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科技生产力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中成为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无论是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抑或是大量学术论文中均可得到印证。可以说，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主要是“科学技术生产力”已基本达成共识。

也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生产力促动效应的肯认，因此招致了来自西方学者的批评与诘难，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强科技决定论者，只见生产力而不见自然的生产力理论存在着生态学的理论空场，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恰恰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意蕴，称之为“生态生产力”，而且它还贯穿于他们生产力观的始终，构成了其生产力观的一条隐性线索。生态生产力作为一条隐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为生态生产力与生产劳动、生态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生态生产力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首先，从生态生产力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来看，生态生产力主要体现为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思想，构成了社会物质生产与发展的天然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里，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生产力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始至终都将生产力理论建立于外部自然界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生产力观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

长期以来，大量的学术著作、教科书以及学术论文对生产力的认识皆大同小异，即将生产力视为“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这个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直接影响了学术界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的正确认知，即认为他们的生产力观根本不存在生态意蕴或生态向度。

这是因为，这个定义尤为突出了生产力概念中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而且强调的只是人对外在自然界的控制、征服与改造，却将社会生产力得以产生与持续发展的自然根基完全阉割掉了，“似乎‘生产力’仅仅是指‘社会生产力’”，因而也就严重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生产力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外部自然界是人类生命存续和物质生产发展得以存续的首要前提与天然根基，并将“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诸发展阶段，尽管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但总体来说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同情共感。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过分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生产成为人的目的，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聚建立在对人极度剥削的基础上，人只是作为生产的前提条件和手段而存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过分追求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化，不仅使劳动者深陷于异化劳动的痛苦之中，更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资料（外部自然界）从工人那里被剥夺的程度，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和疏离。

人与自然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家与自然的异化。在资本逻辑的策动下，凭借着强大的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开发，素被尊崇的自然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将自然视为完全缺乏内在价值的、可以任意拆分与组合的僵死之物，仅仅作为一个天然资源库成为依据资本增殖而加以任意使用、开采和破坏的客体，不仅对自然界造成了毁灭性的损伤，也破坏了生产力增长的天然物质根基。

正如恩格斯在谈及英国煤炭业发展受限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森林砍伐殆尽，木炭越来越贵，产量越来越少。”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倡导人类合理有度的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他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在这里，恩格斯启示我们，保护自然就是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二是劳动者与自然的异化。自然界是工人生活资料的直接来源，离开外部自然界，工人的生命存续、生产活动都将无从谈起。正是由于资本家无止境的攫取物质利益和片面发展生产力加剧了工人与外部自然（自身的无机身体）的异化，以致工人越是拼命生产，越是努力占有生产生活资料，也就越是加速丧失自身的生活资料、劳动对象，以致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与外在自然处于持续的对立状态。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过分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生产力片面发展，造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在资本逻辑增殖理性的策动下，资本主义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利益，不断扩大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价值的生产，因而就需要不断扩大对外部自然开发的程度和规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大量自然资源与能源的投入、消耗为代价的，这必然造成大量自然资源与能源的过度浪费以及生产废料的大量过剩，从而必然造成社会生产发展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断，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在该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差不多每十年就要遭受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不仅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而且大量产品在没有销路的情况下被销毁，这不仅浪费了大量自然资源也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所造就的巨大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达到了同它的外壳不相容的地步，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生态性这一痼疾，必然超越自然所能承载的极限，无论其在生产中如何节约，都无法逆转这一不断衰退的趋势，从而必将被一种绿色的生态化的发展方式所取代。

最后，从生态生产力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来看，生态生产力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必然路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的对象化活动还远未触及自然界承载力的界限，因而处于自然依附状态下的人与自然总体上保持一种和谐状态。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量占有与消耗自然资源基础上所造就的巨大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力），虽然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创造了条件，但其非生态性的生产方式终究无法消除生产力发展永恒的自然限制，因而人与自然只是处于一种“虚幻的共同体”。

在“虚幻的共同体”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相互交织，所以资本主义非生态性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并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解放，至多是实现人的某种意义上的相对自由。因此，马克思一面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一面提出了我们称之为内含着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独特理论视角和理论进路的生态生产力思想。

在“真正的共同体”形式下，人类将摆脱资本逻辑下的异化需要，并以自身的真实需要调节社会生产活动，从而在社会生产与生态保护相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可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真正解决，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而生态生产力恰恰构成了通往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逻辑中介和现实道路。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生态生产力与生产劳动的关系，还是从生态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抑或是从生态生产力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来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技生产力作为他们生产力观显性逻辑线索的论述中，始终暗含着一条贯穿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隐性逻辑线索——生态生产力，并拥有其基础性的、核心性的地位和作用。所以，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内在逻辑线索。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驳斥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批评指责，突显了他们生产力观的科学性、革命性、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