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非常强，与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相对滞后性相比，社交媒体上事件的发生与传播几乎能够做到同时进行，对于事件的展现也更为全面，这为大学生在众多繁杂的信息中精准定位社会讨论度较高的话题提供了便利，可以及时掌握社会热点，提高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另外，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还能影响到大众情绪，比如访谈对象谈到的对事故伤亡的伤心难受，对“爱豆出圈”的开心欢喜等。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不仅展现在偏大众传播的微博、知乎等上，在偏人际传播的微信、QQ空间中也是如此。

信息的自主选择与算法推荐的强化效果。在议程设置理论中，大众传播虽然在人们对事件产生具体看法时并不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却能够以提供信息和相关的议题的形式有效地干预人们对事件的关注程度，以及人们发表意见时的先后顺序，这就是说大众传播虽然不能决定人们怎么想，但却能够影响人们去想什么。这种议程设置功能在社交媒体上被强化，即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去想什么，但与此同时，作为受众的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信息获取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作为受众的大学生不是单纯、被动的获取信息，他们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因此，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也是为了“满足”特定需求和动机的过程。获取信息是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动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被动地受到社交媒体建构的议程，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社会认知、情绪和价值观。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他们主动使用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而带来的对社会心态的影响。

社交媒体成为各种信息的集散地，用户可以主动在上面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不仅可以主动感知到社会时下流行，而且可以进一步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自己的目标，既包括内在的个人目标，也包括外在的社会目标，如在网上了解到某一技能的价值后，会主动去学习。此外，用户还可以主动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态度，表达个人情绪，或通过在社交媒体获取相关信息来取得情感共鸣，排除负面情绪等。

社交媒体上的“使用与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对关于社会需要和社会认知的需求，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状态，同时，大学生会主动通过社交媒体去感知社会情绪，当社会情绪与个人情绪一致时，会强化自己原有的情绪，而社会情绪与个人情绪不一致时，既有学生会被这些情绪传染而转变情绪，也存在会积极寻找与自己情绪一致的信息来稳固原有情绪的一部分人。

除了主动地使用与满足外，社交媒体上的算法推荐机制也使使用者被动地得到满足，个性化算法推荐是指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追踪用户的网络行为，再运用数学算法推断出用户的个性特征，及其所处的环境特征等相关信息，并基于此向用户推送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个性化算法推荐让用户想知道的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不断得到加强，从而强化个人需要和社会认知，稳固个人情绪和价值观，最后促进行为的产生。与此同时大学生群体受教育程度高，为了打破算法信息流造成的“回音室”效应，也就使得他们更加容易接受热搜、热榜之类的被设置的议程。

意见领袖的价值引领：新的传播技术的出现，使得受众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接收者，完成了到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接收者等多重身份融于一身的用户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带来了信息传播混乱与无序，这种情形下，各领域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便显得尤为强大。在传播技术的变革下，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意见领袖成为了互联网“再中心化”后的信息节点，是嵌入到网络信息传播中的行动者，打破了传统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分野。

互联网条件下的意见领袖兼具过滤与控制机能中的输入和输出机能，并在输入和输出之间架设、强化自己的影响力。并且，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不再只是独立地个体，而是包括媒体等在内的社会组织，以一种“非人格化”的特征出现。这些意见领袖以知识分享为特征,形成以信息质量为核心的传播影响力，并在公共议题中起促进多元认知、强化公众情绪、引导舆论的作用。

另外，网红们也催生了丰富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社交媒体上信息庞杂，大学生用户受教育水平高，自媒体意见领袖为了保障自己的流量，获得粉丝忠诚度，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素养，提供更专业的信息，而专业的意见领袖为了与自媒体意见领袖抢夺主导权，更多地则是保证信息的权威性，二者的良性竞争带来了信息质量的提升，也就对大学生用户的认知和价值观造成的影响更加深刻。除了意见领袖传递的信息之外，意见领袖自身的形象和特性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群体的情绪和价值观。

社交媒体使用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除便利日常社会生活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社会需要、认知、情绪、价值观和行为。以往的研究虽有讨论媒体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关系，但更多的还是将社会心态置于具体某种媒体环境下的表面论述，或是讨论借助新传播技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路径，而很少有实证研究去验证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

本文从新闻传播学视角对大学生社会心态这一社会学议题进行探析，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混合方式，在了解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和大学生社会心态的主要特点后，通过数据分析方法验证了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使用功能、使用动机对大学生社会心态五个维度的影响。绝大部分学生已经接触社交媒体很久，非常熟悉社交媒体的各项功能，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也较长，最主要使用功能和动机为获取信息，其次是社会交往。

社会心态方面，大学生社会追求全面，既希望实现内在目标，也极力追求外在目标的满足；社会认知和情绪整体积极向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倾向。价值观方面，大学生受教育程度高，爱情观更加开放，社会责任感强烈，但消费观整体上依然传统保守，驳斥了网络上极端个案反映的大学生消费冲动而不理性的观点；另外，大学生个人意识也有所提升，社会参与意愿较强，但会考虑到个人利益。

经过量化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变量对社会心态五大维度的指标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使用功能与使用动机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比使用强度更为显著，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功能与动机则是所有使用功能与动机中影响最大的因子。进一步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影响机制，通过访谈发现社交媒体使用能够在多方面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产生影响。社交媒体上的议程设置功能非常强，可以让大学生及时掌握社会热点，提高自己对社会的认知。

而在人际关系和群体压力的作用下，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更加凸显，影响扩大至人们的态度和情绪，以及社会参与感。社交媒体上的大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是有着特定需求的用户，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和动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另外，社交媒体上的算法推荐机制形成的“回音室”效果，也更容易强化个人需要和社会认知，稳固个人情绪和价值观，最后促进行为的产生。

结语

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也以更多元的形式成为互联网“再中心化”后的信息节点，同时具过滤机能的输入功能和控制机能中的输出功能，并在输入和输出之间架设、强化自己的影响力，促进用户多元认知、强化公众情绪、引导舆论。另外，意见领袖自身的形象和特性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群体的情绪和价值观，负面影响要比证明影响更深刻。在社交媒体营造的“公共领域”中，用户更多地是以匿名的形式存在，使得这些平台更能成为“观点的自由市场”，传统传播效果也会随之改变，如出现“反沉默的螺旋”现象，用户在上面创作、转发、评论，每一步都在被别人影响，每一步也都在影响着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