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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里，政治领域的事务都是由男性主导的。
在人类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女性并不被允许参与政治，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才开始推动女性拥有投票权。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只占据着25.2%的议会下院席位和21.2%的部长级政府职位，消除政界性别差距还需要95年。
只有政界拥有足够高的多元性，才能照顾到不同群体的利益，当半数人口排除在政府角色之外时，政府制定政策时更有可能缺乏女性视角的考虑。然而，缩小政界的男女比例差距，只是性别平等的第一步。
纵使女性能突破重重阻力在政坛占据高位，也不意味着更广泛化的女性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在英国两任女首相撒切尔和特拉斯的例子中，女性内部的阶层差异反而有时会进一步加剧。女性政客注定指向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吗？答案或许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类男性的女人”是怎样产生的？
“多穿穿裙子，把裤子都留给克林顿穿吧！”“她应该把自己的女性之美当作提升形象的机会，而不是老想着展现自己的政治才能。”意大利时尚女王多娜泰拉·范思哲（Donatella Versace）曾如此为希拉里·克林顿提出建议。
想成为女总统需要做到什么？首先，要走好性别表达这条危险的钢丝线。一方面，政坛女性一旦流露出太多“女人味”，很容易被人怀疑工作能力不够合格，或者陷入充满男性凝视的八卦议论之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教授范族南（Van Zoonen）发现，在政治娱乐化的现实中，女性政治人物经常被当作明星甚至模特对待，她们的时尚品味与私人八卦更受人关注，从政过程却被“琐碎化”（trivialization），少有人在意她们的政治主张以及工作贡献。
2008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访问挪威时身着蓝色低胸晚礼服，一改多年西装形象，全球媒体几乎都在关心她的衣服，同时却又嘲讽她是“大规模分散注意力的武器”。芬兰总统马林的私生活日前也引发诸多关注，她在朋友派对上跳舞的视频被大量转发评论，面对着从私生活不检点到有损国家形象的揣测和指责。在这之前，马林激起媒体关注最多的一次是她穿着略显性感的深v西装拍摄杂志封面。
如果尽量抹除女性政客的女性特质，结果会不会不一样？答案是，她们更容易遭到外貌羞辱，被讥讽成“男人婆”，默克尔就是一例。她被嘲笑西装二十年不变，德国蒂宾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加布里埃尔·阿贝斯（Gabriele Abels）注意到，为了迎合公众对“女总理”的期待，造型师为默克尔的外形做出了更“女性化”的调整：
“别看她现在也还是永远都只穿一个款式的衣服，但起码颜色要活泼明亮多了；她化淡妆，一些场合她也戴珠宝，尽管也还是同一款。这些年来，她的造型师在她能容忍的范围内做出了一些女性化调整。但就她个人性格来说，她对这些没有热情。”
除了对外貌形象的苛求，女政客一旦表现出和男性相当的主动性与攻击性，更容易产生咄咄逼人、过于强势之感。人们对政治辩论里女性插话的容忍度明显更低，即使研究显示，男性插嘴的平均概率是女性的两倍多。在《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英国记者卡洛琳·佩雷斯举出了多则案例——现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曾在一次问答会上打断了美国司法部长兜圈子式的发言，她的提问方式被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警告，并两次反过来中断她说话，但哈里斯身旁一位同样做法的男同事却无人指责，只有她被认为歇斯底里。一名欧洲议会议员曾说：“如果一个女人在议会中大声说话，人们会用手指指着嘴唇‘嘘’一声，把她当小孩看。当男人这么大声说话时，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
康奈尔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凯特·曼恩在《应得的权利》一书中也提到，女性政治家显露的特征更容易被认为是负面性的。同样是生气，女政客生气会强化女性更情绪化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质疑不适合肩负重大责任，但人们往往觉得生气的男政客很真诚。如果缺乏关心体贴的气质，女政客也会激起公众更大的道德愤慨，相关研究对解释为：冷漠无情对女性而言是一种违反规范的行为，对男性则不是。曼恩在书中写到，“有这样一种预期：通常而言，女性比男性更亲近社会。因此，女性一旦偏离了所谓的‘道德’立场，都会让我们更加惊诧。”
