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概念最早出现于《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作者Polanyi 指出人类经济行为并非独立于其他领域，而是嵌入在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之中。“嵌入性”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解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具有开先河的意义，但Polanyi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进行阐述，并没有深入研究具体的嵌入过程和规则。

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嵌入性理论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随着组织网络的出现和盛行，才逐渐有学者将其应用于社会网络、组织发展和战略联盟等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Granovetter 对“嵌入性”概念的重新界定最具有代表性，并最先提出以网络嵌入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社会现象。

Granovetter比较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个体行为出发点的差异:经济学思维下经济个体具有自由意志，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个体经济行为不受社会环境影响，即“低度社会化”；社会学则认为经济个体对外界的意见十分敏感，其行为完全受社会价值与规范的影响，即“过度社会化”。

针对上述两种倾向，Granovetter提出企业固然进行着理性的经济决策，但无法独立于社会环境(包括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历史环境等)之外，而是嵌入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其经济行为受到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因此，企业自身的理性决策、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和其所嵌入网络的整体结构都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Granovetter的研究为嵌入性理论的发展与突破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嵌入性”逐渐引起关注，学者们开始把“嵌入性”纳入到社会网络研究范畴，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成为社会学、经济学与组织行为研究的桥梁。Uzzi 明确地将“嵌入”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经济行为的过程，包括企业所处的网络结构以及与其他企业的互动关系状况，这些因素决定着企业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和机会的多少与优劣。

而现实中，嵌入关系不仅仅体现为组织间的业务联系，还包括更多具有人情味的社会因素，并且富有嵌入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因行动者间高密度的信息传递、信任和共同解决问题三个方面的特征而具有强劲的竞争力。

国内学者许冠南认为，可以从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个体彼此间关系来定义网络嵌入性，它影响和决定着同一社会网络内不同个体所能获得的信息和资源的类型。赵炎和郑向杰认为嵌入联盟网络的企业可以直接或间接的从联盟伙伴那里获得所需要的知识、信息和资金等创新资源，并需要针对网络嵌入程度、嵌入方式等问题展开关系管理。

从嵌入性概念的起源和发展来看，虽然学者们所提出的嵌入观点各有不同，但都与Granovetter的研究一脉相承，共同揭示了网络嵌入性的本质:企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特定的社会网络中，其行为和绩效会受到该网络特征的影响。

网络嵌入性的维度划分

随着网络嵌入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基于各自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背景对网络嵌入进行具体解构，提出了不同的划分方法。

网络嵌入性维度的不同划分方式极大地丰富了网络嵌入理论，其中，Granovetter将“嵌入性”分为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成为网络嵌入理论研究最经典的分析框架，并在创新网络嵌入性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结构性嵌入是指行为主体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联系而形成的网络结构以及其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可以通过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等结构性指标进行衡量；关系性嵌入是指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特定的关系网络之中，受到网络关系特征的影响，可以通过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关系持久度等指标进行衡量。

可以看出，在对“嵌入性”概念进行定义时，也是从网络的角度对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进行界定，简而言之，是从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直接联结关系的角度定义了关系性嵌入，从网络中行动者在整个网络中的结构和位置的角度定义了结构性嵌入。

此外，基于Granovetter的研究，Zukin和Dimaggio 对嵌入性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依据社会情境中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因素将嵌入性划分为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社会嵌入和政治嵌入。Nahapiet和Ghoshal 则认为企业间或企业内部与企业间的交流会引发认知层面的联系，进而影响经济行为，因此，基于Granovetter的研究，他进一步提出了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认知性嵌入的三维度划分方式。

Andersson等根据合作关系内容，从价值链和企业内部运营的研究视角将“嵌入性”划分为业务嵌入与技术嵌入。Hagedoorn根据企业间合作层次的不同，将“嵌入性”划分为环境嵌入、组织间嵌入和双元嵌入。彭伟和符正平按照集群边界将产业集群网络嵌入划分为本地网络嵌入、超本地网络嵌入。梁娟和陈国宏则从关系嵌入、结构嵌入、知识嵌入三个维度来度量产业集群知识网络嵌入。

网络嵌入理论在创新领域的应用

近年来，网络嵌入性理论在企业创新领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且大部分研究证实网络嵌入性与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Dyer和Singh认为网络嵌入有助于企业借助联合学习与知识互动获取互补性资源，进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同样，任胜钢等也认为企业能够利用所嵌入网络的关系资本和结构优化，汲取创新资源，促动企业技术创新。

Gnyawali和Madhavan 进一步证实处在网络结构洞位置的企业能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信息与资源，比其他企更具竞争优势。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弱关系嵌入能获取更多新颖的外部资源，从而促进企业能力和绩效的提升。但大部分学者的相关研究结果证实，强关系嵌入可以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减少交易成本，获取和吸收更多外部互补资源，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即网络嵌入性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添加中介变量或者调节变量，例如:组织间学习能力、知识获取、吸收能力、环境不确定性、网络能力来分析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此揭开网络嵌入性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由此可见，大部分学者都关注到网络嵌入性所带来的知识效应，从知识层面探究网络嵌入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战略联盟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合作模式，战略联盟网络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当企业嵌入在由联盟成员共同构成的网络中时，该类型网络就被称为战略联盟网络。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战略联盟网络对于企业创新绩效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探讨了不同的战略联盟情境下，企业的网络嵌入特征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理。目前，大多数研究是从联盟网络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两个角度探索联盟网络嵌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这两个嵌入特征决定了企业在联盟网络中所能获取和配置的资源数量与质量，进而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例如，李晨蕾等认为国际研发联盟网络密度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共同认知强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李奉书和黄蜻涵提出企业通过强连接、高度信任、共同认知等不同的网络嵌入途径可以获取和利用联盟伙伴的知识与技术，从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Huang等提出网络关系性嵌入增进了合作伙伴间的信任，使得企业获得创新合法性，进而能够获取和分享更多高质量知识与信息，从而实现激进性创新绩效的提升。

从上述理论回顾可以看出，网络嵌入性理论为联盟企业间的复杂联系提供了完整清晰的逻辑分析框架，为企业创新行为和联盟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但现有网络嵌入研究主要围绕一般的创新联盟展开，涉及技术标准联盟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当企业加入多个技术标准联盟时，企业将嵌入到更加复杂的网络结构和关系之中，那么，应该如何定义标准联盟网络嵌入?企业如何通过标准联盟网络嵌入获得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绩效?

基于此，将网络嵌入研究拓展至技术标准联盟情境，以网络嵌入理论作为标准联盟网络中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研究的直接理论支撑，探究联盟标准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网络影响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