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柯鲁克：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
人物小传
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1910—2000）：英国人，新闻工作者、教师。生于英国伦敦。193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后加入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1938年来华，曾任职上海圣约翰大学、成都金陵大学。在成都任教时，结识伊莎白，1942年两人在伦敦结为夫妻。1947年底，经英国共产党总部介绍，柯鲁克夫妇以观察员身份进入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考察解放区土地改革，并合著《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1948年，柯鲁克与妻子到叶剑英、王炳南直接领导的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夫妇二人长期工作在外语教学一线，参与英语教材和《汉英词典》的编写，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发展建设和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2000年，柯鲁克在北京去世。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主楼东侧，绿树环绕下，矗立着一座西方面孔的半身铜像，下方镌刻着“大卫·柯鲁克：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员、中国人民的朋友”。
大卫·柯鲁克铜像
十里店调研土改 北平城教授英语
“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说真的，我的人生道路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斯诺同志的影响。”1936年，正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柯鲁克读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书里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1938年，柯鲁克到达上海，任教于圣约翰大学。后来，他随学校内迁成都，在那里与伊莎白相知相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柯鲁克和伊莎白回到英国。1942年，两人在伦敦结婚，并一起投身到反法西斯战争中。
二战结束后，柯鲁克夫妇先后进入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研究中国问题。重读《 西行漫记》再次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如今的中国发生了什么？真该亲眼去看看。英共中央支持柯鲁克夫妇的想法，为他们开具了介绍信。
1947年11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柯鲁克与妻子到达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在这里，他们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深入考察十里店农民的家史、经济现状和土地改革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后来，这段经历被写进柯鲁克与伊莎白共同执笔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中。这两本书反映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情况，成为研究中国土地改革的重要资料。
1948年夏，完成了调查研究的柯鲁克夫妇收拾好行李，准备返回英国。这时，中共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王炳南找到他们，希望他们留下来教授英语，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培训外交人员。柯鲁克夫妇答应了，不久就来到了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从此，这对夫妇走上了英语教学之路。
1948年底，北平即将解放。柯鲁克与中国师生步行160公里来到北平。进城后，学校最初设在御河桥3号原日本兵营旧址，室内什么家具都没有。柯鲁克和学生们一样，白天坐在小马扎上授课，晚上就直接睡在地板上。
尽管条件不好，但柯鲁克还是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每天晚饭后，他便和几位外籍老师商量好，每人带三四个学生到校外散步，北到长安街，南至东交民巷，边走边聊，每次1个小时。因为不在课堂里，拘束比较少，师生用英语交谈，话题各式各样。有时柯鲁克会稍稍纠正学生不对的用法，但更多时候是让大家抛开怕讲错、不敢开口的心理。在刚解放的北平城，这样几个身材高大的洋人同一群身穿棉军装的中国青年在大街上有说有笑，嘴里讲着当时多数人听不懂的洋话，常常引来路人惊讶的目光。
自编英语教材 讲课风趣生动
1949年6月，中央外事学校更名为外国语学校。11月，学校从东交民巷迁至西苑。几幢破旧的楼房成了临时教室，走在地板上，会听到脚下“吱吱呀呀”的响声，大白天可以偶遇老鼠在房间里窜来窜去。柯鲁克和妻子穿着蓝色棉制衣服，除长相外，同普通中国人没有两样。他们住在一排小平房里，但简陋的环境并没有影响夫妇俩的教学热情。
刚搬到西苑的第一年，上课钟声一响，柯鲁克便拎起小马扎，夹上写好备课提纲的黄草纸，领着学生围坐在一起上课。三节课后，大家一起吃午饭。学校没有食堂，值勤同学领了一盆菜放在离厨房不远的地上。柯鲁克捧上一只粗瓷大碗，与学生一起蹲在地上，边吃边用英语聊上几句。一次，他与学生们吃得正带劲儿，突然刮来一阵大风。来不及躲，大家的饭菜碗里都落了尘土。柯鲁克风趣地说：“ 嘿，今天，上帝没打招呼就来参加宴会了，他什么见面礼也没带，就是运一点点儿胡椒面儿。没关系，吃吧！”师生们顿时笑声一片。