于是，女政客既需要如男性般主动出击，又不能显得歇斯底里，还要利用女性身份展现特有的权力柔化与母性形象，表现出擅长沟通、同情、亲和的特质。正如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婉莹所言，政坛女性领袖需要在社会预设的阳刚男性气质与阴柔女性气质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个“类男性的女人”。撒切尔夫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点，她的头发、衣服、手提包总是经过形象顾问的严格检查，她会一边柔化发型，一边降低声调，让自己显得既平易近人又具有权威感。
女政客为何不支持女性权利？
“玛丽莲·梦露的嘴唇与卡里古拉（古罗马暴君）的眼睛。” 1984年，当法国总统密特朗因欧共体预算问题同撒切尔产生争执时，他如此形容这位英国历史上颇有权势的女性。
除了性感的嘴唇，撒切尔夫人还有许多东西被人们津津乐道：议员艾伦·克拉克对首相问答印象最深的是她“美好的脚踝”；媒体关注她的手提包款式，并评价其执政是“用女士手包打做坏事的人”；访问澳大利亚时，新闻记者如此写道：“50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身材苗条，有着被英国气候所掩盖的桃色和奶油色肤色，不讨厌她的政治立场的澳大利亚人毫无疑问会对她发出‘哇哦’和‘啊’的声音。”
面对着一系列男性凝视与性别歧视话语，撒切尔却并没有因此更关心女性权益。她在担任首相的11年中只提拔了一名女性进入内阁，撒切尔的名言是“女性主义是有毒的”以及“我不欠妇女解放”。
和撒切尔一样，许多女性政坛领袖都曾强调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默克尔虽未曾明确表示，但性别议题从未进入她的议程。阿贝斯注意到：“她从政这几十年来，一直非常刻意地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从来不赋予这个身份任何关注或意义。这与她的东德背景有关，当然也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件事对我所选择的职业和我在公共领域扮演的角色来说无关要紧。’”阿贝斯认为，默克尔很明白，“德国总理自认为女权主义者”这样的头条，会在德国国内尤其是政党内的保守派中掀起巨大波澜。
这些做法无疑都夹杂了女性政客对支持率的功利性考量。佩雷斯提到的研究发现，白人男性领导人会因为倡导多元化而受到嘉许，女性和少数族裔领导人却会因此被惩罚。“其部分原因在于，通过倡导多元化，妇女和少数族裔让白人男性意识到，这些妇女和少数族裔领导……真的是妇女和少数族裔。”美国总统参选者桑德斯就曾嘲讽道，希拉里的全部拉票不过是在说“投我一票，我是女人”，但实际上，希拉里为防止丢掉男性选民，对“女性主义”的使用非常谨慎。美国媒体Vox曾对她的演讲词频进行过分析，她提到“就业”近600次，种族主义、妇女权利和堕胎只提到几十次。
一个女性地位优越，不等同于女性群体获得福祉；政治领袖性别为女，也不意味着女性权益一定能得到更多关注，有时候甚至恰恰相反。她们拒绝与底层女性群体共情，甚至更方便地利用自己的性别身份，制造难以撼动不公结构的女性独立话语，父权式的成功标准被直接挪用，女性被鼓励拥抱自我赋权与个人选择，性别集体正义被忽略，结构性压迫也因此合法化，这反而让女性状况更加糟糕了。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奠基者，撒切尔夫人在执政期间致力于促进私有化、削减国家福利，认为成功来自个人的努力工作和勇气决心，这套观念为原子化的女性独立叙事提供了生长空间。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鼓励女性自我优化、对自己的幸福承担全部责任，有效地遮蔽了社会应提供的支持与保障。撒切尔在任时期施行的福利削减制度对未婚女工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女性群体更有可能从事兼职工作，并依赖福利支持家庭。大多数女性并不拥有她的特权，在政策实施后陷入贫困，英国男女工资差距进一步增大。
“不应该仅仅因为她是女性而被视为推动女性主义事业。今天，真正危在旦夕的事情必须超越女性领导力的问题，并质疑领导力本身的整个概念。”在特拉斯当选新首相时，东英吉利亚大学讲师苏菲·布朗（Sophie Scott-Brown）如此评论道。诚然，女性领导者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增加了性别可见性，让人们意识到很多职位并非男性专属，然而创造更加性别平等的社会，我们要做的可能比单单支持一个女性政客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看不见的女性》 [英]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著 詹涓 译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应得的权利》[澳]凯特·曼恩 著 章艳 译 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