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建新

告别宴上，周恩来指示送书给美方翻译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启了“改变世界的一周”。几天后的2月28日，《上海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这一事件也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

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美方的首席翻译是理查德·弗里曼(现译名为傅立民，后任驻华公使)，中方则安排了冀朝铸担任尼克松的翻译，章含之担任尼克松夫人的翻译。经过协商，双方会谈时主要用中方翻译，美方的翻译就坐在尼克松后面旁听。据章含之回忆，有一天尼克松总统向周恩来总理含蓄地提出想和自己夫人换翻译，说冀朝铸虽然工作出色，但是“个头和我差不多高”，不如女翻译有助于总统的“公众形象”，于是，她和冀朝铸很严肃地商定，“北京的宴会翻译还是冀朝铸，离开北京就换成我。所以大家看到后来在杭州和上海的宴会翻译就成了我。”

据章含之回忆，有一天谈判的时候，尼克松讲了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我认为我们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利益上是parallel（中文意思为‘平行’）。”当时我方的翻译就翻了：“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是平行的。”按理说，这样翻译从字面上看没有大的问题。可是，坐在尼克松旁边的翻译弗里曼却突然说：“总理阁下，我能不能作一点评论？”周恩来感到有点奇怪，说：“好啊，你有什么评论？”弗里曼说：“我认为贵方翻译刚才翻得不够确切。”其实周恩来总理也懂英文，于是问道：“怎么不确切？”弗里曼说：“贵国翻译把我们总统的话翻成‘我们两国的利益是平行的’，‘平行’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永远不相遇的，就像是双杠，双杠是两条杠子，永远不会碰在一起的。我们总统的意思是，两国虽然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方向，但是最终是有共同点的，所以用‘平行’这个词不合适。”周总理很有兴趣，“那按你说应该怎么翻？”结果弗里曼说：“如果我来翻的话，我会说我们总统的意思是我们两国的利益是殊途同归的。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最后汇集到一起。”

◆弗里曼（傅立民）陪同尼克松访华期间在明十三陵留影。

当时的中方翻译是谁，章含之没有说，只是说“当时不是我翻的，是另外一位翻译”。“我当时在旁边也想不出来。”总之，不管是谁，中方在场的翻译都没有想出比“殊途同归”更恰当的词语。这件事在当时无论是周恩来总理还是在场的中方翻译，触动都非常大。章含之为此而感慨：“‘平行’是很简单的词语，初中生学英文也会说‘平行’，但是要翻出‘殊途同归’，没有经过一定的文化训练，可能就翻不出来。这件事情当时让我们中国的翻译挺受刺激的，因为本来我们特别自豪用我们自己的翻译，结果被一个美国翻译当头给了一棒。”

过了两天，到了上海，在2月27日的告别晚宴上，当时《上海公报》已经签署，大家都非常高兴，气氛很好，因为在此前的翻译中，周恩来发现弗里曼的中文特别好，就在宴会上表扬他，并问他在哪里学的中文，结果弗里曼说在台湾。周恩来当时就很感慨。后来，周恩来指了一下旁边的章含之对弗里曼说，“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是位大学问家，82岁完成一部巨著《柳文指要》，我现在让她送你一套。”章含之后来回忆说，当时周总理还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想她看不懂她父亲的东西，你看得懂。”而章含之当时的感觉是，“总理给我当头一棒”。据说，弗里曼当时对周恩来说的《柳文指要》很感兴趣，宴会结束时还很认真地提醒章含之，期待明天登机回美国前能拿到这部书。

既然总理发了话，所以2月27日晚宴后，章含之找到上海外办主任冯国柱求助，开始时一无所获，整个上海找不到一部《柳文指要》。而弗里曼翌日上午就将随尼克松回国，时间紧迫，大家都急坏了。后来还是从参与接待工作的朱永嘉那里搞到一部，据朱本人说，“那时《柳文指要》在上海只有我手头有一本，我这本是张春桥特意转给我的”。朱永嘉当时是在上海市委写作组，2月27日、28日那两天，临时被抽来担任上海方面的新闻发言人。那部《柳文指要》则由弗里曼带回美国，现珍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那么，周恩来为何要送一部《柳文指要》给美方翻译呢？接下来，笔者就结合时代背景做些客观解读。

送书背后的多重用意

其一，出版《柳文指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推动出版工作的一项举措。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是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交往密切。1949年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章士钊75岁开始撰写《柳文指要》（以下简称《柳文》），历时十年，完成百万字，主要内容是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生平和思想。这部古籍研究专著能在当年顶住康生的压力，由中华书局出版，可谓是个奇迹。在当时，只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的关心，才能使这个奇迹成为现实。

◆章士钊与《柳文指要》。

早在章士钊写作《柳文》时，毛泽东知道后便对章说自己也爱柳宗元的文章，要章将书稿送他先读。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柳文》初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柳文》，看得非常仔细，甚至对秘书的誊写错误都予以更正，并写信给章士钊说：“看了，引人入胜，希望下部写好，及时送给。”下部看完后，毛泽东又给章士钊写信说：“……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果不其然，“友人”康生读后认为，“此书也有缺点，……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出版因此受到阻挠。据章含之回忆，章士钊为此写信给毛泽东，“促使毛主席下指示由中华书局立即排印《柳文指要》”。

1971年4月和6月，周恩来在两次接见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都详细询问了《柳文》出版情况。第一次接见时，他强调：“老年人写古人，算是晚年的一个大著，印好一点，可以。”“如这本书出得还像样，可看出我们对旧的东西不是一笔抹煞。”第二次接见时又强调：“快一点印出来，章士钊还在生病，印出来让他看看，也算是他最后一点贡献。”

