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守门人

“我这辈子就留在村儿里了。”

农民贺星龙，乡村医生贺星龙，已经无数次回答过这个问题：“没有想过从村里离开吗？”

这个长得端庄周正，甚至有点帅的黝黑山西汉子出生于1980年，作为一个刚迈过不惑之年的80后，他头顶上的荣誉“有一点多”，仅百度百科显示的2016-2021年——6年间全国性荣誉就有：

中国网事感动2016年度人物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白求恩奖章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全国百名网络正能量榜样

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先进个人贡献奖

最美奋斗者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

这还不包括省级、县级荣誉。

这也是我们在看到临汾市关于他的报送材料时，心生疑问的原因：贺星龙还差另一个称号吗？

“村里正在全面做核酸检测，我这几天没空接受采访啊。”“我还在山路上，去村民家里，回头再说。谢谢！”

当电话被挂断好几次之后，上面的疑问不需要解答了：我们在寻找中国家庭健康守门人人选，这不是称号，也不是荣誉，就是无数个贺星龙在做的真事。他当不当选，重要吗？

“

我干的所有工作，都是我应该干的。

”

贺星龙走到哪都这么说。他已经把“乡村医生”这个身份，与自己的人生做了很深的捆绑。他说，给村里人治病带给他很强烈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这个工作改变了我”。

卫校贫困生背后的“守门人”

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曾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大宁县乐堂村就是贫困县里出了名的贫困村。

吕梁深处，土地瘠薄，十年九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驴不买木岩村，有女不嫁乐堂村”，这句民谚在黄河两岸不知传了多少年。

贺星龙就出生在这，在家中排行老大。12岁那年，最疼他的爷爷才52岁就身患肾病无钱医治，临终前一句“娃呀，好好念书，长大学医”刺痛了贺星龙幼小而好强的心，有了当医生的梦。

下面的初心故事，也许他已经重复了无数遍，但再写出来，依然令人动容——

1996年，他初中毕业，考上了太原市卫校，可6800元的学费阻止了他的脚步，只好选择了只要3000元学费的运城民办卫校。3000元依然是天文数字。当母亲翻遍家当凑了302元时，他知道自己的医生梦要“泡汤”了。

是饱受无医之苦的乐堂村民，全村人最后凑齐了这3000元，送他上了学。在学校里每顿饭只花6毛钱买两个馍，就着母亲给他带的韭菜花、辣椒面，喝白开水；寒暑假他抓蝎子、挖药材，再从家里带上两袋绿豆在市场上卖了，凑齐下一学期学费。

三年后毕业，到大宁县医院实习。两年实习完毕，县医院看他是个好苗子，有意留他，可贺星龙却推辞了，执意回村里当村医，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此分手。

“村民凑钱供我上卫校学医，就是想让我能回到村里给大家看病，我能留在城里吗？”

最朴实的初心，给了贺星龙心底最踏实的选择。

图为贺星龙在各村出诊。

这个时候，全村人就是他背后的“守门人”。没有他们，贺星龙不可能成为医生。那道门，他走出去，学有所成；走回来，医有所用。

可是，那道门里，真的好难。

基层医生，往往需要的是全科医生，才能满足乡村最基层的医疗需要。贺星龙2000年春回到乐堂村，发现自己当初实习时遇到的困难，“不算什么”。

图为贺星龙在给幼儿进行诊疗。

实习时因租不起房子，就每天24小时守在医院，夜里睡长椅，冬天和锅炉工住锅炉房抱团取暖。无休止地“泡”在医院里，好处是积累了更多临床经验，为了掌握更多的医疗知识，他争着上班、争着干活，从不放过一个科室。

当掌握了医学全科知识的贺星龙满怀信心回到村里，更大的现实困难摆在眼前：

要行医，他却连最起码的乡村医生资格证也没有；要看病，村里连最基本的听诊器、血压计都没有；办诊所，自己连上学欠全村人的钱还没还。

了解儿子秉性的贺爸爸，把自己住的窑洞腾出来给儿子做诊所，自己住回危窑里。又狠心把家里仅有的两只母羊也卖了，加上卖玉米的400多元，凑了960元，买回来几件必用的医疗器械。

