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除去了历史对于人的规定，亦即对于人的区分。不仅如此，后现代还消除了现代对于一个未来的人的期望。现代的人的区分不是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是一个将来或未来的人和自身相区分。

■ 文| 彭富春

在世界整体之后，现代思想形成了语言整体，亦即所谓的后现代，其问题在于：谁在说话？

后现代除去了历史对于人的规定，亦即对于人的区分。不仅如此，后现代还消除了现代对于一个未来的人的期望。现代的人的区分不是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是一个将来或未来的人和自身相区分。

对于后现代而言，这种未来的区分也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其流行语所说：“没有未来”。由于没有规定，理性得到了彻底的清除，此外，存在也不复存在，其核心只是语言问题。

博德尔将后现代的语言整体划分为三个维度：首先是无原则的或者是多原则的思想（德利达，福科，梅罗－庞梯），它们将语言的无规定性形成了主题；其次是结构主义的思想（雅科布森，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它们从纯粹语言学越过符号学并扩展到人类学，以期找到语言的结构；最后是语言分析的思想（赖尔，奥斯丁，达米特），它们对科学语言，日常语言等等形态划定了其界限。

在这三个维度中，不仅理性和存在的规定性被排斥掉，而且“思想的事情的规定”这样一种思想结构也逐渐地萎缩。虽然无原则的思想仍然保持了“规定－思想－事情”这样的结构，但是，它的名字本身已经表明，它的规定性是无规定性。结构主义的思想则根本没有了规定，所以，其思想结构为“思想－事情”。

至于语言分析的思想不仅放弃了规定，而且也放弃了事情，所以，它的结构只是“思想”一个元素，因此，它才只是语言分析。上述三种思想中，无原则的思想是后现代的最重要的维度。

一方面，它们模拟了现代的核心思想，如德利达对海德格尔，福科对尼采，梅罗－庞梯对马克思；另一方面，它们的“无原则性”成为了后现代的最根本的特征。如果对后现代的问题“谁在说话？”进行回答的话，那么，这个谁正是那个无规定性的“它”。它敞开了一个无限幽深的领域。

本文选自《走出后现代话语——论博德尔关系构成的思想》，未完待续。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