10月7日，周恩来对《柳文》批示：“同意，即行付印出版。”在周恩来多次过问下，此书终于由中华书局在10月底出版。全书120余万字，分为14册，线装三函，共印3000部。据章含之回忆：拿到新书时，章士钊激动得两手都发颤了。此时，章士钊已是90岁高龄，兴奋之余，专门仿陆游诗作了一首七言长句。后来章自费购书百部，又让秘书买来红纸并裁成小条，他亲笔题字后贴在扉页上，分赠毛泽东、周恩来及同仁、朋友。章士钊送给毛泽东的那部《柳文》，毛泽东时常翻阅，逝世时还放在卧室的书架上。中华书局按惯例呈送他的那部《柳文》，他于1972年初转送给了女儿李讷。

当时，《柳文》能够出版，确实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其实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落实政策、恢复出版工作、重新贯彻双百方针的一项举措，是由毛泽东亲自抓的一个典型，目的是用来推动当时几近枯竭的出版工作。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接见出版口的领导小组，对出版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提到：青少年没有书看，旧小说不能统统都作“四旧”嘛。3月15日至7月29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期间，周恩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并强调：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

尼克松来中国前的1972年2月11日，周恩来、李先念召集国务院文化组（“文革”中，文化部被撤销，其代行原文化部职能）组长吴德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会，对发行四部古典小说，只卖给中国人，不卖给外国人的办法提出了批评。

此种情势下，周恩来指示将《柳文》作为礼物送给美方，其用意不言自明。同时，他还将《鲁迅全集》作为国礼送给了尼克松。

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访华结束后的1972年4月中旬，《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四部古典名著共印20万部，公开发行。

其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鞭策外交部的翻译人员。

对于传统文化，周恩来向来主张全面地辩证地予以继承发扬，他说：“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然而众所周知，“文革”开始后不久，“破四旧”运动兴起，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冲击和摧残，这是周恩来所不愿看到的。所以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周恩来尽可能地减少和纠正“文革”的错误，尽可能地保护了一批又一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章士钊也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文革”以来对传统文化和教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始终是无法消除的。

因此，在中美双方翻译交流的过程中，针对中方翻译暴露出来的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短板，周恩来和在场的翻译都是心知肚明的。“触动”“受刺激”，可以想象，作为大国总理，面对这种局面时的心情应该是十分复杂的。

另据章含之回忆，当周恩来得知弗里曼的中文是学于中国台湾时，十分感慨，甚至对在场的中方翻译表达过台湾地区的传统文化要比大陆保持得好的意思。感慨归感慨，周恩来马上推介一本大部头的《柳文》给弗里曼，其意思无非是告诉美方翻译，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真正继承者都在大陆，因为《柳文》是章士钊用古文写的，这就是周恩来的智慧。

那么，周恩来为何不自己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非要章含之找一部书送给弗里曼呢？其实，看完他对弗里曼说的“我想她看不懂她父亲的东西，你看得懂。”这句话就能理解了。周恩来其实是在鞭策章含之等外交部翻译人员，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外交无小事，“翻译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周恩来分管新中国外交26年，他亲自指导翻译工作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

其三，心系祖国统一大业。

众所周知，作为教育家和政治家的章士钊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1949年以后，章士钊仍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活动，同毛泽东保持着坦诚沟通，良好互动，同时彼此又掌握着分寸。

正是基于这样的关系，章士钊游走于北京和香港，同过去故旧保持着正常交往，作为老派人，章士钊写的一手好的古诗词，经常同香港、台湾的故友进行诗文唱和，这也为他做两岸沟通工作提供了便利。因为章士钊在中国革命和民主建设中的政治地位，同各派政治势力的融洽关系以及他同毛泽东的私谊，1949年后，在两岸三地的沟通中，章士钊成为一个重要人物。1956年、1962年、1964年，章士钊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联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

台湾问题一直备受毛泽东关心关注，特别是进入晚年，他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1972年2月，毛泽东在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他十分赞赏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也确立了双方建交的原则，其中包括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从此，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的改善当做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次契机：既然跟美国总统都可以谈，同蒋介石更可以谈谈。

应该说，《柳文》的出版，给章士钊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安慰。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他向身边的人谈了去香港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心力的念头。关于这段历史，据章含之回忆：“我确实很怕父亲经不起旅途劳顿，但看来毛主席支持父亲的想法，最后主席请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在保证父亲健康的条件下送父亲去香港。此事实际上就按毛主席的意思定下来了。我转告了父亲，他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

1973年5月，在尼克松访华一年后，92岁的章士钊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带着毛泽东的殷殷嘱托和热切期盼，再次赴香港。一个多月后，这位爱国老人病逝香港，也把未竟的事业留给了后来者。

假如熟悉台湾的弗里曼读了《柳文》，或者真正关注了这部书的作者章士钊，他是否能明白1972年的那场宴会上，周恩来专门向他介绍“大学问家”章士钊的用意呢？

笔者目前没有看到关于弗里曼读过《柳文》的资料，事实上，当年周恩来指示送《柳文》一书给他，还是起到了加强中美友好交流的积极作用。2022年2月，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际，弗里曼在华盛顿外交学院发表了一篇线上演讲，呼吁美国不应错误定义对华政策，而是应该专注于提升自我竞争力。他认为，“美国一直是挑起中美冲突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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