困难远远不止这些。

贺星龙以为，自己学成归来报恩乡亲，大家一定会来找他看病。但是，他发现，村民得了病也很少找他。

还是贺爸爸一语道破天机：“你刚毕业，能给人家看好病吗？如果不行就让人家去镇、县医院，别把人家给耽搁了。”

图为贺星龙在村民家中为老人看病。

贺星龙闷不吭声，先给家里人和亲戚们看，再自己贴钱给几个村民看病。给他们治好后，一传十、十传百，渐渐找他看病的人就多了。随着治愈的病人越来越多，村里人觉得自己对这孩子“没白疼”。

逐渐附近村子也都知道了乐堂村有一个卫校毕业的贺星龙，“真的能看病”。

谁愿意给“疯子村医”当守门人

如果说全体村民是站在他背后，支撑他完成学业的“守门人”。那么，真当了村医，没日没夜地跑，没有家庭的支持，一跑几十年，有可能吗？

“我俩2003年结婚时，星龙曾答应我进城开诊所的，没想到结婚后一年拖一年。就没有然后了。”贺星龙的妻子陈翠平说。“太苦了，中间我也吵过闹过，但星龙说他对不起我，他不能走，乡亲们需要他。”

虽然陈翠平的埋怨不无道理——当初嫁给贺星龙，难道不图他是个医生，身上有本事、有收入，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再积累几年一起进城开诊所，“有奔头”，但是在陈翠平今天看来，自己当初的埋怨是“格局小了”。

埋怨归埋怨，在贺星龙没日没夜跑着给人看病，钱没挣下却欠了一屁股债的时候，不解但忍着的陈翠平带着孩子在县城上学，让贺星龙没有孩子教育的后顾之忧。

随着医治范围的扩大，病人不断增加，靠步行一天下来看不了几个病人。他就跑到县城废品收购站，花了40元买了辆旧自行车，每天最多能跑三个村。但是晴天还好说，遇到雨天，泥泞的山路使自行车推不动、扛不了。无奈之下，他一狠心，跑到信用社贷款4000元，自行车升级成摩托车。

图为骑着摩托飞驰在路上的贺星龙。

骑上摩托车，他如虎添翼，放飞奔跑在黄河两岸的村庄。一年冬天，他在骑摩托车出诊的路上意外摔倒导致足内踝关节骨折，坚持给患者看完病后，自己回家打上厚厚的石膏又继续出诊。

他成了乡亲们口中的“摩托医生”“疯子星龙”。

“病人就是亲人，电话就是病情，病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宁肯多跑十趟诊清病，不可少去一趟延误病情。”贺星龙说。并把“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放到了手机的彩铃上。

“疯子村医”的背后，陈翠平承受的压力也挺“疯”。

2008年，贺星龙在周围13个村行医，每天行程多达100多公里，个人劳累不说，延误病情事大，他有了建立第二诊所的想法。距他家30多里的移民新村有两孔闲置窑洞要出售，他东凑西借了12500元买下来作为第二诊所。这一切，瞒着陈翠平。

图为贺星龙的窑洞诊室经过三代变迁，但门上“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没有变。

“和他大闹一场，差点走到头。”

2009年，趁着孩子都到城里上学的机会，陈翠平再次劝他一起去城里发展。“村里没有好学校，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教育我带他俩去县城上了。”

但贺星龙决定不走。就这样一家四口分居两地。陈翠平照顾孩子，管不了家里，又因为贺星龙从来不在病人家里吃饭，陈翠平想出了办法：每周末回来给贺星龙做好一周的面条和馒头，冷冻在放疫苗的冰窖里。可是贺星龙每天早上5点钟出门看诊，晚上半夜才能回到家里，可能顾不上热饭。泡面伴寒窑，这样的生活他过了7年，患上了糜烂性胃炎。

陈翠平的心备受煎熬。

2013年，贺星龙行医的村子已达到28个，行程40多万公里，骑坏了7辆摩托车，背破了12个药箱，平均每天看30个病人。还主动承担起全村600多只羊和150多头驴的防疫和医疗。