随着教师、学生逐渐增多，英语教材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柯鲁克和妻子着手编写新的教科书。他们从英国《工人日报》等进步刊物上选编时事述评，从 J. B. S. 霍尔丹的科普读物中摘选文章，从马克思经典著作及埃德加·斯诺等外国进步作家论中国的著作里摘录篇章。凭借经验，柯鲁克夫妇把材料从易到难归类，编成初、中、高级三册课本，再由专业厂家印刷出来。就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套大学英语课本诞生了。多年后，有人找到柯鲁克，想收藏他编的1950年课本并作为展品展出。他笑笑说：“从来没想过有这种用场！那套书是针对当时培养外交干部的迫切需要而编的，它们已完成了历史任务，这就够了！如果我写的什么东西，不管是书、文章或是报道，都要保留一份样本，这样学校就得为我增添两间房子，那对学校不是浪费吗！”
学习语言，更要学习历史、了解文化。英国人的生活习惯、英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都是柯鲁克的课堂内容。因此他的英语课内容丰富，很受学生欢迎。他告诉学生，中国人见面问“您吃了吗”，而英国人见面先谈天气好坏；在中国，询问女性的年龄更多的是为了表示亲切，而在西方则不要主动打听女性的年龄等。多年后，他又主动请缨开设世界史课程。没有参考资料，他就到图书馆书库中找，到友人家中的书架上找。回英国休假期间，他还自掏腰包买了100本历史书送给学校作为教学用书。
在学生印象里，他是位幽默的英语老师。一次，上课铃声响起，学生们赶紧坐好等待老师，可心里却惴惴不安，因为今天是一堂测验讲评课。只见柯鲁克缓步走进教室，摆出十分严肃的样子，对大家说：“Very bad.”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非常紧张，觉得这次肯定要考“砸”了。谁知，他又故意加重语气增加了一个否定词：“Not very bad.”大家先是一愣，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讲台上的柯鲁克也笑了。就这样，一节讲评课在轻松氛围中开始。之后，老师讲解很仔细，学生听课也很专注。
柯鲁克还经常问问学生周末都做了些什么。听到多数学生回答在学校念书或做作业时，他摇摇头，说：“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他常劝告学生不要只顾埋头读书。柯鲁克不仅在课堂上这样说，还会时常带学生出去玩。星期天一到，他们骑上自行车，直奔香山。尽管年纪不小了，但他常常走在学生前面，带着他们爬山。这种劳逸结合的做法，让很多学生获益终生。
编纂《汉英词典》 终成一代大家
1954年，外国语学校迁至北京西郊魏公村。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次年，柯鲁克一家搬进学校宿舍区南楼的两居室，这一住就是50多年。20世纪60年代，柯鲁克接到英国利兹大学聘书，夫妇俩曾考虑回英国定居。但就在此时，苏联停止援助中国的消息传来。他们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在柯鲁克看来，这时候离开中国，就是抛弃最珍贵的朋友，这会让他良心不安。
“文化大革命”中，柯鲁克夫妇曾经蒙冤受屈。当很多人认为柯鲁克会就此离开中国时，他却没有走，而是迅速投身《汉英词典》的编纂工作。
柯鲁克和专家们对《汉英词典》逐条审阅和修改，很多词条被专家反复斟酌，几经调整。俗语“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曾经的翻译是：“three cobblers pooling their wits together equal Zhuge Liang in brains.”到第五稿时，吴景荣教授把后半部分改成“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mind”。看到这个改动，柯鲁克很受启发，灵机一动，便脱口而出：“three cobblers with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mind.”如此，一个同原文对应又前后对称的好翻译出现了。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自编《汉英词典》，在柯鲁克等专家的努力下终于完成。有同事对柯鲁克说：“经过这几年努力，你都已成了词典学家了。”他却不以为然，谦逊地表示：“要是说我还算得上个词典学家，那也只是个‘赤脚词典学家’而已。”
退而不休 心系学校
20世纪80年代后期，柯鲁克和妻子相继退休，但他们关心学校、关心教育的热情不减。当时一批偏远地区的英语教师来北外进修，口语能力普遍不强。为帮助这些老师提高口语水平，柯鲁克夫妇把他们分成若干组，每天晚上都会邀请他们到家里讨论、交谈。
身为北外顾问，从教学方针到盖自行车棚，柯鲁克常常对学校工作提出建议。对于老师和同学们比较集中的意见想法，他会先做调查，把情况弄清楚，然后提笔写意见，而且从来都是商量的口气，不摆顾问架子。
为宣传北外的教学改革，柯鲁克建议写一篇文章给《中国日报》。文章由当时北外副校长胡文仲起草、柯鲁克修订，最后发表在《 中国日报》1985年3月14日第5版，题目是“University Studies Move With Times”（《大学教育要紧跟时代》）。这不仅是第一次在《中国日报》上全面介绍北外，也是第一次用“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取代“Beijing ForeignLanguages Institute”。北外新译名正是由柯鲁克最终确定，一直沿用至今。
曾经有人问柯鲁克，为什么不离开中国？他的回答很简单：“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的工作在这里，我的家在这里，我的朋友和同事在这里。
2000年，柯鲁克在北京病逝。时光荏苒，如今妻子伊莎白依旧生活在北外家属楼里。每当天气晴好时，人们常看到这位百岁老人，推着轮椅走到柯鲁克铜像前，掏出一方白手帕，轻轻拂去铜像上的灰尘。每逢纪念日，她还会给老伴儿铜像“喝”一杯酒，然后坐在旁边的长椅上，静静地回忆往事。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