始新校本《红楼梦》的校注工作时,早期抄本的数量还十分稀少。在校注组内,底本庚辰本的排印本能保证人手一册,而其他抄本只有少量复印本,大家只能轮流看。今天,早期抄本早已不再是少数专家学者才能翻阅的奢侈品,各种抄本都有排印本出版,一般人也能买得起。
“普通读者只要有兴趣,肯下功夫,也可能成为校勘家。”在吕启祥看来,《红楼梦》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体,版本研究也不断出现新成果,有理由期待更加完善的校注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