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让心理学回家

第一节 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困境

之所以开篇就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代西方心理学走到今天，确确实实出问题了，而且是必须正视、难以回避的问题。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说过：“心理学有一个很长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的历史”。自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而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迄今还不到140年。短短百余年间，心理学的发展如白驹过隙，经历了“把人看作动物”的精神分析学派、“把人看作机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把人看作人”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等阶段，正在步入“把人看作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派阶段。

《左传》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正是由于心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才导致了众多心理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乃至硝烟四起，而每个学派均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同一个求助者的问题，精神分析学派会认为是幼年心理创伤和本我欲求得不到满足所致，行为主义学派却认为是奖惩不当或学习训练不够造成的，认知学派则强调是认知功能失调引起的，而人本主义学派则认为是自我实现之潜能受阻使然……

具体到心理咨询的方法论上，就更是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被精神分析流派视为“制胜宝典”的深挖创伤、情绪宣泄，不仅被认知行为学派所禁用，更是被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视为心理咨询之“大忌”……

在自然科学领域屡试不爽的从个性入手找出共性、再用于指导个性的研究方法，用在心理学研究上，却显得不再灵验。通常我们所追崇的理性和逻辑性，在活生生的人面前则经常束手无策。心理现象的非理智、非逻辑和不可复制的特性，注定了我们无法像学习自然科学那样去学习和运用心理学，也注定了心理咨询工作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更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像修理一部机器那样去修理一个人——自然科学总结出的公式、定理，用于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可用于解决人的问题，就经常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和茫然。

这也正是很多求助者面对心理咨询师经常发出的无奈感慨：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我就是做不到……”；

“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无法摆脱烦恼……”；

“我也知道丈夫辛苦了一天，我应该对他多些疼爱和包容，可每次见他一进门就窝进沙发，还把脚翘在茶几上，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面对诸多的困惑和无奈，我们忍不住要问：心理学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自1879年心理学从哲学母体中独立以来，主流心理学一直效仿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以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其目标是努力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精确、客观、实证的自然科学。所谓的科学主义心理学，也被人戏称为“独白的”心理学，其最大的特点是以自然科学为模仿榜样，把研究对象设定为某种不变的物，导致把心理学研究中的“人—人”关系，演变成了“人—物”关系——描述一个人与描述一个物件不再有任何区别，心理学因而异化成了“物”理学。

心理学的这种非人性化特征必然导致两种后果：其一，使心理学永远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人的心理的实质；其二，使人的意义和价值得不到科学的论证和支持。这就导致了，以实验心理学为主体的科学心理学，在解决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艺术等问题方面，一直显得力不从心。科学心理学或学院心理学在理论探讨和实际应用方面始终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了防止心理学又退回到前科学的思辨水平，防止在零星琐碎的日常生活事实中改变心理学的科学形象，那些训练有素的学院派心理学家，坚持把科学的理性主义和客观性方法用于心理学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无法用客观性方法来验证的心理学课题，但是，这种回避总是掩耳盗铃、无济于事的。

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心理学会上，大会执行主席、原联邦德国心理学家克利克说：“近五十年来心理学基本上是按照伽里略的模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到了重新反省的时代。”

Ｊ.Ｐ.查普林和Ｔ.Ｓ.克拉威克在 1960年出版《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一书时，曾豪迈地宣称：未来心理学家的任务是最终发现一种能整合一切观点于一体的统一的原理；或者，一位具有牛顿或爱因斯坦的高大形象的天才会带给心理学一个全面的理论结构，它具有物理学与化学中原子论那样的整合力。

查普林等人的美好宣言能否实现？心理学能不能从理论到实践，彻底走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的尴尬怪圈？

心理学能不能从根本上摒弃门派之见，让林林总总的研究成果“和为贵”，共同为实现人类的美好梦想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贡献？

（来源：李不言主编《让心回家：系统主义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初探》（全员心理关爱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出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