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化中，“人”具有内在统合的人格特点，不同性质、不同水平的心理特征或特质之间彼此整合，形成完整、动态的人格统一体。现代心理学虽然存在严重的理论分歧，但在相信人的自我或人格的同一性方面，始终保持着现代文化的一致性。
如，阿尔波特以“统我”概念直接体现了自我的整合；罗杰斯认为，“自我在知觉模式中是组织化了的”；弗洛伊德的“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起着调和作用，以维持本我、自我、超我之间适度张力，也同样具有统合的意义。
经由现代文化建构出来的现代人确实表现出自我同一的特点。保持人格的同一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心理正常和健康的表现，否则便有精神分裂或极度虚伪的嫌疑。现代人既这样理解自己，也这样理解别人。
某件事情发生在某个特定的人身上，我们可能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本来就是那种人”，而如果换一个对象，我们可能根本不信，“怎么可能？他根本不是那种人！”
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之后，人的自我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异质性”特征，人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出现，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时，往往表现出明显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人格特点。如，在一部分人面前表现得成熟、理性、坚强，在另一部分人面前却表现得幼稚、脆弱、情绪化，前后判若两人。
自我经历的这种变化和矛盾是后现代社会技术饱和、信息饱和、知识饱和、关系饱和带来的“自我植入”的结果，表现为人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会遵从不同的游戏规则行事，不再恪守某一种话语背景下的自我一致或同一性。
“自我植入”的过程毁掉了现代浪漫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自我信念，为后现代文化的转向设置了舞台背景。
饱和的社会将我们暴露在众多人的面前，我们不可能不受这种暴露的影响。在与大量不同文化、职业、年龄和性别、不同阅历背景的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的见识大增，不仅获得了关于各种不同文化中的人在价值理念和认知情感方面的差异性的知识，而且具体观摩了大量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日常习惯，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下将它们用于行动，以期通过消费这些知识来提高行为的有效性。
后现代社会，行为、思维和感觉的不同不再取决于“我是谁？”、“我是怎样一个人？”或“我应该是怎样一个人？”，转而取决于“我和谁在一起？”“我正在做什么？”和“我为什么要做？”。
这一切意味着，随着社会饱和的进程，自我将变成“混成曲”。我们的记忆中携带着其他人的“存在型”，在不同的条件下将不同的“存在型”付诸实施。我们因此变成了“他者”，变成了他人的代表或替代品，“我们成为彼此相互模仿的群集”。
有人夸张地将自我通过彼此模仿而相互植入的过程称为“拟态的席卷”。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自我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他人自我的组合或“拼盘”。“我”不再是“一个”，“我”包含着“一群”。
从前的“我”是独立的，唯一的，社会饱和将大量隐藏着的潜能植入我们的自我－一个忧郁的歌者，一个吉普塞人，一个贵族，一个逃犯……。所有这些自我都潜伏着，隐而不见，遇适当条件便跳将出来，恢复活力。
“被植入的自我”一方面为大量新的关系的建立敞开了大门，同时也将现代“主体”的生活变成众多的碎片，这是后现代“碎片化”文化和精神气质的一种体现。“我们从别人那里获得植入的每一份自我，都会对我们与自己的内心所进行的，关于某一个人、事件、问题的对话和讨论有所贡献。这些内在的声音、这些关系的残留痕迹，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
国外社会学及社会学取向的心理学研究中，已有不少对“被植入的自我”的研究。Mary Watkins称“被植入的自我”为“看不见的客人；Eric Klinger则称它们为“社会意象”；Mary Gergen称“被植入的自我”为“社会的影像”。研究者们普遍相信，模仿是人的天性，在婴儿出生后的两个星期内就会表现出这种倾向。按照这种观点，自我的植入其实并不是后现代才发生的现象，而是人的本性。
Mary Gergen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发现，所有的样本都报告有自我植入的经历。大多数“被植入的自我”是小时候的密友、家庭成员（其中父亲的形象最为突出），大约1/4“被植入的自我”来自从来没有直接互动的媒体形象，如歌星、影星、著名人物。
Mary Gergen的研究表明，“被植入的自我”不是呆在那儿等着对话或被沉思，它们作为行为的榜样被崇敬和仿效，为行为“立法”。一个女记者被植入一个女生的自我：“我发现我在回答毕业后想做什么这个问题时回答说，我想进入新闻界，是因为我把自己当成了她”。
“被植入的自我”在许多事情上会发表意见，甚至被用来支撑一个人的信念、自尊和情感：“我奶奶告诉我怎样忍受一切人，对任何人表示尊重，无论他们的生活状态怎样”；“我父亲会为我所做一切感到骄傲。”
另有许多研究与“被植入的自我”相关。一是Hazel Markus&Baula Nurius提出了“可能的自我”概念，其中包含着“我”想要成为的人，将成为的人，以及害怕成为的人。”研究者认为，这些“可能的自我”往往作为“他人”隐秘的代理人发生作用，这些“他人”曾直接或通过媒体暴露于我们面前。
二是家庭关系专家Paul Rosenblatt&Sara Wright研究了婚姻关系中的“影子现实”。他们认为，夫妻之间一方面存在共同分享的现实，另一方面，双方都有各自对共同生活的某些解释。这些解释如果向对方公开，不仅不会被对方接受，甚至会对婚姻关系造成威胁。这种“影子现实”受夫妻双方各自在家庭之外的关系所支持，其中有些部分来自媒体。
三是英国心理学家Michael Billig等人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信奉的价值、目标和观念做了相关研究。他们发现，个体内心的矛盾是普遍的，对其中任何一种信念都存在一种强烈的反抗趋势。
如，人们都觉得自己的偏见是公正的，但让他们忍受别人的偏见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但等级制度也挺好；我们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又必须坚持自己独特的个性等等。可见，任何一种价值、目标、观念都有它的反面。Billig等人因此指出，能够容忍和妥善处理矛盾，对于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是极其重要的。
自我内部同时存在多种不协调的声音，打破了现代自我对同一性的承诺。无论对于现代浪漫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自我观而言，这种后现代自我的“混成曲”或“拼盘”都是无法想象的。
“当赞成现实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的声音在内心唱响，一个浪漫主义者如何掌好自己理想主义的事业之舵？而对于一个相信观察和理性的力量的现实主义者，当面对内心的情感冲动、道德感、心灵的敏感、美的享受的时候，如何能保持无动于衷？由于社会饱和不断地增添了自我的植入，谋求自我同一的任何冲动都被投入怀疑之中，被认为是荒谬的、肤浅的、狭隘的，或者是被‘内在观众’污染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