也是这一年，贺星龙参加国庆节同学聚会，几位已经“豪气逼人”的同学好言相劝，“当初，让你到太原，你不去，要当模范医生，现在你落了个啥 ，你对得起孩子吗？”被刺痛的自尊和愧疚，让贺星龙一个人躲在卫生间哭了半个小时。一连几日闷闷不乐，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

陈翠平知道真相后，不但没有再抱怨，更没有责怪，而是疏导丈夫、激励丈夫走下去，而且说孩子已经大些了，可以让自己母亲到城里照看两个孩子上学。自己陪同丈夫出诊，一来可以陪伴开导他，二来可以当他的助手。

2019年，贺星龙的两个孩子读初中开始住校。“2020年正值抗疫，隔壁村也需要村医，我们俩沟通了几次之后，她也决定回到村子帮我。”

于是，陈翠平的身影也同贺星龙一起出现在了村子里，“我再没羡慕过其他人。”陈翠平说。

因为贺星龙不怎么会用电脑，所以平时登记档案、随访记录、疫苗接种信息登录、视频会诊等这些事都由陈翠平完成。

从孤勇一人到融入基层医疗大军

“我能一辈子待在村里了”

改变远不止这些。

贺星龙的窑洞诊室经过三代变迁，已经升级成了标准化诊所，除了B超和血常规，其他常规检查都可以做。

“近十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全县84个村都建了卫生室，农村贫困户有了大病医疗保险补充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由1万元降到5000元，报销比例提高到80%，乡亲们看病负担轻了，也更愿意主动就诊了，小病不出县。先诊疗、后付费，也解决了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贺星龙滔滔不绝地说。“以前坑坑洼洼的土路也修成宽敞的水泥路，这大大缩短了我出诊的时间，也方便了乡亲们就医。”但他没说的是，这村里修路也有他这个共产党员的一份力。

据国家医疗保障局数据，近年来卫生服务条件和能力在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从91.3万个增加到97.8万个，符合条件的基层机构已全部纳入以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现在的城乡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定点范围，群众到基层看病实惠多、费用低。

从2019年7月起，大宁县先后共增加了43名年轻的乡村医生。村医的年龄结构从原来65岁以上占比70%，变为45岁以上占比50%；学历结构变为本科学历占比1.3%、大专学历占比19.9%。大宁县还投入600余万元对全县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善了村医办公环境，村医队伍工作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22年来，他一直坚守着“24小时上门服务，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的承诺，如今条件好了，部分村民家中安上了远程摄像头，看诊更加方便，也让这份承诺终于得以兑现。

图为贺星龙为患者上药。

村子里通了网络，除了亲自出诊，他还教会了乡亲们通过微信视频来看病。另外，他还自费给卫生室及五保户、孤寡老人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安装上摄像头，即使我外出开会、学习，也不耽误给他们看病，‘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也终于实现了。现在我手机里有50多个监控终端，有人身体不适或者没药了，就可以先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们再通过摄像头看诊，有的人还学会了远程取药......”贺星龙高兴地介绍。

然而，最令他欣慰的是：“这些年国家对于村医的支持，翠平都看在了眼里，格局也就变大了，现在，我俩准备一辈子都待在村子里。”

谈及孩子，贺星龙说：“两个孩子都想过当医生，不过他们告诉我，还是想去大城市当医生。我不反对他们，行医就好。但是我也告诉他们，大城市里不缺医生，村子里才缺。”

这，曾经是一次孤勇逆行，而今变成一场有人陪伴的携手前行。

这，还是一场接力。

贺星龙在村医岗位上，坚守着基层家庭健康医疗的“门”。

他的妻子自认为有过抱怨并不“合格”却并肩不离，又选择与他一起“守门”，坚守着贺星龙背后的小家的“门”，让他得以不断奔跑。

国家医疗健康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向基层倾斜，是所有基层“健康守门人”背后的坚实“大门”，让基层健康工作者们更安心，更笃定。

希望这场“守门接力”持续下去。

文：景啸尘

图：受访者提供

编辑：李志鸣

校对：耿静

审核：叶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