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新闻 记者 徐雪纯 王好 实习生 冯前

近日，“安徽省3年内就业率未达60%的专业停招”这一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起网友热议。安徽省政府印发的《深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改革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中明确，控制社会需求不足、就业去向落实率低的学科专业招生规模，连续3年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60%的专业将暂停招生。

安徽省为何出台该项举措？以“三年”“60%”为硬性指标是否合理？从目前的就业形势来看，哪些领域或具体专业有停招风险？高校专业设置如何才能更加科学、合理、规范？

就业率挂钩专业设置

倒逼高校摆脱路径依赖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高校对专业设置进行优化调整并非鲜见。

根据《教育部关于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显示，这5年间（2017年至2021年），共有2346个本科专业被撤销，涉及627个院校。而仅2021年度撤销的专业就达804个，也是五年来撤销专业数量最多的一次。

高校为何“壮士断腕”，在学科规模上主动瘦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于生源不理想以及相关专业学生难以适应社会需求。

“从学生角度来说，如果这个专业就业率过低，相应地，报考的学生也不会多；而报考的生源少，则导致招不足学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循环。”储朝晖认为，若一个专业确实难以招生，而毕业生的就业又成问题时，就应该减少招生以及调整招生方向。

“就业是人才培养链条的输出端，就业率自然就成为了评价教育服务供给是否有效的最为直接的检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张伟表示，就业是每个学生基本完成社会化独立个体成长，学以致用、服务社会，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必经渠道，也是衡量教育获得感强弱的集中体现。若有一些专业连续多年就业率皆不理想，那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对于学生而言也是必要的。

高校里的招聘会　图源：新华社

也有不少网友提出质疑：划定“60%红线”是否合理？其实，这并非安徽省的创新做法。

教育部早在2011年就提出，将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江西省教育厅也出台过类似的举措，今年5月31日，在其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指导办法（试行）》中提出，对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50%的专业点，给予黄牌提示，相应扣减高校招生计划；对连续两年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50%的专业点，给予红牌警示，责令其停止招生。

“我个人认为‘3年内就业率未达60%的专业停招’的这个基准并不苛刻，三年的时间实际上提供了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一个缓冲期。”张伟分析称，尽管就业问题是一个涉及政府、学校、市场、经济等多方因素的系统性问题，相关各方应各负其责、各尽其力；但就学校办学而言，若三年都不能逆转这样一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所涉学校在相关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就业管理等改革推进较为落后或迟滞，未能有效地对接与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发展与外部环境压力，特别是人才市场需求变化。

张伟进一步指出，教育管理部门出台这样举措，势必产生一种倒逼效应，促使学校在办学与治理过程中更好把握教育的“服务”属性与功能，突破人才培养传统范式的路径依赖，面向外部需求和学生需要求新求变，更好地为学生发展服务、为用人单位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应用型学科反“亮红灯”

专业调整如何适应发展新需求

那么，哪些专业有“亮红灯”的风险？

记者注意到，2020年安徽省高校初次就业率低于60%的本科专业共有10个，分别为法学58.89%、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56.06%、信息工程54.00%、贸易经济50.79%、阿拉伯语50.00%、雕塑50.00%、金融学(国际金融)47.46%、国民经济管理44.19%、英语(翻译)33.33%、金融学(农村金融)0.00%。

“和大家想象的不同，有暂停招生风险的并非文史哲这样的纯文科专业，反而更多的是一些应用型的社会科学正在面临就业困境。”在张伟看来，面对时代的急剧变化，高校需要勇于突破传统的框架范式，加大学科专业建设改革创新，探索开辟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就业等教育治理能力与教育服务供给水平，提升教育支撑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局和需求分析报告中也提到，毕业生人数在全省毕业生人数排名为第二、第三、第四的管理学类、文学类、理学类三个门类对应的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分别排在第七、第十和第九名。学科专业毕业生数量与其初次就业率排名不成正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学科专业的发展可能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各高校应谨慎新设相关专业点，调整专业布局。

2021年安徽省普通高校各学科门类本科毕业生人数分布（人）　图源：安徽省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出台这样一个改革举措，对学校办学和学科专业建设加以引导与监管，都是合理的正当的，是政府履职的一种积极作为。”张伟表示，这和我国国情和教情密切相关，政府作为教育公共服务的宏观管理者，通过立法、规划、拨款、政策、评估、监督等管理工具对学校依法自主办学进行统筹、组织、协调、引导与监管，是我国教育体制的内在规定与应有之义，也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需要的，应该得到支持。

不过，《方案》的出台也引发了一些担忧。有观点认为，此举可能影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特别是专业设置权。也有人担忧，冷门专业的设置也许会受到进一步的压缩。

储朝晖认为，管理者是从可操作性角度考虑，确定了“就业率不低于60%”的红线，但严格来说，单以这一指标为专业“定生死”，并不完全可靠。专业设置还是应当由学校主导，依据就业、招生各方面状况综合评估，才更为合理。

此外，近年来部分高校为了数据好看，出现了强迫、诱导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将发放毕业证、学位证与就业签约挂钩等现象屡见报端。“60%红线”的设立是否会让“被就业”愈演愈烈？张伟表示，任何一项改革举措的出台与相关主体具体实施推进，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环节，两者之间能否衔接一致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学校依法办学合理办学的自律性、提升办学治理能力的自觉性非常重要，也是杜绝各种实践“乱象”的关键因素。当然，任何一项改革举措在推进过程中都会出现新的问题，政策制定时能够借鉴、能够预测的实践素材与实际情形不可能是完全的充分的，因此，在将就业率与专业设置挂钩的同时，有必要结合实际适时地进行政策调试，确保政策制定初衷与目的不会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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